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贵在勤，利用分秒
沈从文来北大听课时，最高学历为小学毕业。可是，就这样一个旁听生，后来成了北大的教授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他靠的就是勤奋，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成就了一生的辉煌。他告诫后人，做人必须珍惜时间，勤奋上进。
■人生范本：沈从文——人贵在勤，利用分秒
沈从文（1902—1988）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苗族。1923年来到北京，开始文学创作。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乡土小说，主要表现士兵、船夫和湘西少数民族的生活，讴歌下层人民的淳厚性格以及人情美和风俗美。代表作有中篇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等。抗战爆发后，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主要从事历史文物及工艺美术图案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专著。
而他的求学之路，却是从旁听生起步的。
1923年的夏季，沈从文由故乡湘西来到北平求学。在此之前，他几乎从未接受过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大部分知识都是凭自学得来的。他那时的最高学历，仅仅是小学毕业。
沈从文来北京的最大目的，是要学习新知识，到京后不久，他便发现了一条最佳的求学捷径——在北京大学旁听。
当时，北大实行极其开放的办学方针，学校的大门向一切渴望学习的有志之士敞开，不仅允许他们自由地听课，甚至允许旁听生们使用北大的图书馆博览群书（当然，外借不可，在这一点上还算“内外有别”）。因此，当时的北大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求学之士，旁听生的实际数量甚至要超过在校生。据传有这样一个笑话——某门课程听者众多，很令先生欣慰，不料到了期末考试时，却只有一人前来应考。原来，那诸多的听课者，都是旁听生，正式选课者，只有一人。
沈从文便是北大那庞大的“旁听大军”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沈从文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主要选取中文系、历史系、日语系等系的课程进行旁听。数载的旁听生涯中，他以极其务实的态度虚心求学，努力汲取知识的宝贵营养，使自己在各方面均打下了坚定的基础，为日后成为一代文学大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勤是通往成功的惟一捷径
天道酬勤。没有一个人的才华是予生俱来的。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着一连串儿的让人精神为之振奋之事。在成功的道路上，除了勤奋，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的。
鲁迅说得更清楚：“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绝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用在工作上。”
任何事情，惟有不停前进方可有生命力，学习更是如此，不前进就是后退。北大不是享乐的天堂。在这座学府里，人才云集，全国高考状元比比皆是。快节奏的生活，高度的竞争又时刻令人体会到一种莫大的压力，潜移默化地催人上进。谁能想象，一进校就拿托福六百多分的同学有之，既在学业上十分优异、又在社会工作上得心应手，同时又在国际歌唱比赛上拿大奖的同学有之。
成绩的得来可不像老鹰抓小鸡那样容易，而是勤奋学习得来的。停滞一步便会落后于人，因此，北大学生普遍形成勤奋的学风。很多同学早上六点就起床，晚上十一二点才去睡觉，去图书馆、教学楼苦读，长年不懈。您在北大会不时看到这样的画面：在等候打饭的间歇还有人捧着一个小小的单词本念念有词。
北大人不但勤于学习，还勤于思索，勤于社会实践活之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始终是北大精魂里长流不息的血液，他们思考着人生、思考着社会……，并为之付出相应的行动。每逢寒暑假，他们都不放过学习的大好机会，或留在校园中读各类书籍，以强化专业、拓展学识；或积极投身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中，走南闯北，了解祖国各地的方方面面，大有一番“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豪情。比如，中西部发展协会，在1997年寒假期间就曾奔赴湖南沅陵做社会调查，以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勤勤恳恳地学习——思索——实践，实践——思索——学习，……如此互动，使北大学子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学业同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和强化。天道酬勤，“笨鸟先飞，尚可领先，”何况北大人并非“笨鸟”。“勤奋”，使北大人如虎添翼，能飞又能闯。
