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
“我若为总统，段祺瑞肯定也不会让我好过啊！”
“应该有这个准备，但是事不宜迟，先把总统的权力拿到手，再说其他的事也不迟。”金永炎略有所思。
黎元洪眯着眼睛看着窗外，黑漆漆的一片，他不知道未来是什么颜色，漆黑的夜让他看不到远方。他在心里反复地想着大总统的位就还是不就的问题。“拿到大总统印固然重要，但是现在人心惶惶，有的动荡，有的独立，我若为总统，各省的支持也是关键啊。当不成，岂不是骑虎难下？”黎元洪想到这里，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铃铃铃！”电话的响声打断了黎元洪的思考，张国淦接过电话后，向黎元洪报告说：“是陆军次长蒋作宾的电话，他说外面情形很不好。”
黎元洪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可能和总统之事有关吧，这让他很不放心。于是让张国淦给段祺瑞致电，问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听电话的是一个副官，他只说“总理正忙，没时间接电话”就撂下了。黎元洪催促道：“你说有要紧的事。”张国淦再次接通了电话，按照黎元洪的话说了一遍，等了一会儿才听到回信：“如果事情紧要，总理请您当面来谈。”
黎元洪思量了一会，转头告诉张国淦：“乾若，你去一趟。转告段祺瑞，就说我无力维持秩序，不当这个总统。”
张国淦虽然惊讶黎元洪的转变，但还是接受任务，驱车进了国务院。
虽然已夜静更深，总理办公室还是挤满了人，都是些穿制服的高级军官。段忙得满头大汗。他一眼看见了张，就撇开众人把张带进另一间小屋子里。
张国淦没有直接转告黎元洪的原话，委婉地说：“副总统要我过来问问这边的情形。”
段祺瑞板着一副古铜色的面孔，傲慢地说：“我姓段的说要姓黎的当，我的话始终不会改变。无论有天大的事，我姓段的一力承担，与姓黎的不相干！”
张国淦想了解更多的情形，刚要张口问，却见副官进来报告：“总理，外边人急着见您。”于是段祺瑞看了一眼张国淦，匆忙地撂了一句“以后再说”便又回到总理办公室了。
张国淦没办法，只能无功而返。只提到段对总统问题负责到底，却隐瞒了段生硬的态度和粗暴的言词。黎元洪莫名地感到国务院的门庭若市和自己有着很大的关联，就让张国淦在黎宅陪着他，打算等到天亮再继续探听一下消息。
这一夜，黎元洪难以入眠，忧心大于兴奋。
太阳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只露出了半张脸，张国淦就已经到了国务院的门口了。这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原来那些北洋派高级军官来到国务院，一定要举徐或段继任总统，反对北洋派以外的南方人为总统。段祺瑞对他们说，这不过是权宜之计，大权还在我们手中。通过段祺瑞的“再三解释”，事端才得以平息。
段祺瑞把拟好的通电稿递给了张国淦，让他看看。
“黎公优柔寡断，群小包围。东海（徐世昌）颇孚人望。但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应由副总统继任。”当张国淦看到这几句话时，心里很不舒服。就向段建议：“做人情就索性做到底，不要让受人情的人感到不痛快。”段祺瑞才提起笔来，把那些让人不痛快的词句删去了。
当段祺瑞听到黎元洪不愿当总统的时候，便驱车到黎元洪家，主动对他说：“公为副总统，理应继任。”见黎元洪还是不同意，又说道：“你如若接任的话，北京的秩序，祺瑞一人负责。”黎元洪方才点头。
黎元洪看到这张修改过的通电稿之后，欣慰之余便思量当总统的事宜：南方，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促使袁世凯下野，北洋系南方督军早已不听上方的命令了。四川陈宦独立，湖南汤芗铭独立，安徽倪嗣冲不明不暗，江苏冯国璋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点头，在某种程度上，又甚于段祺瑞！目前北洋军中也有很多与南方有密切关系的要员，他们还是观望态度。还有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孙宝琦已经先后辞职。无论如何，拉拢南方是大计，然后才可以图大局。
连日来，黎元洪忧心忡忡，还没有当上大总统就累病了。谁去南方周旋，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可还没来得及定下人选，他就发了高烧，只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睁开眼睛，好像天旋地转似的，一时间卧床不起。近僚以为总统的位置召唤着他，让他“大喜过望、激动过度”，也议论着用不用劝阻他不用就职？还有人说：“黎宋卿是要为袁世凯做伴的，已经凶多吉少了。大总统就赶快换人吧！”还有更可恶的人，散布流言：“前些天，徐世昌到黎宅去了，明着是让黎元洪当总统，可暗地里带了毒药，要毒死他。要不袁世凯断气前，怎么不把黎元洪叫到跟前，当面嘱咐他当大总统呢。把徐世昌、段祺瑞叫了去，就是交代他们杀了黎元洪！”
流言蜚语无孔不入，沸沸扬扬了整个京城。黎元洪又气又急，他躺在床上发誓：“我一定要当总统不可！”
地方各省在曾毓隽的游说下，倪嗣冲虽大骂黎“是两面派”，可还是在冯国璋“拥黎当总统”的联名电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冯国璋等认为：“黎元洪是副总统，副总统继任总统，顺理成章，非他莫属！”
