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站到了王府井27号大门前。
还是那道西洋式的长长的灰墙，还是那个深奥莫测的大门。只是，我多年前看到的由郭沫若氏题写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大木牌，不知何时被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小铜牌。
想入其间久矣！因为，此地曾是明代的令人恐怖的东厂，还曾是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的私邸“大德堂”。
不过，那时的大门，是在南边的东厂胡同北侧，因为“大德堂”的门牌是“东厂胡同壹号”与“东厂胡同叁号”。现在，那边已经是居民小院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楼。
寻古时，有时不得不从旁门左道进入。
遥想五百多年前，此胡同甚是了得，哪有普通百姓们安身的份儿！颇有心计的明成祖朱棣为提防皇亲国戚中的敌对势力，特意在这有诸多亲王居住的皇宫东侧设立了一处秘密警察机构——东厂。该“厂”只生产恐怖，而全体“工作人员”悉为嘴上无毛的太监，他们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受命绕开正常的司法检察官署，如都察院、大理寺等，秘密侦缉、审判有可能对“当今圣上”的地位和声誉造成威胁的任何人。所以，无论皇亲国戚，还是老臣勋将，莫不望而生畏。深受帝王信任且又失了男根的大小阉人们，折磨起人来只会感到快慰。所以，在太监业达到顶峰的明代，东厂狐假虎威，广置耳目，滥用酷刑，大造冤狱，致使惨案不绝于世。据说，恶贯满盈的大太监魏忠贤也曾当过东厂的领导。
如同设在西安门那边的“西厂”一样，“东厂”也是因位于东安门而得名。有了东厂，无名小巷也就有了留传至今的名字。
到了清代初始，满人帝王们不屑于沿用前朝皇帝们的恐怖统治法，就把东厂连同大批太监一股脑给废了。这座大院，成为大清王朝哪位开国重臣的府邸。新主人毁牢建屋，填坑凿河，一番折腾后，葳蕤的草木覆盖了先朝的凝血，流淌的碧水漂洗着瘀痂的冤魂，明明一座人间地狱，居然蜕变成一处有华宇、亭阁、假山、曲溪的绝美之境。至晚清，此宅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外交部长)裕禄的家园。
到了民国初期，这里成了黎元洪的宅第。
因有文物官员作陪，我轻松地迈进了这座被灰墙圈得春光一丝不泄的深院。
一进大门，即是一座又一座毫无美感可言的灰砖办公楼。往右，是临街的灰色院墙，锅炉房与煤堆筑起的黑压压的风景很是扎眼。只有往左，才有飞檐挑起的旧貌在等着我去看。
我知道，明代阉党们施虐的痕迹早不可寻，清朝豪门的美轮美奂也不会保存得比紫禁城或恭王府里更多。我只想来看看，当年受尽军阀们的窝囊气的黎元洪经常徘徊仰叹的那座假山是否还在？山上那座接待过许多贵客的八角亭还能承受八面来风吗？那道企图超越乱糟糟现实的空中长廊还残存几许？
绕楼南去，拐过楼角，嚯！还真有座不大的假山！上面居然还保留着一座八角亭！而亭旁的清代长廊，也十分稀奇地尚存一截！
我有些难以置信地怔住了。
黎元洪，一个不大被现今的人们提起的名字。但写中国近代史又不得不写到他，因为他是推翻清廷的“武昌首义”的首领，那次军事叛变引爆了全国各地武装反抗清王朝的炸弹，直到大清国被迫宣布退出历史舞台，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才渐渐消停。因是年为辛亥年，那一年的武装暴动便成了名垂青史的“辛亥革命”。
但从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之后，二度下野的黎元洪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直至沦落成今天的一个可有可无之人。现在，说到北洋时代，人们想起的是袁世凯，是袁世凯旗下的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等强悍的军人执政者，而同样也是起步于老牌北洋军校的黎元洪，反倒成了被遗忘的局外人。
北洋是武人的，也是文人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武人的。所以，徒有武人外形的文人黎元洪就吃不开。
北洋时代的顽劣性质，的确没有因这个人的存在而变得文质彬彬起来。
“文革”正热闹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过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不足百页的《辛亥革命》即其中一本。小书印数高达80万册，定价却只有0．17元。我至今保留着十五岁那年买的这本我的中国近代史的启蒙书。
该书是这样提到黎元洪的(括号内为引者注)：
(1911年)十月十一日清晨，经过一夜激战的革命士兵，聚集在武昌市阅马厂湖北谘议局开会，成立革命政权，推举都督。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散布的“先知先觉”论和英雄史观的影响下，很多人认为参加起义的士兵，谁也不够资格当都督。混入这次会议的立宪派，看准了苗头，就乘机举荐黎元洪，要他出来当都督。
