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不碰少女的，这是我几年来在情场摸爬滚打得出的惨痛教训。刚毕业在烟台工作那几年，正是我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有一次不小心，和一个少女上了床。这个女子上床流完血，下床就问我什么时间去领红本本。我说本质大于形式，要那玩意儿干嘛，人不就是玩玩吗。结果她捞起桌子上的台灯就朝我砸来，最终闹到单位去。无奈之下，我这才逃难到深圳去了。我常常向朋友说，这少妇嘛，像是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有滋有味。少女嘛，闻起来香，吃起来臭，沾不得。
看着怀里哭泣的女孩，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打开手机，还不到12点，唉！这个晚上玩完了，怪不得眼皮老跳呢。
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喂！吴头儿！你在哪里！”一听声音，是站里的李成，这小子，总是这么毛毛躁躁的，半夜三更打什么电话，一点场合也不分。
“搞什么鬼，差一点被你吓成阳萎！”我气呼呼地说。
“头儿，出大事了，“大舜”号轮渡沉了！已经死了许多人！”
我忽然觉得浑身发冷。
看看表，时间是1999年11月24日夜里11点58分。
和王莱打了个招呼，我接到李成后，马上向牟平区驶去。从他口中得知，当天下午，烟大汽车轮渡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大舜”号，在由烟台经渤海湾驶往大连途中丧失动力，后因起火后沉没于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海边，船上共有乘客300多人。
牟平尽管是烟台的一个区，但实际上是个小县城，隔芝罘区约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中途经过一个又一个荒凉的农村，看不到一点点城市的迹象。牟平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小城。说喜欢，是因为这里山青水秀，小城美丽的如同青纯玉女。
1999年11月25日凌晨的牟平区姜格庄，是人间地狱。在仅仅1000多米外，“大舜号”向下倒扣着，底部露出水面黄黄一角。但就是这1000米，却成为许多人无法逾越的生死线。
在狂风巨浪下，不断有人被风浪冲上岸来，许多人被白色的泡沫包裹着，还有的连衣服都没了。参加救援的战士来往穿梭，他们飞快的将尚有生息的人抬到救护车里，但更多漂上来的人，已经没有了气息。赶来的医生逐个查看瞳孔、呼吸、心跳等，被确定已经死亡的，都集中到一辆辆卡车上。到处是被海浪冲上岸的水果、衣服和鞋子，到处是来回奔跑的人，到处是凄厉的哭声和呼唤声，到处是沉重压抑悲痛的表情，还有“大舜”号上一只被冲上岸的救生船僵硬地摊在那儿。
海滩上人越来越多，有16个乡镇的5000多人前来救捞，海面上有10多条船参加搜索，但活下来的人越来越少，至25日早上，漂捞上来的尸体达到120多具。这次海难，后来被称为“1124海难”。
每隔一会儿，就有直升飞机在头顶上轰隆隆地掠过。
我的心缩成一团。
根据当天的口径，“1124”海难有36人生还，但后来证实，生还者仅有22人。听说幸存者住在姜格庄医院，第二天，我们离开海滩去了医院，但在医院门口，保安说什么也不让进，说如果让你们进去的话那就是我们失职。当时在场的还有《羊城晚报》的一个记者，在广州时，我曾与他们共过事，彼此寒喧了几句，这位老兄无奈地说：“我们已经等了一个上午了，但总是不让进。”我知道不妙，就恐吓那些保安说：“我是从北京来的，你们也不让我采访吗？”保安回答道：“别是北京来的，就是联合国来的，也得市里说了算。”
我们急得就像无头的苍蝇转来转去，抄起电话给宣传部的一位科长打了个电话。借父亲的余荫，我和烟台宣传部门一些大大小小的官儿很熟，但那位本来很要好的科长也打起了哈哈：“小吴啊，你就等着新华社的通稿吧。不过这通稿挺难产的，当地报社记者写的稿子，统统都毙了。”说完电话就挂了。
无奈之下，先往总部发了条简讯，然后就等宣传部的通稿了。26日中午，茹雪打来电话说：“吴头儿，刚才我往总部打电话探了探风声，听说程东风程彪子也来烟台了，好像他已经搞到第一手材料了，马上准备往回返呢。”
我的头嗡了一声。这个该死的程彪子，放着他的青岛站不管，跑来搅我的混水！“1124”海难发生在烟台，作为驻烟台记者站的站长不能在第一时间内拿出详细报道来，却让这姓程的抢了先，那我今后就没好果子吃了。更重要的是，程彪子是我的竞争对手，我们积怨素深，他要是爬到我头上，那我真好比头上顶着一屎盆子了。
