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顾骧把他的新著寄给了我，它披露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周扬的一些思索、遭遇和那个年代对文艺工作的讨论等内部材料，它已经受到思想史专家的重视。由于书中的事情我在场许多，耳闻许多，牵心许多，书中不止一个地方提到我的名字，至今读起来仍觉得历历在目，言犹在耳，有的惊心动魄，有的为之嗟叹。
恰恰在近日出版了拙作长篇小说《青狐》，小说的相当一部分题材，与这本书的题材重叠或者交错，有的段落可以互为验证，互为补充，互为演绎。这更增加了我对顾书的兴趣。前几年应邀我在南京东南大学做过一次讲演，题目是《文学互证论》，这回可以自己参与进去互证一番的了。
但更多的是一种隔世之感，是一种平静，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间离效应。我问过一个读了此书的中年人，他说他觉得书的材料翔实，但是他怀疑，如今再回顾这些前朝旧事，这些详尽的争斗细节，有那么必要吗？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悲哀，这是真正的隔膜。一个“异化”，一个“人道主义”，已经没有那么悲壮或者那么严重乃至那么重要了。人们会怀疑，难道值得为之献身或者为之大动干戈？
二
周扬同志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同时，他与那些靠朴素的阶级感情跟着打土豪分田地的人不同，他是一位刨根问底的思想者。我一九五六年听他在全国第一次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他说：“在座的各位是搞形象思维的，而我是逻辑思维的了，哈哈哈……”他开怀大笑，我觉得他带几分得意。
革命与思想，这是周扬其人的关键词。革命需要思想，毋宁说在社会矛盾足够尖锐的前提下，革命是思想、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还不是现实，而是一种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时期，共产主义也不是现实，起码尚未充分现实化，而是如火如荼而又寒光闪闪的意识形态，是一把出了鞘的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迎闯王，不纳粮”“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是农民起义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成为二十世纪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革命的意识形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是一个经典的命题。很少有政治家、领导人像革命的政治家、革命政权的领导人这样重视思想、理论、意识形态直到文学艺术唱歌演戏的。所以我们新中国对于领导人的逝世，自然而然地以“伟大的（或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最崇高的称号。
革命同时需要情感，革命充满了悲壮的、正义的即绝对道德自信的、排他的、斗志昂扬的、宁死不屈的激情。我想列宁所说的没有人情味就没有对于革命的追求就是这个意思。革命思想不是数学符号式的单纯的逻辑推理，而是激情、想像与科学论断结合的产物。《共产党宣言》正是充满悲壮激情的革命意识形态的一个范本。“宣言”是犀利通透的理论，也是大气磅礴的散文诗篇。强调学习毛著的年代，说是一定要带着（阶级）感情学，这并非偶然，由此而引伸成为的反智主义，则是悲情走向了异化——反面。
这样的革命有极大的魅力，革命需要文学，文学倾心革命。革命特别吸引文学青年，哪怕这些人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革命的威严与压倒一切，使革命党有信心也有必要掌文学的舵。个中最主要的是以革命的意识形态统领文学，向文学创作特别是理论中一切异己倾向做无情的斗争。半个多世纪以来，文艺领域的反（错误）倾向斗争不断，半个多世纪以来，文艺老是充当“重灾区”，永远须要端正方向。以致没有哪个革命文艺的头面人物敢说文艺方向问题已经解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批“右倾回潮”时，“方向问题解决论”是回潮的一个罪状。
周扬即是一个革命意识形态战斗者与领军人的角色，他领导革命的文艺运动长达半个多世纪。如顾书中所说，他的职务不算太高，但是他的影响与威信大超过了他的级别。名胜于“职”（不是“质”）使他面临某种危险。
他的威信是党的威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威信，也是他个人的善于思想、并且善于进行悲情的与雄辩的理论阐发的威信。“文革”中姚文元批周扬，说周扬是反革命两面派，说他是（做）报告狂，这从反面表明了周扬在研究、讲授、运用与发展革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热情、特长、深思与自信，也表明了他自以为十分地政治化了，其实仍然保持了某些知识分子特点或日文人特点。言多必失，在中国，真正的大政治家不会做这么多长篇大论的演说。周扬毕竟搞了一辈子文艺，而且不幸的是，他真钻进了文艺，不是只在文艺圈做管理干部。他总是有太多的文艺话、理论话、而且是相当内行的话要说。
三
“文革”之后，周扬上下求索，他要给类似“文革”的事件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他要寻找一个庄严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必然观的、悲情的与原罪的概念——命题，无所不包地说明他所虔诚信仰和舍命投入的革命事业产生挫折的原理。他找到了“异化”一词，他为之激动并对之青睐。他以为，他有可能从而找到总结历史教训、避免类似事件重演的理论关键。而就主导方面看来，异化这个理论，当时被认为有为各种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包括所谓“文革派”利用的危险。现在，这个词其实已经被学界广泛接受和相当轻意地使用，但在党的正式文件上，这个词仍然不被认同。
以我的初级阶段的理论知识而言，异化与变质含义也差不多。我党是很喜欢讲什么什么人蜕化变质的。第二，确实，不同的人都可以方便地使用异化这个词。我就听周扬的老秘书露菲同志说过，一位文艺观点乃至政治观点与晚年周扬大相迳庭的人，后来表示欣赏异化论：他们所说的异化，主要是用来批评改革开放带来的与传统观念中的社会主义不一致的东西。
