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北京的电话，直隶省长王承斌立刻会同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带领卫队乘专车赶往杨村车站，前去执行截住黎元洪返津专车的任务。王承斌等人赶到杨村车站时，正逢黎元洪的专车驶入站内，王承斌以北上迎接总统为名，登上黎元洪专车，杨以德则率领若干军警上车守住了车门。王承斌问黎元洪：“总统出京，可曾通电声明？”
黎元洪答道：“我每日都发一电，只是电报被电报局扣留，所以须等到达天津后，再另行通电。”
过了一会儿，王承斌煞有介事地问：“总统出京，目的何在？”
黎元洪回答说：“我在北京已经不能行使职权，所以移到天津来办公。”
王承斌又追问道：“总统此次是以总统的身份来天津，还是以私人的身份来天津？”
黎元洪知道王承斌乃是保派的干将，上车之后这样饶舌，肯定是另有所图，遂非常不耐烦地说：“这几天我精神疲倦，没时间回答这个问题。你这样刨根问底，打算干什么？”
王承斌连忙解释说：“没什么，我是地方官，应当保护总统。”
随着黎元洪专车逐渐驶近天津北站，这时王承斌已经忍耐不住，便单刀直入地问黎元洪：“总统既出京，印信已无用处，何以携来天津？”
黎元洪终于明白了王承斌登车之后喋喋不休的真实目的，于是就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印信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
王承斌不信，态度强横地说：“总统应当讲实话。”
黎元洪也被激怒了，气愤地说：“我不把印信交给你，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说罢便一言不发。
王承斌冷笑着回敬道：“总统既然不肯交印，还是请回北京。”车到天津新站之后，王承斌悍然下令将火车头摘下，将专车扣留在新站，并派一团军警将车站围得水泄不通。他以为这样一来，就能够逼黎元洪就范。可没有料到黎元洪就是不肯合作，王承斌一时也没有了办法。
黎元洪的子女四人原本打算在天津老站接站，久等不见专车进站。后来听说专车在新站被扣，长子黎绍基马上赶往新站探视父亲，却被军警拦在站外面。驻天津的各国领事闻讯也赶到车站探视，同样为军警所阻止。黎元洪听说子女被拦在站外不能进来，想自己堂堂中华民国大总统竟然如阶下囚一般，愤不欲生，举枪就要自杀。幸亏左右随从及时把枪夺下，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王承斌还拼命威逼黎元洪说：“总统若不把大印全部交出来，我对于国会是负不了这个责任的！我宁可同这守卫的官兵一道住在车站上，也不敢回去。”到了晚上22时左右，保派政客吴毓麟从北京赶来天津取印，并和王承斌一起向黎元洪施展各种手段，软磨硬泡、威逼恫吓，无所不用其极。黎元洪明白不交出总统印信恐难过这一关，便不慌不忙地说：“王省长，所有的印信都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我夫人黎本危(即危文绣)那里。”王承斌闻听此言如获至宝，可是还有些不放心，让黎元洪立刻通知黎本危将印信交给国务院或者国会。黎元洪派副官唐仲寅打电话，告诉黎本危把印信交给国会保存。黎本危却坚称非得黎元洪亲自挂电话通知才照办。在这种情况下，黎元洪只好亲自到车站的电话室告诉黎本危将印信交给国会议长王家襄。由于印信不是马上就能取到的，在这段时间里黎元洪仍然被扣留在车站内，由军警严密监视。趁王承斌下车之际，黎元洪委托自己的顾问辛博森到电报局拍发了两电，揭露王承斌劫车夺印的经过。在电文的结尾处，黎元洪声明：“元洪自准张揆辞职后，所有命令，皆被印铸局扣留未发。如有由北京正式发布之命令，显系矫造，元洪不负责任。”
得到印信在北京的消息之后，北京的保派政客也开始紧急行动起来。警察总监薛之珩一放下王承斌的电话，立即带领一百余名警察赶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并将医院团团围住。薛之珩气势汹汹地说：“如果夫人不肯把大印全部交出来，不但大总统的列车在天津开不了，就是夫人本人也不能离开这个医院。”法国医生经过与薛之珩反复交涉，迫使其同意将警察撤走，只留他一人在医院中等待与黎本危交接印信。黎本危坚持黎元洪的意见将印信直接交给王家襄，而王家襄又不敢前去取印，黎本危也不敢迈出医院一步。薛之珩催逼甚急，双方几经磋商。黎本危考虑最多的还是丈夫的人身安全问题，遂提出：只要黎元洪从天津英租界内的住宅打电话来，就把大印交出。薛之珩回答必须先交印信，再放黎元洪的专车开行。黎本危又提出在拿到印信之前必须开具收条，等到黎元洪从住宅中与黎本危通话后，才放薛之珩出医院。薛之珩遂不得不开具了收条，上面写着：“谨接到黎本危夫人交下印箱一个，内盛大印盒三个，小印盒一个，计有：‘中华民国之玺’一颗，‘大总统印’一颗，‘陆海军大元帅之印’章一颗。”黎本危将印箱清点后交给薛之珩，随后薛之珩派人将印送出。此时已到14日凌晨2时左右。
薛之珩在北京将印信夺得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天津，可王承斌得知夺印成功后，仍然不肯放黎元洪回家。他拿出了三份早已拟好的电稿，逼迫黎元洪签字。这三份电稿一是发给国会的，一是发给国务院的，一是发给各省的；内容基本相同，即宣告自动辞职，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黎元洪此时已饱受折磨，只求签字后迅速脱身。他怒气冲冲地签了字，然后将笔扔到了地上，出站乘汽车回到英租界的公馆。此时已是14日凌晨4点多，东方已现鱼肚白。