在北大，有很多人的故事（即使他们是平常的一名学生），都可以让我们受益匪浅。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孙树立，1986年考入了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力学专业——北大力学系力学专业，他以优异的成绩和工作能力获得了首届光华奖及优秀毕业生奖，并以班内第一名的成绩免试推荐上本系硕士研究生。1993年，年仅二十四岁的他又被免试推荐为博士研究生，专门从事计算力学方面的研究。自1989年起，孙树立就开始参与袁明武教授领导的大型微机结构分析通用程序SAP84的开发、研制和维护工作。研究生阶段，他在高层建筑领域开发了空间剪力墙单元，改变了我国一直沿用传统简化模型不能处理复杂多变结构的状况，达到国内领选水平，得到工程界的肯定。根据这一成果完善的SAP84成功地运用于许多高层及复杂结构工程计算中，效果良好。1993年，孙树立又在前人的非线性有限元伪弧长求解算法基础上，提出了该算法具体的数值求解方案，真正完全、高效地实现了伪弧长算法。另外，他在常旋转自由度的有限单元的研究及应用方面，综合了众家之长，提出了新的模型和观点，还独立开发了《高层混凝土建筑结构有限元分析与优化设计程序》。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他的为人正如他的导师袁明武教授所说：“勤勤恳恳、踏踏实实”。1994年到1996年初，他曾作为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公派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工程系进行合作研究。他在香港所选的功课成绩全部都是A等，那里的老师以优厚的待遇真诚挽留，却被孙树立谢绝了。在学习期满后他坚决地返回了北大，继续从事科研工作。1996年12月6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被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授予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建筑奖学金1996年度特等奖，成为1996年度北京市众高校中惟一获此殊荣的大学生，这在全国也只有十人。
而他的成功，还是从勤奋为捷径而得来的。
北大中文系教授董学文先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十九楼蜗居的时候，我曾一度同一位年岁不很大，但沉默寡言的中年教师住对门，他就是被称作“中国文科的陈景润”的裘锡圭教授。别的我似乎忘了，依稀记得他那十点五平米的房间，朝北，漏水，最靠角落，且房内四周从地板到天棚堆的都是书。他是古典文献专业的，我没有听过他的课，平时也很少说话，只是见面点头而已。
有回我上厕所，发现他蹲在那里，还在一页页地背字典、看辞书。人家告诉我，这不是第一次。
在图书馆阅览室里，他总是用最快节奏的步子走到书架旁，抽出一本书，又一溜小跑式地赶回座位，那动作，倘录下来，活像电视动画片里匆匆赶路的人物。
当我们的孩子已追逐戏闹在楼道里的时日，他仍是孑然一人，整天钻在书堆里，“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犊之劳形”，他仿佛生活在距今几千年前的另一个世界里。在这间神秘的小屋里，他写出了郭沫若赞为“至确”的考据文章，辨识了大量的战国出土竹简；在这间神奇的小屋里，他争分夺秒，努力拼搏，登上了中国古文字研究的一座又一座巅峰。
他也有娱乐的时候，那是在水房。他洗着洗着衣服，会突然发出几句京剧唱词的狂吼：“穿林海——，过雪原——，……”声音震颤了窗玻璃，没有准备的身边的人会吓一跳。一个蕴含着巨大能量的躯体，这会儿才找到感情的喷口。他急急忙忙洗完衣服，端着脸盆，又大步流星地钻回了那间小屋。
北大像裘锡圭教授一样的学者太多了，他们都深深地知道成功是由勤奋铸造的。他们从不浪费时间，充分地利用每一分、每一秒，勤勤恳恳，为事业而奋斗着。
在北大，永远没有师长督促学生学习的例子。北大的师长们不怕学生不努力学习，而是怕他们过于勤奋，过于努力而学坏了身体。
在北大的图书馆里，似乎有永远也不能改善的拥挤不堪，未名湖畔此起彼伏的琅琅书声、教室室里的深夜灯光……一直是北大最常见的景色，常见到似乎没有就不成其为北大。北大学生爱读书，但从不死读书、读死书。各个方面的一流学者、专家的讲座常常多得打架，各种社团活动丰富多彩……更有北大的传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每个北大学生可能都有这种体会：当四年的大学生活即将过去时，往往觉得四年生活无非是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四点一线，似乎和其他学校没有什么两样。但出校门后，却又会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母校对他一生的影响，并从心底里对母校充满感激，对当年的学生生活无限怀念。回想起来，好像燕园的空气也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样似的。这也许就是北大魅力的一种表现吧。
钱穆是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也是一位教育家。是从乡土中走出来的国学大师。他1931年到北大任教，之后又随西南联大到西南后方，直到1940年离开昆明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这期间也曾在清华兼课，可以说是对北大、清华两校都有影响的国学大师。
