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看抗日战争中敌方的政治与艺术、侵略军与艺术从业者的关系，令人喟叹。那时的侵略者日本方面，自然把夺取战争胜利、贯彻他们的国策即他们的政治路线摆在压倒一切压杀一切的位置上。生活的一切角落，包括个人的私生活，无不笼罩着战争的阴影、军国主义的阴影、侵略魔爪的阴影。但这些阴影终于不能取代有血有肉的人的全部生活。而我们不能不承认，即使在敌占区，在敌伪机构中，在侵略阵营内部，仍然有着千千万万的活人，千千万万的活人的千姿百态、千奇百怪的生活。这些人并非个个都是战犯，并非个个自己选择了接受占领、接受占领当局。他们在占领当局许可的范围之内，有时候合作、有时候不合作地过自己的日子乃至追求自己的事业。“敌伪”这一边的人，并非个个都是杨靖宇、赵一曼，也非个个都是汪精卫、周佛海。
除了艺术，还有友谊。李香兰与先以俄侨后以苏联外交代表机构工作人员出现的俄罗斯姑娘的柳芭的友谊神秘而又真诚。日本当局曾想利用这一点开展对苏工作，苏方是否也有自己的目的，这里不得而知。但她们之间毕竟有一种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分野的友谊，这是事实。“自传”写了她与柳芭“并不知道这些政治手腕”。最后柳芭对李还有救命之恩，是她弄来了李属于日本籍的户籍证明，才免去了李的汉奸罪。“自传”还叙述了李香兰与日本普罗电影同盟委员长岩崎昶的友谊。“自传”明确地说道：“岩崎认为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友情是友情。”“自传”写到李与周璇的互相爱慕、一起切磋歌艺。“自传”还写到她与充任过她的保镖的男青年儿玉的友谊，都有动人之处。当然，政治在利用友情，却也不妨说，友情同样在利用政治。有了政治的需要与允许的大旗，人们获得了一些（当然是有限的）交往自己所喜欢的交往者的可能性。他们甚至可以在那种严酷可怖的境遇下相濡以沫。
即使在直接行使侵略的“敌伪”机体内，事情仍然是复杂的。“自传”写到了一些日本高官、军人、特务、占领区的文化官员（实际上应是到中国来搞攻心战的）。他们当中也有类似鹰派与鸽派之分。例如她写到山家亨这个日本报道部的官员、川岛芳子的最早的情夫。他是个中国通，十分糜烂，但他并不欣赏日军在中国一味屠杀的做法。在他家举行的招待会上，“话剧界有许多激进人物参加”，“话题也多是抗日、排日的内容”。山家亨甚至说过：“中国人对那些操着生硬的军人语言的日本人多么讨厌……没有一个人相信军部所说的‘日满亲善’‘日华亲善’。我也越来越讨厌日本人。”
后来山家在一九四三年被召回日本，由军事法庭宣判他监禁十年。战后他逃出监狱，但也担心被当做战犯审判。他也是一个两边都不见容的人，当然更多的还是侵略者那一面。
甚至连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也曾把“批判日本军队在中国的行为的文件送给东条英机”，为此，她几乎被日军方面杀掉……
对这些人和事，我们可以立场鲜明而又简单地骂一句“狗咬狗”了事，但是这种简明处理法未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人、了解历史、了解人生。
侵略者有没有悲剧感和悲剧意识？恐怕确实有，而且很强烈。我们当然难以设身处地地去同情他们，我们只承认他们演出了一场丑剧、闹剧。音乐剧《李香兰》与《李香兰之谜》蚀骨地抒发了侵略者战争受害者特别是战败者的悲哀。她“觉得日本可怜，日本人可怜”，这是当然的。她的心、她的立场当然与我们不同。我们觉得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是天公地道，日本战败是罪有应得。觉得日本罪有应得的人了解一下体会一下战败者的悲哀心境，恐怕未必是多余的。
包括对川岛芳子，“自传”也认为那个坏女人（“自传”的叙述是完全否定川岛的为人的）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是不是悲剧？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不承认她的一生是悲剧。但是从人生的角度、从历史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在对其人其事已经彻底处置完毕近半个世纪以后，我们不免体会到不是川岛这个坏女人的、这个间谍的而是普遍的人生的悲剧性。人的自由选择实际是有限的。人常常是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不了解前因后果的条件下被历史放置在一次性的选择机会的难点上的。
