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黎元洪在各方的拥戴下专车入京，二度就任大总统。1923年8月，受曹锟、冯玉祥等军阀胁迫，黎元洪又回到天津，专心做生意。他先后投资实业竟达70多个，尤其是他大做房地产生意。不光武昌、北京、大津有三处连片的私宅，还凭眼光与财力开发许多别人看不上的房地产业，大获其利。在天津当寓公的要人很多，富翁也不止他一个。但有的是靠当军阀时不断克扣下来的巨额军饷起家，有的是凭以前的社会关系致了富，黎元洪却是完全靠遵从经商规律大胆运作而成功的。
“黎菩萨”
黎元洪貌似凝重，性若温厚，操守还算清廉，遇事却无主张，亦缺乏政治才识，此“黎菩萨”名号之由。1864年10月19日，黎元洪出生在湖北名镇汉阳的一个大户人家，取字宋卿。因其本籍为黄陂黎家河(今大悟县彭店乡)，故人亦称“黎黄陂”。
黎元洪14岁时即随父亲黎朝阳北上直隶。1883年，黎19岁，考入位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在校期间，他勤奋好学，坚忍耐劳，再加上天生一副魁梧身材，深得学堂总办萨镇冰与监督严复的喜爱和赞赏。毕业后，随即被派往“广甲”炮舰任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广甲”舰奉命从广州北上增援威海卫，途中不幸被日舰击中，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仓皇率舰逃窜，以致触礁沉没。黎被巨浪卷入大海，在海上漂游了十多个小时，幸被人救起，算是死里逃生。
1895午，黎元洪投报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开办的延才馆，受到张的器重，先后被委以金陵狮子山炮台总教习、帮带、管带、督节等职。此间，黎3次受派遣赴日本考察军工生产和军事教育及训练，眼界大开，深为日本之先进装备和精湛训练所折服，暗中发誓以日本为榜样，采用新式方法训练一支精悍的队伍。不久，机会来了，1905年，黎元洪擢升为第二十一混成军协统。第二年秋，清军在河南彰德举行操练大会演，当黎元洪率领着他的队伍以新的阵容出现在比武场上时，全场为之震惊，掌声、称道声此起彼伏。从此，黎元洪声威大震，所部也赢得“首屈一指”的称誉。
在军队中，黎元洪给人留下一个和善开明的印象，他平素注意体恤爱护士兵，新军普遍对他存有好感。1906年，黎元洪又以军界代表人士身份参加湖北铁路学会，共谋筹款赎路大计，受到湖北各界人士的钦佩与褒扬。由此也使他成为革命党人注意和物色的开明人士。是年4月，革命党人孙武、蒋翊武等在武昌洪山宝通寺秘密集会商讨起义领导人选时，就曾提及黎元洪。
1911年10月10日晚7时，武昌城内工程第八营士兵熊炳坤、金兆龙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经过一夜的激战，11日正午，革命党人攻占武昌，新政权建立迫在眉睫。革命党人张振武、蔡济民等及原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等清朝旧员聚集在湖北谘议局楼上，商讨组建军政府事宜。最后中原议员刘赓藻推举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的都督。
殊不知，起义当晚，黎元洪还亲手杀死了两名革命士兵，并杀气腾腾地叫嚷：“谁敢造反，如此下场！”终因起义大局势不可挡，黎元洪仓皇换上便装，跌跌撞撞地逃到随从参谋家中躲藏起来。革命党人闻讯闯入这一参谋家中，将黎元洪从床下拽了出来。在起义士兵厉声呵斥下，黎元洪被带到设在楚望台的起义军临时指挥部。少许，刘赓藻也带人到了楚望台，不由分说地簇拥着黎元洪来到谘议局会场。黎元洪一迈进会议厅，等待已久的与会者全体起身，鼓掌欢呼，反倒更加使黎元洪不知所措。等黎明白事情缘由之后，连忙急声大喊：“休要害我！休要害我！我不能胜任。”这时，革命党人李翊东走上前去，将一份写好的安民告示拿到黎元洪面前，请他在都督名下签字。黎元洪见写着“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的字样，颤抖不已，嘴里还不住地嘟囔：“莫害我，莫害我。”怎么也不肯签名。此举令众人失望和不满，顿时有人指着黎元洪骂道：“你黎元洪太不识抬举了！”李翊东怒不可遏地用枪对着黎元洪的脑袋喝道：“再不签字，就枪毙了你！”即使如此，黎元洪仍不肯下笔。急不可待的李翊东干脆一把将笔夺过、在布告下端写了个黎字，布告才得以发出。再瞧这个黎都督，面无表情，缄默不语，简直成了一具“泥(黎)菩萨”。