南方的支持，段、徐等人的极力拥护，让黎元洪当总统成了定局。
袁世凯死后第三天，黎元洪抱病宣誓就任新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年仅52岁。
6月7日上午，黎元洪在东厂胡同私宅举行就职典礼。刚一上任，就颁布了三条命令。
第一令云：“元洪于本月七日就大总统任，自维德薄，良用兢兢。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造成法治之国。官吏士庶，尚其共体兹意，协力同心，匡所不逮，有厚望焉！”
第二令云：“现在时局颠危，本大总统骤膺重任，凡百政务，端资佐理，所有京外文武官吏，应仍旧供职，共济时艰，勿得稍存诿卸。此令！”
第三令云：“民国肇兴，由于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划，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本大总统患难周旋，尤深痛怆。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章，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副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
而在筹备就职典礼时，黎元洪再三叮嘱大家：“国家处于多事之秋，财政已然见绌，一切形式务必从简，不要为此虚掷金钱。”
黎府门前，仅仅高悬了两面五色旗。门口还停了十余辆汽车和马车，那是参加庆典的内阁大员坐来的。一点隆重的气氛也没有，周围的市民也都不知道新任总统的就职是何日。典礼仪式全套程序还不足两个小时，符合一切形式务必从简的原则。
就在黎元洪举行就职典礼的同一天，袁世凯的遗体入殓。这与黎元洪的就职典礼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这天，北洋政府下令下半旗致哀，学校停课一天，全国禁止娱乐活动一天，文武百官停止宴客27天。政府公致赙仪100万元，黎元洪赠奠礼10万元，正好是袁世凯生前为他买房的钱数，这算是对袁世凯的回赠吧。
也正是这一天，西南各省也高悬彩旗志庆，云南、贵州都放鞭炮，全国人民皆大欢喜。中国的南北两地对袁世凯的去世也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6月23日举行了政府公祭，由段祺瑞代表黎元洪主祭。6月28日出殡，由居仁堂移灵，抬柩的人由32人增加到80人。举柩时，北京城内外各庙宇撞钟101下，执绋人员代表各个阶层，浩浩荡荡从新华门送到东安门。执绋人员中，文官均穿大礼服，武官均穿制服。沿途严密戒备，交通已经断绝。送柩灵车由前门外站出发时，放礼炮101响。袁柩再由前门外车站上车，赶赴彰德。
黎元洪本应该亲自执绋送殡，但却一直也没有露面。直到灵柩运出新华门的那一刻，他姗姗来迟，一言不发，默默地向那具沉重的棺材行了鞠躬礼后，就匆匆回到他的办公室去了。
现在，黎元洪虽然做了总统，可是他没有实际力量。既非北洋系，又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在北洋诸帅看来，黎不值得受他们拥戴；在国民党人看来，黎在二次革命后背叛国民党，投靠袁以自保，不是真正革命党人。可是他也有他的优良条件，他与人无争，同时他又是现任副总统，继任总统近水楼台，水到渠成。
黎元洪虽然就职，但是一大堆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紧迫的就是实行新旧《约法》的问题。旧《约法》是民国元年制定及颁布的，而新《约法》是民国3年出台的。
针对《约法》，各方都有不同的态度。
6月10日，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通电提出四大条件：
（一）请黎大总统即日宣言恢复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
（二）请召集民国二年解散之国会，依法补选副总统，及要求同意任命国务员，组织正式国务院；
（三）请惩办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十三人；
（四）请下令召集军事特别会议，由各省都督或将军各派代表在上海开会，议决一切善后军事问题。
西南军务院副抚军长岑春煊亦宣称，这四个条件是护国军方面一致主张，如北京方面同意接受，抚军院当立即撤销。唐、岑的通电发出后，在上海的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则联名通电呼应。国会议员谷钟秀、孙洪伊等则在上海登报召集议员自行集会，以拥护法统、维持新《约法》为奋斗的目标。
6月22日，段祺瑞不赞成恢复旧《约法》，通电各省，声称：
“黄陂继任，元首得入。半月以来，举国上下所龂龂致辩争者，《约法》而已。然就《约法》而论，多人主张遵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但此项办法，多愿命令宣布，以期迅捷，政府则期期以为未可。盖命令变更法律，为各派法理所不容，贸然行之，后患不可胜言；是以迟徊审顾，未敢附和也。