历史常常使人变得尴尬，使人感到一种撕裂身心的痛苦。例如“自传”写到李香兰在一九三七年前以中国人的身份在北京上学时无意参加的一次抗日集会的情况。同学们都和她要好，没有人知道她是日本人。每个人都表态“假如日本军队侵入北京，诸位怎么办”？李不知怎样说好。她说“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接着，她写道：“我只能这样说。”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的最好的出路”。这一段写得相当动人。
“自传”还写到她第一次回祖国——在日本因穿中国服装和说中文而受到日本警察的痛斥的情景。她没有隐瞒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于中国人民的蔑视与敌视。当然，传主完全可能强调和渲染了历史的专制与残酷，个人的无能为力、自相矛盾与无比痛苦，她宁愿多体会这一面。
西方一些人很看重历史愚弄人折磨人这一思想。当然，这很像是失败者而不是胜利者的结论。例如意大利著名导演贝尔杜鲁契与我国合拍的电影《末代皇帝》就表现了这一悲天悯人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悲己悯己的主题。电影处处表现了贝尔杜鲁契对末代皇帝的怜悯乃至同情，爱新觉罗?溥仪成为皇帝、成为花花公子、成为伪满皇帝与日本傀儡、成为战犯、成为普通人，哪一次是他的个人意愿起了主导作用的呢？一九八八年我访英时曾经在一次午宴上谈起这个问题，英国第一任驻新中国的大使（似乎中文名字是姓柯，我记不清了）为我的理解而向我表示敬意和祝酒。
当然，我希望这一段话不会成为坏人的借口。正因为如此，历史是这样无情地捉弄着利用着装扮着人，人更应该自重和慎自抉择。人不应该随波逐流，老是走阻力最小的路。
李香兰的经历是独特的。山口淑子生于中国，并认了两个上层人物做义父，并且具有两个随义父的姓的中国名字：李香兰与潘淑华。她经柳芭帮助从一位白俄的意籍妻子那里学习声乐。后来她成了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伪中国演员，拍摄宣传日本的远东政策的影片，慰问日军，成为日本方面所需要的伪满、中国的对日亲善使者。对于这些，“自传”颇多反省与批判。她写道：“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日本有人——例如一些报纸试图并已经揭示了她的真实身份。她自己也几次下决心公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但都没有认真做成。“自传”对此没有做出分析，然而，窃以为这很明白，日本当局需要李香兰，制造并利用了李香兰。“李香兰之谜”只有在中国的军事法*才能揭开。
“自传”里还写了许多她对中国的回忆和对中国的感情。由于从小生活在中国，她的语言表达经常是“要去日本了”“要回中国了”，可以相信，这是真实的。“自传”还提到了那一段时期在日本的（中国）大陆热。这似乎是一种侵略和占领的热情，但又不能排除一些日本人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山川大地的可能性。爱也可以与侵略联系在一起。人们可能以爱的名义进行侵略，这是令人叹惜的。
历史只有一个。不同的人的心目中却有不同的、至少是不尽相同的历史，于是就有了许多个版本的历史了。甚至一个人也可以有几个版本的历史，山口淑子、潘淑华（中学时代的她）、李香兰与大鹰淑子，对那一段无法抹去的历史的感受是颇不相同的。知道一点历史的不同版本，似乎比只知道一个版本更能了解人、了解生活、了解历史。关于中日关系的那一段回忆，并不因为它的“不幸”“不愉快”而成为乌有。正视历史也像正视现实，需要勇气也需要眼光。《李香兰之谜》可不是一般的影星歌星的“秘史”。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