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具体标准就是“和而不同”、“同而不比”、“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其实体现了懦家的理想的人格标准。
中庸为德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第六》
“中庸之道”是孔子学说中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孔子社会管理学说的一个根本方法和准则。孔子管理学说最崇尚中庸，中庸是本着“仁”的原则，是处理事物的基本原则，是最正确的。
过犹不及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
“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第十一》
“中庸”核心就是“过犹不及”。
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他又引用程子的话说：
“不偏之谓中，不易者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四书集注·中庸章句注》）
“过犹不及”反对的是背离中道的两个极端。其实“欲速则不达”也是“过犹不及”的表现形式之一。
孔子管理“中庸之道”方法原则以“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为中心，从价值取向，采取手段、行为趋向和人际关系四个方面作了定义。
在价值取向上，提出以是否合乎义的法则作为“中”的标准。
《论语·里仁》强调“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论语·微子》强调“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这都表明只有老板的行为是建立在“义”的基础上，才是真正符合中府之道的。
在措施和手段上，总的原则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实行伦理道德教化的软管理与礼、法、制度等硬管理的统一，真可谓“软硬兼施”。实行礼法的硬约束和德教的软约束，制度的外约束与道德良心的内约束，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结合，是懦家心目中最理想的管理模式。
孔子主张“政宽则民慢，慢则利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是谓“宽猛相济”。
美国斯坦福大学帕斯卜尔教授和哈佛商学院阿索斯教授，把企业经营管理概括为七个因素。其中：战略、结构、制度称为硬因素，人员、技巧、作风、最高目标称为软因素。在硬因素上，美国、日本趋同；但在软因素上，美国却认识不足了，这导致他们的一些知名企业中途衰落，而日本不同。松下幸之助就是一位善于“软硬兼施”的企业家，他深诸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尊重职员的自尊心，注重精神作用，使公司内部团结合作，成为符合社会、顾客、主管、员工需要的一个严密完善的企业体系，具有较强适应能力。
在老板的行为趋向上，孔子强调“中行”。“中行”的具体标准就是：
“和而不同”《论语·子路》
“同而不比”《论语·卫灵公》
“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日》。
这其实体现了奉行懦家中庸之道的理想的人格标准。
在人际关系上，孔子要求：
“以直报怨，以德报怨”（《论语·宪问》）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即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先进》。
要求老板在管理活动中要抑制个人情感和好恶，要掌握分寸不可意气用事。“以德报怨”和“以怨报怨”都不对，只有“以直报怨”才是符合中庸之道的。
孔子社会管理学说提出的社会管理和人际协调问题，是任何社会都难以回避的问题。怎样才能做到既不“过”，又无“不及”呢？
“中和”，就是要坚持一种和谐、统一的价值取向，把自然、社会和人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生生不息的生命大系统，强调社会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要有机融合、适当调理、和谐统一、措置得当、无“过”无“不及”。“发而皆中节”（《中庸》）是其旨趣。其核心是“和为贵”。
“中正”，即社会的“正义”与“公正”是以仁义道德来匡扶社会正义，以消除社会政治的偏险不正是孔子社会管理学的一个核心内容。孔子的人道主义，孟子的王道主张，荀子的王制路线，其目标是要使社会恢复“中正”，即以仁义来统束天下。恢复社会正义的一个基本手段就是孟子提倡和主张的“汤放桀”、“武王伐纣”。所以孔子的中庸之道，并不是不讲斗争的一团和气。“中和”是服从“中正”的，“中和”是以“中正”为前提的。顾炎武主张“以汤武之仁义为心”，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主张和强调的都是社会的正义和公正，这个“心”就是仁义之心。中唐与仁义的统一，反映了孔子社会管理学说的方法论与价值论、本体论和目的论的统一。这也是孔子中庸之道的精义所在。