为了让黎元洪走马上任，革命党人颇繁劝说，黎终为所动，表示愿“亲临政事，尽忠报国，完成革命”。11日、12日，汉口、汉阳相继光复，武汉战局大势已定，各国驻汉口的领事纷纷宣告“中立”，黎元洪这才吃了一颗定心丸，立即剪去表示效忠清廷的那根发辫，算是与他的“君亲”一刀两断。13日下午，在都督府举行的军事会议上，黎元洪慷慨表示：“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这标志着他已正式出任军政府都督。16日，在黄帝灵位前，黎元洪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宝座。
然而，黎元洪毕竟是被革命军逼迫就范的清朝旧臣，他不仅与革命党的主张相距甚远，而且在骨子里更容易与袁世凯接近。以武昌首义革命烈士的鲜血争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仅仅数月，便为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做上了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阿Q正传》中提到的那个“洪哥”做了民国副总统，然而他要在湖北省当权，不到北京赴任。
尽管他早就同老资格的革命领导人疏远了，却有人提议由他去替换袁当总统。宋教仁遇刺后，人们请求他参加反袁起义。与此同时，看来好像还做了些工作，招募黎手下的激进军官参加反袁密谋。黎拒绝了这些建议，他把他的军队中持不同意见者视为对他本人的威胁。黎在这一事件上的态度，说明他毕竟是从民国一开始就同袁结盟共事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担任了民国大总统。1917年2月9日，段祺瑞内阁决定对德国潜艇政策提出抗议。对德抗议之后，对德绝交问题接踵而来。3月3日，在段祺瑞的主持下，内阁会议在几乎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通过了对德绝交案。第二天，大总统黎元洪却拒绝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
此事由抗议而绝交，又由绝交而宣战，一时间闹得总统府和国务院势不两立，水火难容。其实他们的后面是美国和日本，都在利用对德问题谋求对华霸权。美国人支持黎元洪，无奈黎软弱无能，充其量不过是扮演个“泥菩萨”的角色，死活不再吭声了。日本人看中的段祺瑞可真能耍硬的，撂了挑子，不告而辞，出走天津。在北洋军的压力下，黎元洪不仅不再坚持排段的主张，反而主动请求副总统冯国璋速去天津劝说段祺瑞。3月6日晚，段祺瑞在冯国璋和汤化龙的劝说下，重新回到北京。3月10日、11日，众参两院先后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对段祺瑞内阁外交政策的信任案；3月14口，外交部正式照会德国公使，宣布对德绝交。这次外交行动，被看做段祺瑞的胜利，也就是说日本人胜利了。
此后，段祺瑞又利用参与督军会议的军阀们威胁内阁的阁员们，随后段亲自出马偕问各位阁员，去总统府逼迫黎元洪在对德宣战案上盖印。黎元洪知道来者不善，无论段派阁员如何围攻、指责，就连范源濂暴怒之下摔门而出、摔坏了门玻璃的时候，他都一言不发，默默抗拒。黎元洪内心是恐惧的，他感到自己孤立无援。但段祺瑞心里也是虚弱的。一边是死不开口，一边是咆哮如雷，都在进行最后的较量。段祺瑞终于忍不住了，突然起身，拂袖而去。与此同时，“泥菩萨”的防线也突然崩溃了，他无力地抬起手，示意部下盖印。
