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习俗，在正式迎娶的前一天，男方需要查点女方送来的嫁妆；嫁妆的丰厚与否，直接决定了媳妇在男方家的地位。据称袁母当日夜间将嫁妆全部打开过目，认为嫁妆不丰，脸上顿显不悦之色。绍芳与袁克玖结婚时，已经二十八岁。夫婿袁克玖是袁世凯的九公子，曾于1920年与其侄袁家融、十弟袁克坚、十一弟袁克安、十二弟袁克度一同赴美留学，在美国待了近十年。1930年，袁克玖返国之后，在天津耀华玻璃总厂当英文秘书，非常喜欢研究历史。后来，他又协助袁克桓、袁克珍，发展亲袁河南系在启新洋灰公司中的势力，出任启新公司营业部主任。
黎绍芳和袁克玖完婚之后，双方的感情不合，致使黎绍芳的病情日益加重。婚后一年，袁克玖又纳小妾，黎绍芳大病一场，不久就被送入北京精神病院。于1949年左右在医院病逝，未生育儿女。
黎绍芳虽出生在名人富贵之家，却不幸成为黑暗政治交易的牺牲品，人生也因此铸成一场莫大的悲剧。她的个人命运令人叹惜。
实业兴家的长子黎绍基
黎元洪与吴敬君的长子是黎绍基，字重光。1903年7月生于武汉。黎绍基在家中行二，大姐为黎绍芬。
黎元洪和吴敬君完婚后，一直没有生养一个男孩儿，这在传统观念还十分强烈的近代社会来说，不啻为一件大事。尤其是吴敬君，整日吃斋念佛，祈求为黎家生育一个可以继承香火的男孩儿。果然，黎氏夫妇结婚二十年之后，黎家的长子黎绍基呱呱坠地了。
黎绍基出生后，因为是黎元洪家的长男，所以备受黎元洪夫妇的呵护。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黎绍基才八岁。对于烽火连天的武昌战局仅仅是孩子式的恐惧，父亲置身其中的微妙处境，黎绍基完全感受不到。在武汉局势日益吃紧的情况下，黎元洪把妻子儿女送到上海躲避一时。1913年，黎绍基又随全家一起迁徙到北京，黎元洪延聘教师在家设帐教授黎绍芬、黎绍基的学业。时局如走马灯一般迅速地变化，也让这位深宅大院的贵族少年见惯了权力场上的荣衰更替。
黎绍基在性格上有乃父的遗风，薛民见在《黎元洪外史》中称他是“品性敦厚，克绍箕裘”。黎元洪也对长子寄予厚望。1920年，十七岁的黎绍基从天津出发，赴日本贵族学院读书，随行的有张之洞的第十一子张燕卿，还有一名日文秘书和听差、厨师各一人，完全一副富家公子求学的气势。1921年，黎绍基从日本回到天津，遵从父母之命归国完婚。妻子唐闳律是江苏无锡人，与黎绍基同岁。岳父唐浩镇是黎元洪第一次出任大总统时的总统府监印官，和黎元洪的私谊极好，所以两家这才结为亲家。在1918年府院政争风潮中，段祺瑞率领全体阁员至总统府，请求黎元洪在提交国会的参战咨文上盖印。唐浩镇是公府中激烈反对参战案的官员之一，仰仗自己是黎绍基的岳丈，便将咨文推在一旁说：“此案我不能盖印。”结果导致府院双方不欢而散。
1923年，黎绍基从日本归国，转而就读于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在这所着名的大学里，黎绍基和其他的青年学生一样，除了发奋学习之外，还认真地关注着国事、天下事。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反抗日本工厂厂主。支持工人的学生们，在上海英租界遭到血腥镇压，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之后，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黎绍基参加了南开大学“五卅惨案”后援会，并被推举为募捐组组长。回到家中，黎绍基把此事告诉了父亲黎元洪。黎元洪对儿子的所作所为深表赞许，不仅自己慷慨解囊给予捐助，还亲笔致函顾维钧、杨以德、鲍贵卿等社会名流，介绍黎绍基前往募捐。有了父亲的支持，黎绍基三日之内就募集捐款一万余元，大大超过了预期的数目，深受南开同学的好评。
1928年，黎元洪去世前对家人遗嘱：丧事从简，告诫诸子潜心从事实业，毋问政治。黎绍基遵从父命不问政治，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实业之中，成为一名成功的实业家。黎元洪过世之后，黎绍基以黎家长子的身份，继承了父亲在黎氏投资的实业公司内的全部职务。黎家在中兴煤矿投资最多，所以中兴煤矿董事会召开会议，推选朱启钤接任董事长，而以黎绍基为董事，并且聘请与南京国民政府有关系的钱永铭担任总经理。1929年，北伐后的中兴煤矿重新恢复了生产，为了进一步改善营销管理，撤驻矿经理制，改为驻矿办事委员会。设委员五人，由董事兼协理张叔诚、董事黎绍基、唐在章、陈景韩、申士魁组成，亲赴中兴煤矿矿区工作。黎绍基在此做事十分积极，为中兴煤矿之复工生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4年，中兴煤矿遵照新公司法修改公司章程，改组董事会，推选有政治背景的叶景葵继任董事长，罗义生、张叔诚成为常务董事，而北洋时代的旧人朱启钤、钱永铭、张学良、周作民、周景堂等人均为董事。黎家虽然出资最多，但是由于政治背景减弱，故而黎绍基只能出任董事。可是中兴煤矿的许多具体事务多由黎绍基前去经手办理。因为中兴煤矿的强大政治背景和煤品质地优良，抗战前夕，该矿迎来了建矿的鼎盛时期。