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在北洋海军中任职，后来投奔张之洞，任湖北清军马队营官，一直升到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协统(旅长)。是张之洞(时已赴京任军机大臣)等湖北统治者最得力的帮凶。十月十日晚间，他坐镇军营，亲手杀死一名响应起义的士兵，后来革命党人派来的联络人员，又被他枪杀。直到听说瑞澂(湖广总督)已经逃走，武昌已被革命军占领，他才慌慌张张躲到一个参谋家里去。因为他平时装得厚道、宽大、伪善的面孔欺骗了不少人，加上同盟会在《革命方略》等文件中，散布了对汉族地主、官僚的大量幻想，使部分人认为黎元洪“声望高”，让他充当湖北军政府首脑，一定有很大的“号召力”。后来，他被革命党人用手枪逼着上台，就一言不发，还坚持不肯剪去辫子，表示对清朝的忠心。革命党人只得另组“谋略处”，负责军事指挥。至于政务交涉，大家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立宪派的头目、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于是又被推举出来……新诞生的湖北军政府，军政要职一开始就被两个反动家伙窃据。
后来革命形势一天天发展，钻进革命政权的反动分子，也看出清朝政府是保不住了，于是加紧活动，窃夺权力，从内部瓦解革命。就这样，湖北反动势力逐步扩大，革命力量日益削弱，以致后来黄兴到达武汉，还不得不屈居黎元洪之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袖，在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地位竟不如反革命刽子手黎元洪。
“统治者的帮凶”“反动家伙”“反革命刽子手”——这就是当时的史学家所告诉我的黎元洪。
天下大乱的年代，只在教科书上骂遍古人还不算过瘾，掘了“反动头子”的坟才是最彻底的革命。早在此书出版前六年——风雨苍黄的1966年，黎元洪的后辈乡党就“宜将剩勇追穷寇”地一举捣毁了其在武昌南士宫山上的“前大总统黎公墓”。
沉梦被惊破的黎元洪一定会对阳间的胡闹而大感震惊与惶恐，但若闻知同时发生在距武昌千里之外的另一桩毁墓壮举后，那他则一定会顿感庆幸：不管怎么样，他还留了个囫囵尸首，浩劫过后还能被本地政府重新筑墓安放。而在河北省南皮县那边，他的恩师、清末最主要的汉族大臣张之洞的墓穴，就不光被当地的“革命小将”捣毁；而且，其发辫尚连着的遗颅竟然被揪出阴沉木的棺椁当球踢！
呜呼！这绝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当事人张遵埏老人亲口对我讲的。
20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在青岛针织三厂当库工时，张之洞的重孙张遵埏老人与我成了忘年交，那时他刚自原籍河北南皮被“落实”回青岛原单位。1957年他被划为“老右”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既有严重的历史问题(除了曾祖父为大坏蛋张之洞外，他本人还在民国时期担任过天津广播电台的要职)，还有现行的反党言行(他曾和妻子把一位哭哭啼啼的乡下女人领进家中管了顿饭，而那位女人是被邻居的厂长拒之门外的前妻)。记得在车间里，这位民国时代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的名门之后对我讲过，“文革”中他被遣返原籍后，曾眼见曾祖大人的带着枯黄发辫的头颅被当地“红卫兵”从墓中掘出来并满大街地踢来踢去。张家祖茔好大一片，其祖辈、父辈的墓里均有不少陪葬品，唯最大的张之洞墓，棺木里却什么珍宝也没有，这当然很令“革命小将”们失望。在场的张之洞后人，只有连当地的“地、富、反、坏、右”也瞧不起的他和他的一个有些疯癫的老叔——张之洞的一个孙子。后来，他奉命用一张席子卷埋了这位不知何故死去的老叔，再后来，又用同样的方法埋了自己的妻子——贤妻实在受不了“贫下中农”们对自己和对丈夫的折磨，趁他实在熬不住昏睡片刻时，自悬于梁上。说到“文革”时的经历，老人每每摇晃着花白的脑袋哽咽起来。
是哟，比比满街碎骨的“张南皮”，浩劫过后重被礼葬的“黎黄陂”真的算是劫后余生了——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在原黎墓后侧重建黎的新墓。不知是选址有误还是施工有瑕，墓丘不久即塌陷。四年后该市又拨款重修了黎墓，并在墓前立起了“大总统黎元洪之墓”碑。
共和国终于承认死者是上一朝代的大总统了——此前的“中华民国”似乎是不存在的，“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解放前”“旧中国”“旧社会”即是共和国的人们对1912年至1949年的表述方式。所有在那个朝代任职的人身份前面都要加“伪”字，大如蒋介石的“伪总统”，小至村子里的“伪保长”。
黎元洪并非“伪总统”，他是被中华民国约法和议员们的选票抬到国家元首位置上的。比比民国山头上相继出现过的那几个人影，待得最久的当然是蒋中正先生，而闪回频率最多的则是黎元洪了——他居然当过三届副总统和两届大总统。
