当天晚上，我打电话约王莱出来喝咖啡，王莱屁股刚一坐下就说，“喝什么狗屁咖啡，你他妈的有事直说！”我说：“兄弟，看在党国的情份上，拉兄弟一把！要订报纸了，你帮忙做做你们公司的工作吧！”王莱有些犹豫，他说：“这事得高层领导说了算，要是前几年，我自己去说一下就行了，可现在……”我说：“张琳的干爹、你的老丈人不就是高声领导么！你要是不方便，让张琳去说一下，应该没问题的。”王莱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尽力而为，多了不也保证，200份还是有希望的。”喝了一会儿咖啡，王莱又说：“你那活儿又累，挣钱又少，干脆跟我炒股票吧！”我说：“你那儿有什么黑马？”王莱说：“还不是神州科技，我只炒这一只。”我说：“涨到那么高了，快跌了吧，小心破产。”王莱说：“放心好了，只要我还持有这只股票，就说明它没事儿。”
第二天下午，王莱就把6万块钱送来了。我特感动，关键时刻还得哥们！我从抽屉里拿出2000块钱，思考了一下，又加上1000，装在信封里递给王莱。王莱打开一看，随手扔在我面前，“靠！看不起哥们么！”
本来就欠你两万嘛！不过我只在心里说，没出声，把钱装了回去。
我说：“这200份报纸是统一送还是单独送？”王莱说：“统一送吧，地址就写朝阳街XX号。”我说：“那不是你的休闲中心吗？怎么不送到厂子里？”王莱说：“你盐吃多了？管那么多闲事干嘛？”我说：“不管啦，我要去胖子那里。”
第一次到胖子的办公室，才发现如此简陋。张胖子说：“太简陋了，别见笑！”我惊叹道：“到底是区长啊！太腐败了！这张桌子，应该是明代梨花木的，这个椅子，我看是檀香木的，都是古董啊！”张胖子也不说话，只是笑着听我损他。我又摸了摸那台电脑：“这应该是比尔盖茨用过的吧？”
说起订报纸的事，张胖子为了难，支支唔唔的，说现在报刊发行抓的很紧，宣传部刚开过会，要求确保公款征订党报党刊，他作为副区长，实在不好开这个口。我说：“我们的报纸也是党领导下的宣传舆论工具，难道成了后娘养的？”
张胖子说：“你那算什么党报党刊？整天发些女人生了四胞胎，男人长了三条腿的东西。现下除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众日报、烟台日报和求是、党员干部之友等有限几份报刊外，其他都不算，都不让公款订阅。区里还层层分了任务，哪个单位订什么报刊，订多少份，清清楚楚，作为政治任务来抓。这是政治任务，不能糊涂。”
我说：“那你们除了党报党刊，一份娱乐性报纸也不订？”张胖子说：“那倒不是。但本地还有烟台晚报、今晨6点，都能与领导拉上关系，都想挤进统一发行的大盘子，难啊！”
我实在没辙了，对张胖子说：“这样吧，凡属你帮我们订阅的报纸，每份你提成10块钱。”说完我先从包里掏出5000块钱。
张胖子推辞着说：“咱们兄弟们，不要这样嘛，这样就见外了，我尽力帮你忙就是了。”我说：“忙你得帮，钱你也得收，这算是预付款吧，你也不能空手套白狼啊。”张胖子说：“是是是，好处大家分嘛。这样吧，我找几个要好的派出所长聚一下，他们官小可权大，这5000块钱当作请客钱吧。”说完把钱放进抽屉里，起身给我泡了一杯茶。
钱真是好东西。张胖子帮了我很大忙，他找了关系较好的几个派出所长，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饭，在觥筹交错当中又认识了几个王胖子、孙胖子和杨胖子。许多的小企业、饭店、卡拉OK、旅店都订了我们的报纸，甚至有一位小姐也跑到站里来订报纸。
后来有一次遇到陈警察，他向我竖起大拇指：“我看你比张胖子还要厉害，你是国中有大鸟，三年不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说：“你又曲解拉，我是乌鸦不叫静悄悄，乌鸦一叫乱糟糟，惊动你们睡觉拉！”