《南方快报》在烟台和青岛各设了一个记者站，而实际上，报社老总是打算以记者站为前站，将《南方快报》打入山东这个大市场。为防止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总部设站之初就规定，烟台站只在烟台和威海两市范围内进行记者采访，发行报纸，青岛站的活动范围限于青岛、潍坊两市。烟台站和青岛站一向积怨很深，此次程彪子落入我的手中，我焉能让他痛痛快快溜走？一定要好好整治他一番。
事不宜迟，我马上打通了张胖子的电话，张胖子一听是我，就乐起来了，“怎么，你没在那条船上哪！我正打算给你送花圈呢！悼词我也准备好了！问我在哪？我也在牟平维持秩序呢，你在哪儿？好好好，一会过去！”
一会儿张胖子——张军耀武扬威地开着警车来了。别小看张胖子这派出所所长小，可手中权力不少，大到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开展扫黄打非；小到帮老太太灌点煤气，发个寻人启事什么的，好比用白加黑饲料养大的猪，油水足的很。张军大学时特瘦，记得他大一入学时走进寝室，我还以为他的籍贯是花果山。由于他特别容易让人联想到齐天大圣，我们都亲切地称他“猴子”，外号叫常了，真名却没几个人知道了。某次课堂上，外语老师呼其为侯同学，满堂捧腹。侯同学毕业后独辟路径，从小警察干到派出所长。对我们的嗤之以鼻，他教育我们说：“别小看我这所长，票贩子、小姐、小偷，统统得看我的脸色行事，你们行不？”仅仅两年，他的啤酒肚就冒出来了，我怀疑他天天吃酵母。有一次他心血来潮，弃自己响着120一样声音的专车不坐，竟坐上了公交车。一上车，售票员就说，哪位乘客给孕妇让个座？如今，我们亲切地称他为胖子了。
前些日子，张胖子的派出所升格为公安分局。每当我向朋友介绍张军张所长时，张胖子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不是派出所，是公安分局。然后递上一张名片，XX区公安局一分局张军局长，局长后面打了括号：副科级。
“他妈的，沉了船，老子觉也睡不好！怕人闹事！”张胖子骂骂咧咧地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有大事，兄弟！”我说，“张胖子，你赶紧给我查一个叫程东风的人，他是我们报社驻青岛记者站的站长，31岁，赶紧给我查，告诉你，要是查不出来，你就别想认我这哥们了！”
张胖子一听我的口气，马上说： “吴哥，我办事你放心！一个小时给你搞定。”
报社那些记者平时和我称兄道弟的，但关键时刻，我知道他们肯定不能帮我，党报党刊的新闻宣传有其特殊规定，谁要是违反了，轻者降薪，重者被开。电话打遍了，果然如我所料，电话不是关机就是超出移动范围。最后找到报社一个要好的编辑，他压低声对我说：“老吴呵，社里规定，出发的记者，一律关闭手机，对外联系由领队统一负责，你找不到的。不过我听说《半岛报》林兰写的通讯被老总毙了，闹了情绪，正在家里称病呢，要不你试试找她？”
我心里不由得一颤。林兰是当地报界很出名的女记者，30多了，独身，长得别有风韵。有一位独居多年的女人谈到她的生活时，嘲弄地说，我家的坐便器好多年没掀起来了。但林兰恰恰相反，每天晚上都有人掀起来用。
只要是漂亮女人，我一般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林兰也多次对我示意，但我的手却一下缩在衣袖里没敢伸出来。
父亲曾说，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太过风流的女人不要沾手，不然终究要吃亏的。
这时张胖子来电话：“你说的那人住在虹口大酒店，他今天下午退房。”
我说，“你马上把他扣下来，不能让他离开烟台，记着了，对他实行三不政策：不准打电话，不准上网，不准与外界沟通。”
张胖子很为难：“这—这—哪成呢，这是滥用权力，违法，是要掉饭碗的。”
我说：“少来这一套张胖子！不帮我办这事，就是不拿我当哥们！反正他在你的辖区内，你随便找个理由关他两天不就得了，什么嫖娼呵，吸毒呵，打架都行。”
张胖子说：“那得关他到什么时间？长了可不行。”
我考虑了一下，说：“你关他24个小时吧。”
张胖子咬咬牙，“好，哥们儿就为你插上这一刀子，不过咱们丑话说前头，一旦过了24个小时，不管你那儿怎么样，我立马放人。”
“行。”
“还有，这事我一个人做不成，得找两个兄弟，过后你得意思意思。”
“好了好了，少罗嗦，快去吧。”
林兰的电话倒是很容易打通了，一听说我要请她吃饭，她扑哧一声笑了：“我说吴大站长呵，烟台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你不去采访，还有心思请我吃饭？再说了，好象以前我请你吃饭，你连个屁股都不给我呢，今天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哪里哪里，我可是诚心地邀请你林大小姐，你可别让我下不来台哟。”
“那好，饭就免了，你来我家吧，有什么事当面说。”说完电话就挂了。前往林兰家路上，张胖子打来电话：“吴哥，事已办妥，你要抓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