黎元洪回到住宅后，立刻通电全国，申明被王承斌逼迫签发的命令“依法决不生效力”，强调“当此政象险恶时”决不辞职，并将复职时补行的辞职咨文撤回，声明如果国会以这一咨文讨论议决，自己决不承认。此外，他还函请国会惩治王承斌监禁元首、强索印信的不法行为。然而，此时保派推选曹辊做总统的战车已经发动，黎元洪的通电虽然字句铿锵，合理合法，对倒行逆施、无法无天者却莫可奈何，即使博得舆论的同情，也于事无补。
黎元洪被逐出北京后，保派政客认为已不再有障碍，迫不及待地要把曹锟推上总统的位子。为此他们一方面无孔不入地罗掘搜刮，准备贿选经费；一方面大肆收买那些无廉耻、无节操的国会议员。此时直系把持下的北京政府有如一大拍卖场，官僚、政客、军官、议员，或谋官或敛财，乌烟瘴气。已没有多少人再去注意被赶到天津的黎元洪，在直系看来，黎元洪已成了死老虎。
然而，黎元洪在政治上并没有死心，他并没有打算仅做一个锦衣玉食、在租界里颐养天年的寓公。他认为自己是因为受直系军阀的压迫而赴津的，他的总统职务并没有解除，还是合法的总统。所以他决定，要以这种身份做最后的一搏，与直系周旋一番。这时，直系军阀逼宫夺印的种种恶行发生后，激起各方的反对。国会中，政学系、原国民党和益友社部分议员不满直系作为，同情和支持黎元洪，并在国会中与附曹派议员激烈争吵。发表宣言通电，指斥直系违法行为。认为不唯总统无法在京行使职权，即使国会也失去行动自由，也应当易地开会。这些人也不承认保派的内阁有摄政的资格，当然，也反对国会在6月16日作出的、认为13日后黎的命令即归无效的决议。
这些议员的活动，使黎元洪十分地高兴与振奋，他认为自己是法定总统，并且也任命了国务总理；如果再有一国会，就可在天津设府另开一局面。于是他便向银行抵押借款几万元在天津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凡由京来津议员均以旅费的名义支给500元，企图以此来吸引议员，达到法定人数。但是，来津的议员虽然不少，但其中投机分子居多，一些人谁给的钱多就支持谁，甚至是两头得利。这时，保派政客也为凑足大选的法定人数，加大了贿买的力度，使得一些到津的议员又跑回了北京。
后来又有人向黎元洪提出建议，要他与段祺瑞切实合作，即借助皖、奉、西南军阀和国民党等各种反直势力来恢复他的总统职权。黎表示赞同。于是将唐绍仪任命为他的那个空头内阁的总理，企图借唐绍仪的关系拉拢孙中山；又计划任命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张作霖和皖系的另一军阀卢永祥为第二、三路司令，讨伐直系。但是，皖、奉军阀都对此不感兴趣。因为黎元洪是一个空头总统，无兵无饷，赤手空拳，别人讨逆而他坐享其成，使人不免想起“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古老故事。而且在1922年黎元洪复职时，卢永祥曾有电劝阻，黎未肯听从，甘愿作傀儡；现在被直系一脚踢开，却又求助于人，令人反感。所以这些计划最后都成了纸上谈兵。
正当黎元洪的反直复职活动在津了无进展之时，上海的反直活动却日益高涨。这时，孙中山已与奉系张作霖，皖系卢永祥、段祺瑞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反直同盟为了壮大声势，也对黎元洪赴沪表示欢迎。经过出京后一段时间的周折，黎元洪也有了一些自知之明，不愿贸然前往。但是，来沪议员却极力催促黎元洪南下。此外，章太炎也一再致函黎，要他“挺身而出”，既不必忧孙中山，也不必求卢永祥。
后来，劝驾的队伍又有扩大，段祺瑞的亲信也代表段劝黎赴沪。支持他组织政府，但条件是要任命段祺瑞为总理。这个条件又令黎犹豫不决，既担心自己给这个老对头当了垫脚石，又怕失去了机会。正在迟疑期间，卢永祥又来密电，催促他马上南下，否则曹锟贿选告成，局面更难应付。于是黎决定离津赴沪。然而，当他来到上海，准备实行他的宗旨时，却发现事情根本是另一种情形，自己又走错了一步棋。原来，“反直三角”中的三方力量，虽然都不反对黎元洪南下，但谁也不真正支持黎元洪在上海组织政府。孙中山及部分国民党议员在黎元洪复职时就坚决否认黎的总统地位，甚至说了一些不客气的话。皖系卢永祥也曾宣布浙江自主权，称黎为“事实上之总统”。他们利用直系驱黎作的是反直文章，拉黎是为了拉议员，拉议员是为了拆直系的台，所以共同的宗旨是推倒直系，但不想拥黎元洪为总统、听其发号施令。西南军阀和奉系的态度也大体如此，他们虽然都客客气气地称“黎大总统”，但谁也不愿受这位大总统的统辖。不过，局势很快就明朗了，实际上哪一派也不欢迎他在上海从事政治活动。他的老友张謇劝他要审慎从事，冷静自处，最好杜门谢客。连被他任命为总理的唐绍仪也劝他放弃这个计划。后来他知道卢永祥根本没有发这个密电，那是别人伪造的。这时，黎元洪才恍然大悟，连声说：“我又上了他们的当了”。
在沪组织政府不成，黎元洪进退失据，寓前车水马龙的热闹场面也不复存在。他胸中郁闷，心情沮丧。在此期间，直系的贿选紧锣密鼓，10月5日贿选告成，“反直同盟”的活动也暂告结束。黎元洪见事已无可为，在他的寓宅最后一次邀集各省代表谈话，宣布他将去日本别府养病。就这样结束他与直系军阀间最后的搏斗，并为他的政治生活画上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