陈警察说：“当然惊动人了，而且是上上下下惊动，现在没有不知道你们《南方快报》的。连我们辖区那从不读书不看报的老太太，也非要我帮她订份《南方快报》。我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订报纸干嘛？老太太说，瞧电视上那卖报纸的孩子被打成那样，看样是没爹管没妈疼的主儿，心疼死人了，我帮他订份报纸，也好让他挣点早点钱！”
我动用了一切关系网做报纸发行，进展不错。
在我的言传身教下，报纸发行量直线上升，但菇雪又眼泪涟涟地找我来了，说一家企业说破了天，也不肯订一份。
小菜一碟，我说。
把新闻采访的牌放在车前，开着那辆破桑塔纳，和菇雪一起来到企业门口。打开车门，我好容易才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地上污水横流，空中黄烟弥漫。我抓起相机就拍。
一个人走出来，厉声喝到：“拍什么！走！走！！再拍把你机器砸了！”
我迎上前去说，我们是《南方快报》中华环保万里行的记者。
他看了看我的名片，又看了看车上“新闻采访”的牌子，转身走了进去。
过了一会儿，一个大腹便便的人走出来，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厂坐一坐。
大腹便便自称是企业总经理，我说这厂子，是典型的乱排乱放，污染严重，我们中华环保万里行，在全国巡回曝光了100多家企业了，有80多家经中央领导批示，现在都关了。看大腹便便总经理疑惑的目光，我把几张照片拿给他看，那是历任中央领导阅读我们《南方快报》，或是到报社视察的照片。大腹便便总经理看后，肃然起敬，然后大倒苦水，说他也不容易，要给工人发工资，要养家糊口，要向国家纳税，还要打点方方面面的关系，恳求我们放他一马。然后送上一个纸包和2000块钱。我打开纸包一看，是两条蓬莱阁香烟，烟台当地产的一种烟，一条才100块钱。我说 “我不抽这个烟，操，你当打发要饭的呢”。然后从包里掏出一盒软中华，递给大腹便便总经理一支。
经理再三哀求，我总是不松口。菇雪就一本正经地说：“吴站长，他们这是民营企业，也不容易，看看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我说：“有什么办法？国家扶持民营企业，我们报纸经常登这些东西，我知道。可我也得有人扶持啊。”菇雪对经理说：“要不这样吧，你订我们几份报纸，咱们就算了。你没损失什么，还得到了精神食粮，多好！”胖子问：“这精神食粮多少钱一份？”我说：“不贵，一年300。”经理咬咬牙说：“那我订5份吧。”我说：“哪哪行呢，后面再加上零再乘以2差不多。”
一番讨价还价，我和菇雪走出厂子时，包里多了一张50份报纸的订单。
像大腹便便经理这样对新闻宣传工作者无比敬畏的企业老板终是少数。有一天和菇雪到另一家企业去。菇雪告诉我，这家企业老总姓孙，和记者站前任站长老万关系很铁，去年企业为每个职工都订了一份，一共400多份。我说，这可是条大鱼，别让别人钓走了。
企业很大，自我介绍一下，孙总也很客气，握着我的手说：“订报纸的事是小事，冲着老万的面子也得订，咱们先吃饭再说。”我说多谢多谢，但心里直犯嘀咕，老万被从烟台赶走，虽然不关我的事，但必定对我心存芥蒂，这顿饭恐怕不好吃。饭是在厂子的招待所里，孙总客套地说：“条件不好，吴记者多多包涵。”我说：“您客气了，叫我小吴就行了，您和我父亲一样大呢。”孙总就笑眯眯的了，开始介绍自己在美国的女儿和在清华读博士的儿子，我便频频表示赞叹。孙总就嘿嘿笑。老总不喝酒，陪客的副总和办公室主任陪喝。喝过半斤烟台古酿了，我看再这样喝下去，我即使倒在地上了，报纸也订不上一份。我沉不住气了，就借着敬酒的机会问孙总：“孙总，您看订报纸的事怎么样啊？”孙总说：“路遥知马力，喝酒见人品。咱们第一次吃饭，就看小兄弟你实在不实在，这样吧，你喝上一瓶，我就订200份。”我说：“君子一言！”孙总说：“驷马难追。”我高声说：“小姐，拿大杯子，倒酒！”