段祺瑞同时又搜罗了流氓、乞丐、打手数千号人，声称“公民请愿团”，在国会门前示威，并对议员们大打出手，致使国会被迫休会。5月19日，除总理段祺瑞以外的其他内阁成员纷纷辞职。黎元洪不堪忍受“北洋虎”的所作所为，在美国公使芮恩施的支持下，于23日下令免除段的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而段祺瑞则发表通电，对黎总统命令不予承认。他一方面授意北洋系各督军脱离中央宣告独立，造成“九省督军皆反，连兵请解散国会”的局面，另一方面对盘踞在徐州的张勋暗示，复辟的时机已到。
面临危局，“黎菩萨”一筹莫展，虽一再电促徐世昌、王士珍组阁，可二人就是迟迟不予应允。南京冯国璋虽没附和段祺瑞，但也不明显表示支持黎元洪。只有张勋通电拥护总统，自愿充当府院之争的调停人。不得已，黎迎“辫帅”至京。“泥菩萨”何曾料到，此举竟引狼入室，导致了一出复辟丑剧。6月7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一路杀奔京城，在过天津后突然止步不前。按照与段祺瑞达成的默契，向黎提出解散国会的条件进行要挟。与此同时，大队的“辫子军”已开进北京，扎营在天坛和先农坛，这样一来反倒使黎自己成了瓮中之鳖。黎元洪面对危局，只身逃到日本使馆避难。而这时复国务总理之职的段祺瑞见目的已达到，立即起兵伐张，俨然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黎元洪犹如虎口边的一只羔羊。由此，在政坛偃旗息鼓，跑到天津，与美国商人华克联合经营起中美实业公司来，并亲任董事长。
1922年5月，直系军阀打了胜仗后，又抬他出来做了大总统。其间，黎最主要的成就是任命包括若干有声望、有现代化意识的律师、外交官和教育家组成所谓“好人内阁”。胡适也曾为之大肆鼓吹。其中新的财政总长是在英国牛津受过教育的罗文干，他从最高法院辞职之后加入内阁。罗通过重开谈判，即所谓奥地利借款，减少现有政府债务2亿英镑，并得到一张供政府立即能够使用的8万英镑的支票，由此证实了他的能力。然而由于“涉嫌非法程序及贪污”，根据总统令，他于11月18日午夜被捕。这是一次戏剧性的政治风波。
一时间，争论罗文干有罪还是无辜的文章充斥了报纸。众议院议长、副议长于18日晚曾访问黎元洪总统，提出罗的若干罪状，并提出贪污的旁证。黎元洪当即冲动地发布了逮捕罗文干的命令。尽管黎很快就后悔了，但他不能收回成命。内阁辞职，罗的案子被交到法院，一年半后，罗才被无罪开释。
到了转年6月，由曹锟导演了一场驱黎闹剧。先是各路军人到黎宅索饷，随之是“市民请愿团”高呼“总统退位”，黎的一些旧部故交众叛亲离，抛他而去。6月13日中午，黎元洪在美国顾问和几位侍从的陪同下，仓皇逃离东厂胡同，登上去天津的专车。临行前，黎元洪将总统印信托付姨太太黎本危，命其携至位于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隐藏起来。
黎大总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他亲自提名任命的直隶省长王承斌，早已奉曹锟之命在杨村车站“恭候”他。总统专列刚一到站，王承斌即率军警跳上车，追索总统印信。在车厢里，黎元洪因备受屈辱，几至痛不欲生，想自我了结。晚上10时，王承斌再次上车索要印信时，早已体力不支的黎元洪只得将实情全盘托出，乖乖地按照要求给黎本危打去交出印信的电话。直到第二天4时，北京方面告知印信已经到手，王承斌才把在车站软禁了一夜的黎元洪释放。
黎元洪本以为总统的印信在握，大总统的桂冠就不会落入他人之手，然而到头来落得个“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真是一出悲剧，而黎元洪则是这出悲剧中一个可悲又可笑的角色。
“床下都督”