其实，黎元洪不是命里注定的“真龙天子”，他的一生，也饱经磨难。他的卓然超众，除了天资与人格外，最要感激的，就是那个死后被拖拉成一地碎骨的张之洞——当初不是封疆大吏张大人慧目识才把个落魄的北洋水师下级军官收留并逐步委以重任，他黎元洪怎会有日后的出人头地？
生于1864年的黎元洪，曾在三十岁那年参加过极为悲壮的甲午海战，而且是极少数死里逃生中的一个。漫漫数千年中国历史中，不知哪一位君主比黎元洪遭受的磨难更长久——他所在的军舰被日舰所击沉，全舰官兵落水，绝大部分人惨烈殉国，他竟然一个人在茫茫黄海里漂流了十个多钟头才被救上岸！
按说，有这样一段为国浴血奋战史的国家领导人，一定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历史人物。但事实恰恰相反，现在我们所熟悉的是，黎元洪只是反动的北洋军阀时代的全体坏人中的一个。至于他早年是否有过报效国家的光荣履历，负责注释历史的人从来不告诉我们。
威海的刘公岛也不告诉我们。
我曾两登刘公岛。第一次是1994年，恰是千古伤心的“甲午海战”爆发的第一百周年；第二次上岛是在翌年，亦即中国海军被矮壮的强邻堵在自己的司令部里被捣毁的第一百年。我是忍着一个中国人的屈辱来触摸北洋沉锚的。
说实在的，我很失望，恕我不再提及在原“北洋水师提督府”(海军司令部)里看到的那些糟践自己先人的展览内容——从苦撑残局的国家重臣李鸿章，到饮药自尽的水师提督(司令)丁汝昌；从一艘艘军舰的管带(舰长)，到那些模样陌生的外国军事顾问，除了一个壮烈殉国的邓世昌之外，展览文字把战时的主官几乎骂遍了——“无能”算是好的，“贪生怕死”是一般称谓，“卖国贼”是最高头衔。而恰在这一年秋，我去了趟日本，在李鸿章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那座城市里参观过一座带有中日战争遗物陈设的博物馆，发现日本人对他们自己的哪怕是失败了的军人前辈也充满敬意而决不轻慢！
黎元洪在战争中只是“广甲”炮舰上的“大车”，论级别还不够挨骂的格。所以，刘公岛就没顾上唾骂这位至少算是“贪生怕死”的日后的大总统。
黎元洪尽管是个公认的忠厚人，但却并不贪生怕死，这在以后的从政生涯中会一再体现出来。
成为中国第一代海军，缘于他十三岁那年随当兵的父亲离开故乡黄陂县来到北方的直隶省。父亲乃李鸿章大人的军队里的小官佐，曾带儿子到兵营。某日，小小的黎元洪见到持洋枪出操的士兵们整齐划一的阵容后，大为激动，遂立志弃文修武。彼时，李鸿章正锐意整军练兵，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更是把天津建成了洋务运动的中心城市，北洋水师学堂即是李大人创办的一所待遇较高的军校。黎元洪夙有学习新式军事知识为国效命疆场之愿，又有健壮体魄，遂瞒龄报考了水师学堂(人家限龄于十七岁，他已十九岁了)。在校期间，黎元洪即以勤奋好学、坚忍耐劳而出人头地，毕业后被派往“广甲”舰任职。
甲午年(1894年)，中日两国海军于黄海大比拼，“广甲”舰奉命增援威海。途中，不幸被敌舰击中。铁甲轰然沉沦，将士全部坠水，场面一定比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表现得更为惨烈。是役，中国近代海军极为屈辱地全军覆灭，刚刚而立之年的黎元洪也极为黯然地结束了其海军生涯。
从汪洋里拣回一条命的黎元洪不甘平庸，次年南下南京，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延才馆”，其治军之才得以显露，从底层一步步被提拔起来。尤其受张总督之派，三度赴日考察军事，眼界大开，统军思想也为之一新。经十年奋斗，这位前海军下级军官一跃而为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旅长)，张之洞所倚重的军事助手。
清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老家搞的那次“彰德秋操”，不光让朝廷发现袁氏的统军能力，也顺便发现了“南军”指挥者黎元洪的不可多得。演习结束后，“阅操大臣”袁世凯曾高兴地向朝廷打报告说：
湖北一镇，经督臣张之洞苦心孤诣，经营多年，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
老袁赞扬的“湖北一镇”，即黎元洪所在的驻鄂陆军第八镇(师)，镇统制(师长)虽是张之洞的“丫姑父”(张家婢女的丈夫)张镇，但实际上的指挥者是协统黎元洪。不过这老袁也实在够滑头的，他的赞扬很巧妙，他只说该军队是“东南第一”，偏不说在整个参加“秋操”的军队里应算老几，因为“北军”是由他的爱将段祺瑞统率的，表现得不如“南军”出色。
两年后，朝廷在太湖边上又举行了三天的南北军对抗赛，依然是段祺瑞与黎元洪“掰手腕”。结果，“南军”三战皆胜，“北军”连战连败。故有人背后讥老段为“北军三战三北”。
北军的段总统心胸本来就不宽广，不知闻此讪言后心里会对黎元洪作何感想；更不知这是否为后来的段总理与黎屡相龃龉的伏笔。
清代的黎元洪，尽管成为朝野刮目的中年将领，但随着恩师张之洞的调走、新总督的接任而止步于原地。一直到清廷退位，他也只是个协统一原地踏步走的旅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