烟台人论酒量不如内蒙，论酒烈不如东北，但接待客人异常热情，在自己喝醉的同时想方设法让客人喝多。醉不醉，是衡量是否够义气的标志。
我酒量不是很大，发挥最好时，喝过两斤白酒，今天已经喝上半斤了，再喝一瓶应该没问题。我让小姐拿上个盛半斤酒的杯子，打开一瓶古酿，倒满后，一口气喝干，然后再倒一杯，又是一口干掉。我抹了抹嘴，说：“孙总，200份了。”孙总笑着说那是那是。
全场很静。小姐又打开一瓶，菇雪在一旁拉着我说：“别喝了吧。”我说没事儿。我又把两杯倒进肚里。
我看到眼前的东西模糊了，看到一切都在转，旁边有人拉着我，应该是菇雪。我什么也听不到。我说：“孙－孙－总，再加200份。”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时是在一个陌生的屋子里，响着轻微的音乐。我头痛欲裂，想从被窝中爬出来，刚掀开被子，忽然发现自己浑身上下光溜溜的。
菇雪从另一个房间走了过来，温柔地说：“你没事了吧？看你二虎（烟台方言，傻的意思）成那样，劝都劝不住。”我说：“这是哪儿啊？”菇雪说：“这是我家。”我说：“你把我弄到你家来干嘛？”菇雪撅着嘴说：“你以为我喜欢你啊！我又不知道你住在哪儿，总不能把你放街上呼呼大睡吧？”
我尴尬地笑了笑。菇雪说：“你喝完第四杯，就直接滑到地上了。孙总感动得要死，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歉意，说今年要订500份，当场让人开出支票。这不，支票我也带回来了。”
我笑了笑，说：“这不我醉的还物有所值嘛。”菇雪说：“呸，你吐得全身衣服没块干净地方了，连我也跟着遭殃。你的衣服我都洗出来了，也快干了，你先穿着我的睡衣吧。”就扔过来一件全是小碎花的睡衣。
我说：“你出去嘛，我要换衣服。”菇雪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身上的衣服都是我给你脱下来的，我还帮你擦了身子呢。”说罢就坐在床边。
我看着这个可爱的女孩，并不漂亮但充满秀气。她坐在我面前，可以看到她胸前那一对雪白的玉兔。我忽然冲动起来，抱住她，吻着她的唇。
菇雪没有反抗，她的舌头在我口中搅来搅去，双手在我身上游动着，让我心中的火焰愈燃愈烈。我把她的睡衣除下来，趴到她身上正待进入时，她说：“看你平时正人君子的，瞅也不睡我一眼，真以为你不吃窝边草呢。”
我忽然软了下来。
我想起父亲讲的一个故事来。
父亲给我讲兔子不吃窝边草这句俗语时，表情非常严肃，他说，就因为吃了窝边草，让我们吴姓家庭遭遇灭顶之灾。
我的老家是蓬莱县吴家庄，尽管叫吴家庄，但不知什么原因，吴姓渐渐凋零，到了我爷爷这辈，凋零到只有两户，爷爷和他的一个堂兄。吴家虽然人少，但堂爷爷家有近百亩土地，家境殷实，除了他的妻子早早去世外，一儿一女都出落得惹人羡慕。女儿长得漂亮，又考上莱阳乡师，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女秀才。
堂爷爷虽然家境好，但经常接济穷人，人也很开明。1936年许世友将军在延安批判张国焘的风暴中受到牵连，差点死于刀下，后来被毛泽东安排到胶东抗日，并于1940年10月来到胶东，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后任胶东军区司令员。1941年的一天，许世友将军来到吴家庄，召开八路军山东纵队战前干部动员会，我堂爷爷听了非常感动，当场献出一把歪把子手枪，并把唯一的儿子送入八路军。
但堂爷爷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就是喜欢女人，村里的女人差不多被他睡光了，用现在的说法，是横跨老中青三代。宗族矛盾、夺妻之仇和妒忌心理，以及在土改中的狂热交织在一起，贫农团把他活埋了。据父亲说，他死的很惨，脖子以下被埋在土里，仅仅头部露出地面，嘴拼命地张着，像夏天的狗那样伸着舌头，两只眼睛快要鼓出来了。他的女儿也被人以父亲病重的借口骗回家，被一帮人轮流奸污，最终发疯。唯一幸存的是他的儿子，派去骗他的人告诉了实情，我这位堂叔提着枪准备回家报仇，半途被抓了回来。连长知道事情真相后，半夜把他偷偷放了，让他赶快逃命，后来不知所终。