“时中”，即依“时”而处“中”。也就是说，“中”是一个动态的变化发展过程。“时中”就是要在动态中求“中和”，在变化中取“中正”。
孔子说：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子罕》
在孔子看来，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社会管理的方法和原则也要适时变化，有所损益，于变中有不变，于不变中有变。孔子认为管理活动的过程，既有常规性，又因受多种变动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交易性。因此要求老板既要遵循一定的管理标准、界限，同时又要反对“必”、“固”，不能不顾条件而死守某一固定的标准。理想的管理活动，既要依道而行，但又不能处处拘泥常规，而必须通权达变，相机行事。所以所谓“时中”，就是“通权达变”。它蕴含着审时度势、与时更新、推陈出新等一系列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管理艺术。
老板慎、笃、恭
孔子曰：君子慎以辟祸，笃以不拼，恭以远耻。《礼记》
“慎以辟祸”：
君子用行为的谨慎来避免灾祸，这是古人长期生活经验的总结。慎者，慎言、慎行，严谨、周密之谓也。在说话、做事、决策的时候尤其需要慎重。所以无论是国家间还是财团间，往往都派经济间谍以窃取对方的商业秘密。
《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这在今天商战之中，这仍是一条极为有效的规律。有些人往往是在宴席间、茶余饭后的闲谈中，把自己的机密泄露于人。正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别人往往会利用你的无心之过予你致命一击。所以老成练达的老板都会慎其言行，要警惕“言多必失”，妄行必损。
正如美国管理学家所说：“老板不仅生活在信息社会，更生活在情报时代。”
平日一提起情报，人们自然地想到美俄的间谍大战，似乎情报总和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其实情报更多是存在于老板日常生活的商业社会中，情报的收集和获得与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一样，都是企业经营决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企业的情报人员或情报部门对企业决策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企业老板对情报的保密意识极其薄弱，致使大量经济情报外泄，大量的传统“绝技”流失海外。如著名的景泰蓝加工技术、宣纸生产技术都被日本老板“若无其事”地带走了，而苏州的双面绣、龙须草席等的制作方法也因为泄密而不再是中国人的“独门绝活”。更有一些重要的生产技术，如野生大豆种子被一些领导慷慨地无偿赠予竞争对手。如今的世界大豆市场，中国已经风光不再，美国大豆垄断了市场，也就“惟他独尊”了。
作为企业老板，对生产技术的“瓶颈”环节还是要注意“严防死守”，揣摸对方试探的动机何在。老板说以诚信为本，并没说要在技术情报上“坦诚相告”，否则，还做什么生意呢？
“笃以不拼”：
用笃厚修养来超越困境。这句话的意义在于告诫人们：要以超脱的态度和踏实的工作来对待人生，看待竟争。没有永远顺水的船，没有永远晴朗的天，人总会遇到困难。人生的理想总有不能实现的时候，更何况世间有太多的不合理现象，竞争中也有许多不公平的现象。翻开历史的一页，都可以看到不合理的事件，诸如屈原的忠谏遭忌，贾谊因才被逐，晃错以智被杀。人们总结历史时说：“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这是一种宿命论思想，消极而不可取，而真正睿智贤达的人则以更加超越的态度看待治乱盛衰。比如身处乱世的诸葛亮隐居隆中，“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并不是很多人眼中的消极等待，而是力量的积累与势力聚集的过程。所谓厚积薄发，正是以超脱俗世的态度，换取意想不到的成果，对待事业中遇到的困难也应如此。宋时范仲淹被贬官以来，来到了岳阳楼，面对浩渺的蓝天，面对无边的洞庭湖，微风拂面，他逍遥地吐出了“宠辱不惊”四个字。它意味着超越困难，直面人生，平静地看待生活、看待荣辱。没有这种达观的心态，没有这种超越的精神，他可能会像屈原一样，以自尽明志固然悲壮千古，但也失去了继续为社稷江山，为自己的事业继续踏实奋斗的机会。
“恭以远耻”：
处事恭敬有礼可以避免耻辱；反之，狂妄自大只能自取其辱。这句话是告诫人们随时都要保持一个谦恭的态度，谨慎地对待发生的事情。这在人发迹之前往往是容易做到的。地位卑微时，往往待人谦和，处事卑恭，彬彬有礼，但一朝得志以后，便目空一切，不可一世。古往今来的事实证明，这种人往往是仅能发小财、做微事，而难成就大业的。据史书记载，孔子的先祖有名正考父的，官至“三命”（当时最高的官职）。当他为“一命”时，他为了表示自己的谦虚，总是低头走路；后来他的官至“二命”，他就弯腰低头走路，这样别人便不会认为他自高自大，暗中诽谤，以致横祸；后来他又官至“三命”，已为人臣之极，他不是骄横无礼，而是谦逊有加，更加自我收敛。众人对他都十分尊敬，并预言其家风纯笃等，品格卓优，其后必有身怀经国大略的大圣大贤之人。现实生活中也一样，南洋侨领、富商陈嘉庚是公认的“橡胶大王”，尽管他身家巨富，但为人极为忠厚，克勤克俭。但是，他在兴学办校、捐资救国、疏财抗战方面却出手阔绰，动辄千万，当年的厦门大学就是陈嘉庚捐资兴建的。其大富而不傲，的确堪称世之楷模。
