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绍芬出生的时候，黎元洪已经在湖北军界站稳脚跟，家境也渐渐好转，用不着再为生计发愁。加上吴敬君勤俭持家，将武昌的房子一半居住一半出租；同时，又在乡下买地出租，收取地租。黎绍芬自幼就没有经历过缺衣少食的贫困生活，这对于一个孩子的童年来说，无疑是幸福的。黎元洪出身于北洋水师学堂，对女儿的教育问题十分重视。但是，他又怕送女儿到外边读书，会沾染上社会的坏习惯。所以，在黎绍芬长到五六岁的时候，黎元洪就在家中设馆，请私塾先生教女儿读书。武昌首义之时，黎元洪担心局势会危及家人，先是让吴敬君带着孩子到武昌乡下居住；后来，又将全家送到上海避难。幼小的绍芬，也在颠沛辗转的生活中初步感受人生。
黎元洪从武汉到北京之后，黎绍芬也随父亲和全家迁徙到北京。由于父母的宠爱和悉心的培养，黎绍芬小小年纪就在北京的社交界崭露头角。她落落大方，喜欢新事物，经常西装革履，作优雅男士装束，出入于北京的社交场合。黎绍芬口齿伶俐，有真才实学，谈论起问题来常常是口若悬河。这令黎元洪感到颇为高兴。
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为了与黎元洪拉近关系，提出两家互相换亲的建议。由于黎元洪的夫人吴敬君坚决反对，最终黎元洪只答应将女儿嫁过去，不肯让袁家的女儿嫁过来。黎元洪此时有两个女儿黎绍芬、黎绍芳，按照常理，黎绍芬为黎家的大女儿，且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人选理应是她。但是，吴敬君认为绍芬为黎家的长女，而袁家诸子除袁克定外都是姨太太所生，属于庶出，因而不愿意将女儿嫁给袁家。经黎元洪的劝说，才决定把二女儿黎绍芳嫁过去。除了名分等问题外，当然也有黎氏夫妇对子女偏爱的原因。
作为黎元洪最为钟爱的女儿，黎绍芬经常以黎家长女的身份代表父亲出外办事。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海军总长刘冠雄的儿子结婚，黎绍芬代表父亲前去祝贺。参加婚礼的人们见到黎绍芬，纷纷称她为“亲王格格”。黎绍芬知道父亲对此颇不以为然，所以也很生气，甚至连饭也没吃就走了。回到家中，黎绍芬向父亲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黎元洪对女儿此举非常赞赏。袁世凯死后，袁家前来报丧，黎元洪恐怕其中有诈，就先派大女儿绍芬以亲家的名义前去探个虚实。黎绍芬秉承父命，带上两个随从，赶到袁家。回到家中之后，黎绍芬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向父亲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她看见袁世凯的尸体停在怀仁堂内，上面覆盖着黄缎陀罗经被，袁家男男女女都身披孝衣。听了女儿的讲述之后，黎元洪这才确信袁世凯已经死了，并非是老袁为引诱自己前去而设计出来的圈套。黎元洪前往袁世凯的金匮石屋取总统继任人名单时，黎绍芬出于好奇，也尾随其后。后来见到父亲，黎绍芬就说：“第一个名字是您，当然是您应该做大总统了！”由于是在家中，黎元洪也不无得意地说：“副总统当然继任大总统。”说完，父女相视一笑。
黎元洪继任总统之后，黎家成了中国第一家庭，黎绍芬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堂堂的第一小姐。由于黎元洪的格外宠爱和影响，黎绍芬在生活上日渐趋于西化。黎元洪退隐天津期间，父女两人经常西装革履地外出散步、观光。在家中吃饭，也是吴敬君与其他办事人员吃中餐，而黎元洪父女一起吃西餐。黎元洪喜欢英文版的书籍，黎绍芬也对西方文化心驰神往，英文水平也不错。父女两人常常一起探讨欧美国家的一些事情，说到尽兴之处，其乐融融。在父亲的影响下，黎绍芬少了一些女子柔媚娇弱的味道，却平添了几分干练、睿智的气质和男子式的果断，堪称是一个颇有胆识的奇女子。