把吴姓大地主消灭了后，他们又把眼睛盯住了吴姓小地主——我的爷爷。幸亏爷爷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早在1944年至1945年席卷山东全省的双减运动与反奸诉苦运动中，他就敏锐地感觉到这场风暴将会是致命的，于是主动把家里最好的地献出来，只留下十二块，这才保住一条命。
童年开始，父亲就经常跟祖父去这十二块地锄草，但有一天锄完第十一块地后，他怎么也找不到第十二块地了，找了半天，才在他的草帽下找到了。
后来在电视里看到以色列土地换和平的倡议，并被人吹嘘为伟大的双赢之策，我说，呸，我爷爷50年前就土地换和平了。
我从菇雪身上下来，她惊讶地问：“你怎么了？”
我说：“对不起，我想回家。”
在洗手间里找到还湿漉漉的衣服，我换上衣服就出了门，背后传来低低的抽泣声。
对不起菇雪，我还想在烟台站混下去，谁让我们是同事呢。
第二天早上在单位走廊上遇到菇雪，她低着头，看都不看我一眼，侧着身子过去了。
今天是12月18日了，离报刊征订最后期限还有10天。上午我没有出去，坐在办公室里运筹帷幄发行大计。算来算去，我非常兴奋，到目前已经发行6万份了，而且还有很多款没收上来，预计过8万份问题不大。
演出事件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今年的散户征订量很大，很多人同情地对我说，他们越想赶你们走，我们就越支持你。
我正在想象着老板如何赞誉我，总部开发行表彰大会，我上台领奖是先走左脚还是右脚时，李成打电话告诉我，菇雪出事了。
我从烟台赶赴某地级市，在一个区公安局内见到菇雪，她憔悴的脸显得令人怜惜，低着头一声不吭。
菇雪是因故意伤害他人而被拘留的。
接待我的警察告诉我，上午菇雪去了某企业，接待她的是一个小女孩，小女孩问是她干什么，菇雪说要找老总，小女孩问找老总有什么事，菇雪说我是记者。小女孩就轻蔑地笑了，说，记者？我看你像鸡。菇雪随之一巴掌打到小女孩脸上，两个撕打起来。
我说：“这不就是女人打架吗，值得拘留？要拘也是一起拘啊。”
警察说：“你不知道，小女孩被打掉两颗牙齿。”
我说：“那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两颗牙嘛，我出一万块钱，再打掉她一颗，让她一起种上三颗就行了。”
警察说：“看来你是法盲啊。打掉两颗牙齿就属于轻度伤害罪了，可以被判刑的。”
“不会这么严重吧。”我怔住了。
我在回烟台的路上，就一个接一个地给张胖子打电话，但电话一直关机。打到办公室，也没人接。在他办公室等了好一会儿，张胖子才回来，歉意地说刚刚开会了。我把事情前因后果说了一遍，让张胖子想想办法。张胖子说：“这事发生在烟台以外，我的能力真有限啊，好在这位局长和我一起在省党校进修时同过学。不过，你那位菇姑娘挺文静的，怎么会动手打人呢？没受什么刺激吧？”我说：“你别管这些了，先把人弄出来再说。”
张胖子拿起电话，找到那位同学局长，在电话里说了一通。放下电话，张胖子说：“我这位同学挺仁义，他说，这事可大可小，判了也行，放了也可。但被打的小姑娘不是普通人，是企业老总的小蜜。这家企业又是该市的支柱企业，小蜜受了委曲，就到老总那儿寻死寻活的。老总发了狠，找到公安局的这位局长，非要判菇雪的刑不可。”
张胖子又说，现在这位局长也是两头为难。放了菇雪，他没法交差；办成刑事案，他又感觉对不起我。没办法他只好折中，先拘留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