除了中兴煤矿之外，黎绍基还兼任山东济南鲁丰纱厂常务董事，1936年还被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聘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山东分会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中兴煤矿为日本侵略军强行侵占。黎绍基避居上海，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曾是中兴煤矿董事的大汉奸王荫泰出面劝说黎绍基，黎绍基不为所动，坚决不愿出山。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黎绍基立刻就投入到实业活动之中。他和张叔诚二人一起前往中兴煤矿，着手接收事宜。战争使中兴煤矿变得满目疮痍，矿井设备全部毁于一旦。由于在接收的过程中，国民党故意从中破坏，矿区内治安十分混乱；加之生产设备毁坏十分严重，一时无法恢复矿区生产。为了维持中兴总公司和矿区一部分职工的生活．黎绍基又在上海设立中兴煤矿之子公司鼎中贸易公司，并且亲自主持经营进出口贸易业务；另在天津设立鼎中贸易分公司，派周一峰为该公司负责人。同时，黎绍基预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近海和远洋的航运交通大有发展前途。所以在兼顾复兴煤矿的同时，又大力发展煤矿下属的中兴轮船公司。他先后担任中兴轮船公司的常务董事和董事长。其间，他首先调回中兴煤矿战前在国外的存款，并且索回被日本侵略军炸毁的两艘海轮的赔款，借此修复好两艘轮船开始海上航运。与此同时，黎绍基又大胆向国外贷款，购进海轮八艘，使中兴轮船公司一跃成为总吨位居全国第三的民营海运企业。
1948年，国共两党内战在即，受时局动荡之苦，黎绍基的中兴轮船公司贸易也大受影响。不仅如此，国民党当局还强行征用中兴轮船公司停泊在上海的海轮，用以驶往台湾基隆港。黎绍基受董事会委托，携眷衔命赴台湾与国民党交涉。他以驶港维修为名，设法让一部分船只驶离台湾，停泊在香港，静观政局的变化。全家亦随之迁往香港。当时，由于局势动荡，许多民营资本纷纷出逃，而黎绍基认定自己和公司的前途在祖国大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黎绍基接到赴北京列席全国交通运输会议的邀请。黎绍基怀揣着新政府的邀请函，心里多少有些忐忑地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会议期间，黎绍基受到了南开校友、时任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和宴请。宴请时，黎绍基恰好又坐在周恩来的身旁。周恩来对他亲切地说道：“宋卿先生有句名言‘有饭大家吃’。”在满堂的笑声中，周恩来又向黎绍基问及黎绍芬的近况，并亲切地回忆说他和黎绍芬在南开是同学。在周恩来拉家常式的亲切谈话中，黎绍基对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的疑忌和顾虑一扫而光。
北京交通运输会议之后，黎绍基即着手在大陆重新组织实业活动。黎绍基和张叔诚等人商议，鉴于中兴煤矿董事会的董事已经残缺不全，决定改组董事会。推举仍驻扎在北京的朱启钤为董事长，张叔诚为常务董事，黎绍基为董事兼总经理，组成中兴煤矿新的董事机构。鉴于中兴轮船公司的大部分轮船还停泊在香港，黎绍基又返回香港，向各轮船的船长和船员申明爱国大义，决心将轮船驶回大陆。在黎绍基的努力之下，中兴轮船公司的三艘主要载货海轮于1950年秋天在香港卸货后驶抵上海，其余停泊在香港的船只多数也陆续回归大陆。黎绍基带着妻子唐闳律和次子黎昌胤由香港返回上海定居。台湾国民党当局闻讯后，马上将停泊在基隆港的两艘中兴轮船公司的轮船扣押。黎绍基将中兴轮船公司的船只驶回大陆的这一义举，对后来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起义，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黎绍基将中兴轮船公司的船只驶回大陆后，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船只滞留在上海港达一年之久，未能投入到航运之中。黎绍基和中兴煤矿常务董事张叔诚一起与当时的全国工商联负责人陈叔通协商，然后由陈叔通向周恩来陈述中兴煤矿的情况。周恩来得知后，责成政务院有关管理机构给以支援，中兴煤矿和中兴轮船公司才得以继续生产及运输。
1951年，应政府的邀请，黎绍基前往北京商议私营工商业的调整问题。回到上海之后，黎绍基即与其他董事一起申请将中兴煤矿公私合营，获得批准，附近的各小矿和煤窑也都一并归入中兴煤矿。黎绍基为新中国煤矿的事业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贡献。中兴煤矿旗下的中兴轮船公司，所有的海轮都悬挂五星红旗，行驶在中国的远洋航线上。中兴轮船公司的航运业务也一并纳入上海航运局的规划之内。黎绍基对于公私合营的态度相当诚恳，曾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写道：“企业合营后，我的高工资照发，在政治上参加政协、工商联和侨务等工作，生活安定，心情舒畅，兄弟辈也得到政府照顾，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执行统战政策和对工商业者实行和平改造的英明伟大。”文字中虽不可避免的带有那一时代的特点，但也反映出黎绍基对公私合营的真实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