黎元洪退隐天津时，子女们渐渐长大，黎元洪对子女们的教育并没有放松。他不仅请人到家里教汉语和书法，还命自己的英文秘书亲自教授子女英语。1904年，严修与张伯苓草创南开中学，1919年又创办了后来驰名中外的南开大学。黎元洪对严修与张伯苓二人的兴学敬业精神非常佩服，不仅给予赞助，还在1919年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亲自到场以示祝贺。自此之后，南开学校就和黎元洪一家结下了不解之缘，黎元洪子女的数理化课程，全部是由南开中学的老师教授的。黎绍芬于1917年获得南开中学毕业证书。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黎元洪又将女儿送进南开大学。1923年，黎绍芬成为南开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在1919年第一届男女同班同学中，周恩来和黎绍芬是同班同学。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元洪的长子黎绍基应邀北上参加全国交通运输会议。宴会期间，周恩来向黎绍基询问黎绍芬的近况，并说他们是南开大学的同班同学。
1923年从南开大学毕业之后，黎绍芬决心赴美留学。绍芬从小深受父亲影响，又对欧美文化向往已久，养成了西式的生活习惯。在南开学校的数年学习生活，她所耳濡目染的也全都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欧美游学之心早已有之。再加上不久前所发生的拦车劫印的丑剧，黎绍芬与黎绍基前去车站看望受困的父亲，结果却被卫兵所阻。黎绍芬去找外国人从中通融，才得以和父亲相见。这件事情给黎绍芬刺激极大，也是促使她赴美留学的直接动力。
黎元洪对女儿赴美留学的打算十分支持。黎元洪本人就“崇拜西方民主自由和物质文明，佩服西方领袖人物，如华盛顿、林肯等等”，平素也常常和黎绍芬一起探讨西方文化。黎元洪对大女儿的期望十分高，赴美留学既可以实现女儿的夙愿，又可以为黎家光宗耀祖。黎绍芬收拾好行装，准备赴美攻读硕士学位。临行前，黎元洪让她带随从一同前往，被黎绍芬婉言谢绝。她认为这样会招致外国人的耻笑，于是劝说父亲资助南开大学的学友周淑一同行赴美留学，黎元洪欣然同意。
1923年7月，黎绍芬到达美国。原本准备就读于美国麻省威斯列学院，到那儿之后，才知道威斯列学院乃是一所神学院，又托人改换志愿到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教育学硕士学位。因为黎绍芬是中国总统的女儿，所以美国朝野上下极为重视。美国参议院议长埃瑞斯夫妇亲自邀请她来华盛顿做客，陪同她参观美国国会。当时的美国总统哈代还特意在白宫接见了黎绍芬。所有这一切都令绍芬感到受宠若惊，也十分高兴。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她除了倾吐思乡之苦外，常常提及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黎元洪对女儿的这些讲述颇感兴趣，更加崇尚欧美的政治文化。女儿的来信，也多多少少弥补了他未能游历欧美的遗憾。