至于人道主义，应该说没有什么“另类”。一九八三年批评周扬的时候，我就听中联部一位资深领导同志讲过，要慎批“人道主义”，如法共机关报就叫《人道报》嘛。一九八六年我访问齐奥赛斯库时期的罗马尼亚时，也知道罗共的纲领规定，要以爱国主义、人道主义与历史乐观主义教育人民。（这从另一面反衬了人道主义标榜的不足恃。）以人为本，现在则已经载入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
时代发展了，自然要讲人道主义，也不妨一提异化。我们既不觉得它们有什么洪水猛兽，也已经不显得振聋发聩。我倒是从中拟喻不伦地联想到了重庆大足石刻中的几幅连环浮雕：表现一头牛先是套着绳索，挣扎而不得脱，后来自然而然地就摆脱了绳索，在明月清风之下自在徜徉。
生活之树常绿，生活比论争更强，或者说有时候不争论的方针比大辩论的方针更有力；对于教条主义的消解，比与教条主义认真论争更有效，更少以条易条的危险。只要基本健康的理性占了上风，生活，尤其是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与普通常识，天生地站在鲜活的创造性的实践一边，而不可能是站在不合时宜的吓唬人的条条框框一边。这是令人欣慰，令人扼腕，抑或令人失落的呢？
四
然而又是事出有因：马克思主义由于主张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党由于搞土改搞流血斗争屡屡被攻击为不人道，人道主义确实曾经被派过*，反革命的用场。这是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国情下的事，这当然不是人道主义的罪过。我在《青狐》中就写到过，那个时期，不仅“人道”一词会引起某些老革命家的警惕，“爱心”呀“美”呀“说真话”呀“写真实”（这其实是斯大林提的）呀都会被某些同志视为可疑，乃至遭到公开批判。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至少是在新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纯学术的概念，而是真理、革命话语权与指挥权、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威的根据与标志。马克思主义是新中国的道义权威、理论权威、政治权威的集合象征。所以，我们会看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命题，便是讨论谁来掌权和怎样掌权的问题。这样，马克思主义往往难于七嘴八舌，争鸣齐放，不可能允许任意置喙，而只能由党的领导集体，由党的领导核心，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极端慎重地也是极端郑重地予以首先是坚持、其次才是发展丰富乃至修正，出现新的提法，立即成为新的革命经典，不可任意越雷池一步。马克思主义而马列主义，而毛泽东思想，而邓小平理论，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明证。当然，这里也有特定的不同情况，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理论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由于与政治生活的操作要求高度一致而受到极其积极的评价。紧接着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却由于未必符合操作需要，便不了了之了。
周扬出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智慧和历史经验特别是十年“文革”的痛苦经验，意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当仁不让地有所发展解释，其情可感，其志可嘉，其心胸可敬可歌，其思想水平理论水平也令人赞佩，然而，他多少脱离了研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政治条件。他没有更多地从中国党的实践中，从中国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指示中，而是从马克思的早年文字中寻找理论资源，文章到底是书生啊！而且他是党的高级干部，以他的资历和身份，他要以署（真）名文章的方式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以显著地位发表新论，他当然是在为党立言，只能是为党立言！不经过中央的授权至少是认可，发这样的文章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是纯学术问题？
也许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可以讨论在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的情势下，在保持作为党的政治纲领即政治实践的理论基础的权威性统一性严肃性的前提下，怎么样做能更好地发挥人民的特别是理论工作者与党史专家们的历史主动性与理论创造性；怎么样做更有利于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作为哲学、政治经济学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发展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与人民性的结合，怎样做更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人民的智慧来学习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来活跃头脑与建立真正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合理的和更加民主即更加生动活泼的格局，此事体大，这是另外的话题。我们现在回顾这一段历史，只是为了理解当年发生的事情的历史必然性，而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悲情思维定势：忠而见疑，怀才怀忠不遇，小人进谗的认识模式中超越出来。
五
然而周扬是悲怆的。“文革”后复出，周扬创巨痛深，常常是双目含泪，反思和致歉。他从事革命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使他确信，一个正确的思想，一个理论命题或者概念，将改变国家的命运，文艺的命运，几代人的命运。他是决心背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与人民革命斗争的艰难这副十字架的。这种悲情的思想者特色其实并不自异化论与人道主义论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