慎、笃、恭虽是古人的信念，但历史证明，这是历千年而不废的经验总结，需要老板时刻谨记。
变领导为引导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第十三》
当管理者自身端正，作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就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被管理者端正，那未，纵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不会服从的。
人格比金银更重要
日本超级富翁堤义明是一位自觉运用中国古代孔子哲学的企业家，他眼膺荀子的学说。他不仅自己学习和研究荀子的学说，把它应用到现代工业社会，而且还向继承家业的儿子灌输荀子的思想。人格比金银更重要，这是堤义明做人的准则，同时也是西武集团才能充分体现的独特思想。堤义明曾多次被评为世界首富，钱多得用不完，但他从不在大庭广众下摆阔炫耀，也不与人争财斗富。堤义明特别注重人格教育，他有一句名言：
“没有经过教育的人，他只能算是一个动物，而不是一个符合群体社会要求的政党人，当然没有可能成为有益于人群的企业家”。
他在企业经营上，一贯采用温和的策略，将“感谢、奉献”视为发展事业的宗旨，因而他的事业无论扩展到哪里，哪里的政府和民众都会给予热情的欢迎和支持。这在日本的企业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1976年，堤义明代表日本体育协会到奥地利出席冬季奥运会，顺便到欧洲各地考察观光旅游事业。堤义明上飞机后，公司里有人开玩笑说，祈求上天保佑老板旅程愉快平和，老板都主动参与不吸烟运动。这明明是一个玩笑，可在第二天，人事部征求全体职员的意见，竟无一人反对，公司发布了一项新条例：全体职员为老板外出的和全顺利而祈祷，从即日开始大家不再吸烟。第三天，公司里没有人再吞云吐雾了。第四天，连接待外来访客的贵宾室的烟灰缸也不翼而飞了。西武国土公司成了日本第一家全体职员及来客一律不再吸烟的企业。堤义明回到公司后初时还很奇怪，弄清原委后，他把各部门主管召集到一起说：“既然是大家的决心，我倒认为是公司里团结一致的最佳表现，值得维持下去。但是如果是你们只想讨好我，才施高压手段禁止职员吸烟，那就不对了，应该取消这种命令。”一个企业有这样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市场竞争中必定无往而不胜，而这一切与堤义明人格修养对西武职员的感召力分不开。这不正体现了孔子“无为而治”的思想精髓吗？堤义明常对西武国土公司的职员们说，我最大的心愿并不是要扩大公司，而是希望能够与了解我的职员一起工作。在堤义明“感谢、奉献”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职员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工作，任劳任怨，想方设法实现优质服务，提高经济效益；他们中有人为社会、为民众而工作，有人为工作而工作，但很少有人为金钱而工作。有位记者采访西武铁道前社长小岛正治郎，以为小岛一定很有钱，便问：“你有多少财产”？出乎他意料的是，小岛说：“我没有什么财产，不过我觉得在西武工作，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有一次这位记者在一家西武饭店门前看到一位年轻男子在门口扫地，当记者得知他就是这家饭店的老板，不由惊讶不已，他以为是人手不够，老板才亲自上阵。然而老板的解释是，并不是因为人手不够，只是刚才看到门口有点脏乱，所以就顺便打扫一下。饭店里的工作人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最空闲的大概就是他，他觉得老板最适合做这些打杂的事情。堤义明后来接受这位记者采访时说，在西武职员的心目中，扫地、捡垃圾也是工作，能为公司做这些事，是自己的一种荣幸。他们用很实际的行动表达了对公司给予自己酬劳的感谢，同时也以此向公司、向社会、向民众略表自己的奉献之意，这正是西武的良好传统和作风。老板不难看出，堤义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人瞩目的成功企业家，缘于他感谢社会、奉献民众的坦荡胸怀，缘于被他感染的人们用同样的“感谢、奉献”精神给予他的巨大回报。
堤义明用“感谢、奉献”战胜了自己，也战胜了他的10万员工，同时也战胜了整个日本，而这也正是“人格比金银更重要”的最佳范例。
美国行为管理科学家利克特（R．Likert）在其“行为管理支持关系理论”中指出，老板与其员工之间要相互支持，即领导要考虑下属处境、想法与希望，支持员工实现其目标的行动，使员工认识到自己的价值。由于老板对员工的支持，因而激发员工对老板的信任感，工作中采取合作态度，支持老板的管理。这样，企业凝聚力增加，老板通过“无为而治”就能达到理想的管理绩效。
不是靠发号施令
1981年，前苏联“伏洛格达机床生产联合企业”来了一位新的总经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新来的总经理年方28岁。在暮气沉沉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这是一件令人瞩目的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