1911年10月17日，湖北军政府门前祭坛高筑。祭坛前香烟缭绕，坛上黄帝、轩辕氏灵位庄严肃穆。灵前摆设香案，陈玄酒，旗立两侧，鼓乐喧天。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跪读祝文，三军鸣枪，全体跪拜，山呼万岁。这是湖北军政府祭黄帝仪（一说为祭天大典）的盛典，也是黎元洪视职的庆贺大典。
辛亥革命首义取得取成功，照理说应该推选一个有才干、孚众望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新政权的首领，以便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却拉出一个与革命毫无渊源，且一直视革命为大敌的旧军官黎元洪来作为军政府的都督。关于此事之始末，外间传说不一，至今几成疑案。特别是关于革命党人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都督宝座的故事，一直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黎元洪因此而有了“床下都督”的雅号。有的革命党人回忆说，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及其他的湖北军政要员员纷纷躲藏逃路，省城很快被革命军控制。当时，黎元洪躲在姨太太黎本危的床底下，被部下马队第一标第一营的排长萧燮增知道。萧带班长虞长庚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拖出来，他们用手枪逼首黎元洪来到省咨议局（即今阅马元红楼），将其关押在楼以士兵守卫。黎当时吓得魂不附体，一言不发，像个木菩萨。有的人持另一种说法：武昌起事后，黎元洪更换便衣，由执事官王安澜带领，躲到黄土坡刘文吉参谋家中。当革命军闻讯找来时，黎元洪吓得躲到屋中蚊帐后面，又从帐后钻入床下。革命军马荣将子弹上膛，命他出来。黎元洪见再也无法躲避，只好从床下爬出来，最后被革命军推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席位。以上两种传说，反映了黎元洪被胁迫参加革命的事实。
二、黎元洪对联集
一身肝胆生无敌；
百战灵威殁有神。
挽蔡锷：
正倚济时唐郭李；
竟叹无命汉关张。
挽蔡锷、黄兴：
上寿伏生传绝学；
通经高密擅名家。
贺康有为六十寿：
成功却只身萧散；
大勇哪知世险夷。
当日风云随叱咤；
至今草木识威名。
题扬州徐园：
奥旨遐迩，道根永固；
辞机旷远，名翼长飞。
挽孙中山：
以时势论英雄，即今还我河山，鼓声不死；
为国民谋幸福，做个后来榜样，剑气犹生。
三、黎元洪故居的寻访
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无疑是当今中国最有名的商业街之一，尽管它现在既没“王府”也没有“井”了，但历史留在这条街上的遗痕，何止琳琅满目的商品所能掩尽的？王府井大街改造后，气象一新，很有点国际大都市的模样了。我不爱逛店，但每次从那几尊传神的街头人物雕塑跟前走过的时候，就像迎头遭遇到清末民初时代留长辫的洋车夫和剃头匠，以及那个穿旗袍正说着京韵大鼓的女子，似乎专门在等我这个对近代历史有点兴趣的旅人。每次看到他们，我总要还一个会心的微笑。
但要体味真切的历史，还不是在这条从早到晚总是人潮激荡的现代化大街上，而是在它两侧的那一条条深不可测的小胡同里。密密地住着小户人家的巷子里，没准儿会藏着一幢旧日豪门，让你眼前为之一亮。纵横的胡同如同经纬，而那些豪门往往是改变历史走向的坐标。所以，我告诉过北京的朋友：在北京，我喜欢钻胡同就像女人喜欢钻商店一样的不可理喻。
东厂胡同，就是王府井大街北端的一条让我期待一游的胡同。
2000年元月18日那天下午，北京东城区文化局的小李领我看过面目全非的法华寺后，回到了车流不断的王府井大街。我告诉他：我还想再到马路对过儿的那个大院子里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