1927年，经过四年的留学生活，黎绍芬获得美国哥伦比亚研究院教育学硕士学位之后，启程回国。黎元洪非常高兴，认为女儿能够出国留学，并且荣获硕士学位，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为此，他特意派黎绍基夫妇、黎绍芳、黎绍业，远程赶到日本横滨前去迎接黎绍芬回国。他自己则在家里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会，迎接去国四年的黎绍芬归来。黎元洪对女儿带回来的关于西方男女平等、社交自由及尊重女性等新的思想观念极为赞赏，并且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取消了女儿不能同男宾讲话的规矩。
黎绍芬归国之后，黎元洪本来准备在武昌成立学院，让黎绍芬主持女生部。不料因北伐战争开始，唐生智的部队攻打武汉，武昌学院的地基被毁，最后未能如愿，而是转到天津教育局担任督学之职。
1928年，父亲黎元洪去世，黎绍芬十分悲痛。父亲去世之后，黎绍芬不满如夫人黎本危与绸缎庄伙计王某暗相往来，愤而警告黎本危遵守闺训，并最终将黎本危赶出黎家之门。为此，双方在法庭上据理力争，黎本危胜诉并且如愿分得一部分家产。
1933年8月，年已三十二岁的黎绍芬与天津的世家大族弟子徐壁文结婚。黎绍芬之所以结婚如此之晚，在于她一度曾抱不婚的独身主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新兴的主义、学说风靡中国，独身主义也是这股大潮中的一支溪流。当时很多有为青年都将独身主义、不婚主义视做是献身社会改革的壮举。譬如周恩来、胡适等人都曾是独身主义的信仰者。黎绍芬也是当时的热血青年，所以也一度对此说身体力行。
不过，黎绍芬十五岁左右时，黎元洪夫妇为女儿的婚事，一度属意于前驻英、法、意、比公使薛福成之孙薛观澜。这位薛观澜薛公子曾于1914～1918年由北京清华学校派赴美国留学，毕业于安杜佛高等学校和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系，获得学士学位。其人不仅家世显赫、学业有成，而且爱好广泛，尤喜运动。曾在全美大学生运动会上，创造室内短跑一百码十秒整的优秀成绩。他还善弈棋，精于戏剧评论。由于黎府上下都是戏迷，所以对薛观澜的印象极佳。1913～1918年间，薛观澜曾经两度回国省亲。其中一次就是应黎元洪夫妇之邀，在黎元洪家中下榻了一段时间。薛观澜在黎元洪家中受到全家人的欢迎，他的住室就安排在黎元洪的“文胆”饶汉祥的隔壁。在二人切磋学问之余，饶汉祥私下里告诉薛观澜说：“黎家夫妇和他们全家对你如此厚待，正是有意要把大小姐许配给你。”但是这件事情最后没有成礼。薛观澜虽然是留学美国的洋学生，但是在婚姻观念上却比较传统，认为黎绍芬洋化太深，不太适合自己。反而迎娶了袁世凯四姨太所生的袁仲桢为妻。据说黎元洪为此很是生了一阵子气。
黎绍芬结婚之后，暂时辞去公职，在家生儿育女。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力邀黎绍芬出任天津市政府顾问。黎绍芬重新出山，与当时政界人物多有往来，社会活动十分频繁。黎绍芬对母校南开大学的感情十分深厚，经常参加南开校友会组织的各种活动，特别是与校长张伯苓过从甚密，并和南开大学的教务长黄钰生等人的关系比较好。
1947年，黎绍芬出任天津第二女子中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黎绍芬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借助于亲朋故交广布海外的优势，做了大量的统战和宣传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黎绍芬成为被揪斗的对象，身心遭受到重创。1966年12月9日心脏病复发，不幸逝世，享年六十五岁，与父亲黎元洪同寿。黎绍芬育有一子一女，其女儿徐世敏写有《黎元洪与天津》一文发表于《天津文史资料丛刊》之上。
黎元洪的女儿黎绍芳