或谓三年《约法》，不得以法律论，虽以命令废之，而无足议，此不可也！三年《约法》，履行已久，历经依据，以为行政之准，一语抹杀，则中国一切法令，皆将因而动摇，不惟国际条约关系自重，不容不再三审慎，而内国公债以及法庭判决，将无不可一翻前案，加之何其可也？
或又谓三年《约法》出自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出自政治会议，与议人士皆政府命令所派，与民议不同，故此时以命令复行元年《约法》，只为命令变更命令，不得以变更法律论，此又不可也。三年《约法》，所以不餍人望者，谓其起法之本，根于命令耳！而何以元年《约法》，独不嫌以命令复之乎？且三年《约法》之为世诟病，佥以其创法之始，不合法理，邻于纵恣自为耳！然尚经几许咨诹，几许转折，然后始议修改。而今兹所望于政府者，奈何欲其毅然一令，以复修改以前之法律乎？此事既一误于前，今又何可再误于后？知其不可而尤效之，诚不知其可也。如谓法律不妨以命令复也，则亦不妨以命令废矣！今日命令复之，明日命令废之，将等法律为何物？且甲氏命令复之，乙氏有何不可命令废之？可施之于约法者，又何不可施之于宪法？如是则元首每有更代，法律随为转移，人民将何所遵循乎？
或谓国人之于元年《约法》，愿见之诚，几不终日，故以命令宣布为速。抑知法律争良否，不争迟速，法而良也，稍迟何害？法不良也，则愈速恐愈无以系天下之心，天下将蜂起而议其后矣！纵令人切望治，退无后言，犹不能不虑后世争乱之源，或且舞法为奸，授我以资为先例，是千秋万世，犹为国史增一汗痕，决非政府所敢出也。总之，复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所审度者，复行之办法耳！诸君子有何良策，尚祈无吝教言，俾资考镜。”
而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看到此通电，非常气愤，通电驳复，语意坚决：
“如此次我大总统依法继任，政府对内对外，迭经声明，所依何法？非根据元年《约法》规定程序所衍生之大总统选举法耶？使三年《约法》而为法也，一法不容二存，则被该法所废止之《大总统选举法》，定当非法，云何能依？果尔，则何不于六月九日，开所谓石室金匮以别求元首？夫我总统正位，而国内外共仰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又如我公今所长之机关为国务院，国务院者，元年《约法》上之机关，三年《约法》所未尝有也。三年《约法》若为法，元年《约法》定非法，公所长之院何由成立？今发布院令而中外共许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法也。揆诸法理如彼，征诸事实如此，则三年《约法》之非法，确成铁案。”
北洋军不愿恢复旧《约法》，也不愿实行《临时约法》，就仿照约法会议，要重新修订一个新约法。会议上，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各方对《约法》的不同态度，和段祺瑞对新《约法》的执拗，让黎元洪很费脑筋。
之后几日，上海海军突然宣布独立。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都拥护旧《约法》而宣告独立，而今为了恢复《临时约法》发表联合声明：
“自辛亥举义，海上将士，拥护共和，天下共见。癸丑之役，以民国初基，不堪动摇，遂决定拥护中央。然保守共和之至诚，仍后先一辙，想亦天下所共谅。洎乎帝制发生，滇南首义，筹安黑幕，一朝揭破，天下咸晓，然于所谓民意者，皆由伪造，所谓推戴者，皆由势迫。人心愤激，全国攘扰，南北相持，解决无日。战祸迫于眉睫，国家濒于危亡。海上诸将士，佥以丁此奇变，不宜拘守常法，徒博服从美名，无补于大局，当与护国军军务院联络一致行动，冀挽危局。正在进行，袁氏已殒。今黎大总统虽已就职，北京政府仍根据袁氏擅改之《约法》，以遗令宣布，又岂能取信天下，餍服人心？其为帝党从中挟持，不问可知，我大总统陷于孤立，不克自由发表意见，即此可以类推。是则大难未已，后患方殷。今率海军将士于六月二十五日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断不承受。誓为一劳永逸之图，勿贻姑息养奸之祸，庶几海内一家，相接以诚，相守以法，共循正轨而臻治安矣。”
上海海军的独立，使段祺瑞感到事态严重，自身也处于孤立的地位。中国海军共有三个舰队，而第一舰队是海军的主力。这次公然独立，不仅严重地威胁北洋系势力下沿海各省区，同时还可以帮助护国军运兵北上。
段祺瑞了解到事态的严重性，便不再坚持要实行新《约法》。同时由于林长民、张国淦的奔走，乃于6月29日由黎元洪正式申令，仍遵行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申令如下：“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壹，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
又申令：“依据《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续行召集国会，定本年八月一日起，继续开会。所有关于袁氏时期之立法院、国民会议各法令，应即撤销，并裁撤参政院，特任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及各部总长。”直到这时候，争议不绝的法统问题才算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