钱穆是江苏无锡人，1895年出生，原名恩，字宾四，1912年改名穆。幼年丧父，家境贫苦，中学毕业后即无力求学，以自学而成名家。自1912年始在无锡、厦门、苏州等地任小学、中学、师范教师，直到1930年经顾颉刚推介，任燕京大学教职止。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与同代其他思想家、学问家不同，他没有念过大学，非学院派；他没有留过洋，他非西洋派；他甚至比长期生活在文化政治中心的梁漱溟都不如，他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乡村。他是从乡土中完全靠自身的努力走出来的史学巨擘。他在中小学任教之余，利用一切时间，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考据、训诂亦极嗜好，终身以史学为归宿。
他的勤奋是很有特点、也很有代表性的。
他无论是吃饭、课间休息、上厕所都要看书，不分严寒酷暑。夏天为防蚊叮，他学父亲把双足放在水中坚持夜读。又效仿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方法，定于每日清晨必读经、子等难读之书，夜晚后开始读史书，中间上下午读一些闲杂书，科学安排时间。为了提高读书效率，有时间思考问题，1918年他学会了静坐，每天下午四点后必在寝室静坐，体悟到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才能静，才能排除杂念，专心攻读和思考。
语言学专家王力教授也自有其一番激人奋进的经历。
王力教授常常向青年一代传授他的治学之道。他的成功来自于他的刻苦勤奋。他年轻时夜以继日地看书，天文地理、经史子集，博览群书，打下了后来做学问的基础。他24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50岁学俄语，80高龄开始学日语。这种精神使他后来精通六国隔言和几十种中国方言。文革期间，王力遭到批斗，晚上坚持著书立说。1976年以后，他加快了研究的进度，每天坚持工作8小时以上。正是勤奋刻苦地学习，才使得王力教授博学多才而且硕果累累。
王力教授一生写了40多种学术著作，近200篇科学论文，共上千万字（译著不计在内）。他的研究涉及语言学的广阔领域，无论是语法、音韵和词汇，无论是汉语的现状和历史，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发，无不是用勤劳的学习而获得的。
在汉语语法方面，早在他1926年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中，就已有所体现了。1936年发表的《中国文法学初探》对汉语法的若干特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王力说：“这仿佛是一篇‘宣言’，我在这篇文章里确定了我的研究方向和方法。”1937年发表的《中国方法中的系词》，揭示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的突出特点：汉语的句子不一定都要有动词。
1931年，他以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其后，又在上古音、中古音研究方面颇多建树。1957年出版的《汉语史稿》，首次建立了一个汉语语音史体系，系统地叙述了各个时期声韵调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70年代末写的《汉语语音史》又重新建立了一个汉语语言史新体系。这也是王力造诣最深的学术领域。也是他坚持学习、刻苦努力的回报。
王力早年留学法国专攻实验语音学。1954年秋，王力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开出了“汉语史”课程，编写出五六十万字的讲义。这就是后来的《汉语史稿》的雏形。
王力非常关注语言文字的运用，在文字改革、汉语规划化和推广普通话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还积极领导汉语教研室对语言文字教学的课程进行改革、创新。他主编的《古代汉语》，从1964年出版至今，一直是全国高等院校不可替代的好教材。
如果说天才，王力教授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天才了。可这“天才”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通过勤奋学来的；如果说成功，王力教授也可算得上是当之无愧的了，而这成功的途径，是用辛勤刻苦的汗水来冲刷的。惟有勤奋、努力，不停地学习，进步，成功的征途才会少一些弯路，才会少一曲折。
□活到老，学到老
常言道：活到老，学到老，自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人在实践着这句话，师旷劝学是古话，我们无法目睹，而北大人的这种学风，却是活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不但可以亲见，而且还可以感受到这种精神对心灵的振憾。
“江郎才尽”的故事，是讲述南北朝时期，梁朝有个金紫光禄大夫中字叫作江淹的人的故事。江淹年轻时家境贫寒，好学不倦，诗和文章都写得很好，成为当时负有盛誉的作家，中年为官以后，有一天晚上，他梦见一个自称郭璞的人，对他说：“我的五彩笔在你处多年，请你还给我吧！”江淹听了这话以后，到自己怀中去摸，摸到了五彩笔便还给了郭璞，从此后，江淹再写诗、文便再也没有优美的句子了。因而后世便有了“江郎才尽”的成语。
虽然，这只是传说的梦呓而已，但江淹做官以后，脱离群众，脱离生活，不认真学习，恐怕是他在文坛上从此湮没无闻的主要原因。纵观古今中外，人在青年时代所获得的成就往往比壮年老年时期要多得多的大有人在。苏东坡少时文章议论纵横飞动，冠绝一世。而进入中年后，便逐渐委顿了。这些例子，说明人只有学习不停，才会才华不尽。勤学不辍，就不用怕“江郎才尽”。
王国维根据创自身的经验和古诗词立了有名的“三境界说”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