黎绍芳1906年12月29日生于武昌，是黎元洪的发妻吴敬君所生的小女儿，在黎家行三。绍芳自幼聪明伶俐，而且对双亲侍奉至孝，只是患有轻微神经衰弱症。1913年之后，黎绍芳跟随父母来到北京。
1914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为取得副总统黎元洪的支持，袁世凯向黎元洪提出两家换亲的建议。黎元洪碍于袁世凯的面子，不能当面拒绝，就回家与发妻吴敬君商议。吴氏坚决不同意袁家的女儿嫁到黎家，但又不能拒绝袁家的示好。无奈之下，只得将一个女儿嫁过去。黎元洪夫妇商量之后，派大媒言敦源去向袁家说明，并小心翼翼地探问袁家迎娶哪一个女儿。袁世凯当即表示：“只要是黎元洪的女儿，哪一个都可以。”大媒言敦源又询问袁世凯黎家女儿将与袁家的第几子婚配？袁世凯表示五姨太所生的第五和第九子任黎元洪挑选。
言敦源返回黎家，将袁世凯的意思向黎氏夫妇讲述了一遍。黎元洪征求夫人吴敬君的意见，吴敬君是一位非常传统的妇女，为儿女解决婚姻大事，比较讲究门当户对。袁世凯是晚清重臣和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也是首义元勋，两家可谓门当户对的亲家。但是，吴敬君考虑到黎绍芬、黎绍芳都是自己所生，属于正出。袁家的公子最好也能是袁世凯的太太所生，这门亲事就堪称完美了。所以，吴敬君向黎元洪打听两个公子哪一个是大太太所生，黎元洪告知均为五姨太太所生时，吴敬君表示不想与袁家结亲。黎元洪深知其中所蕴含的决非是两家结亲这么简单的含义，劝说吴敬君应了这门婚事。并说袁家只袁克定一人是嫡子，其余诸子均为庶出，但袁克定早已是妻妾满堂了。黎元洪又称清帝溥仪都想和袁家结亲，何况袁世凯还是主动向黎家示好呢？
吴敬君虽然心中极为不愿意女儿许配给袁世凯的“庶出”之子，但毕竟黎元洪是一家之主，只得答应将二女儿黎绍芳许配给袁家的第九子袁克玖。黎元洪选中袁克玖，是因为他生得面重耳长，黎元洪认为有这种面相者将来可以成大气候。女儿黎绍芳此时刚刚八岁，尚在对世事浑然不知的孩提时代，怎么可能知道一桩政治婚姻已经为她的人生笼罩上了阴影。既然婚事谈成，袁家派人送来了袁克玖的生辰八字，并索要黎绍芳的八字。由于黎元洪并不知晓女儿的生辰，遂向吴敬君问及此事，吴敬君闭口不谈。夫妇两人为这件事情没有说话长达一个月之久。后来，黎元洪还是从黎绍芳的婶母处探听出女儿的八字送给袁家的。等到袁、黎正式订婚时，吴敬君还在生丈夫的闷气，不肯出来招待宾客。经众人的一致劝说，她才勉强出来应付场面。
黎绍芳与袁克玖订婚之时才八岁，所以对婚姻一无所知。等到黎绍芳初解人事时，便开始对这门父母包办的政治婚姻表示不满。原本就有些神经衰弱症的她为这门婚事终日闷闷不乐，精神抑郁。黎元洪夫妇为了改变女儿的精神状态，决定把她送到南开学校上学，以为学校生活会使女儿的精神状态好转。然而，绍芳只在南开大学预科班上了一年就退学回家，待在家中，精神状况不但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黎绍芳远在美国留学的姐姐绍芬曾经写信劝她到国外去看看，散散心，黎绍芳也不肯去。黎绍芳曾和姐姐商议，请她向父亲提出解除婚约，黎元洪断然拒绝了女儿的恳请。从此之后，黎绍芳愈加忧郁不已，精神开始失常。
1928年黎元洪去世之后，袁家曾经派人前来催娶。1930年，吴敬君病故之后，黎元洪的长子黎绍基曾经请黎元洪的秘书刘钟秀向袁家讲明：“绍芳精神已不正常，还是否准备迎娶？”袁家答复婚约不变，并称：“婚后老九陪她玩玩就会好的。”与此同时，袁克玖对黎绍芳的姐姐黎绍芬说：“我是为我父亲才牺牲自己答应和令妹结婚的。”临到结婚的时候，袁家老六袁克桓请刘钟秀转告黎绍基说：“我嫁个妹妹花了二十万，你可别小气啊！”言外之意，嫁妆需要丰厚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