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我听周扬同志的报告常听到他引用歌德的两个言论，虽然我至今没有找到出处与原文。一个是“愤怒出诗人”，周扬就是用这个话来动员作家们参加反右、反修、反这个反那个的斗争的。不少人至今以怒为荣，以怒为吸引眼球的妙计。其次是说：“一个阶级上升的时候面向世界，没落的时候面向内心。”对这个说法我也一直是且信且疑。歌德有那么强的阶级观点和非内心观念——有点唯物论的反映论的意思了——吗？怎么解释《浮士德》呢？求识者教我。
请看一看他五十年代的著名讲演《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和六十年代的另一次著名演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吧，他同样是悲情地与雄辩地，富有创造性地讲着“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小人物打倒大人物”，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他同样激情洋溢地进行过反右与反修的大辩论。他的理论是革命的，普罗的与人民大众的，而“被侮辱与被损害”（语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题目，邵荃麟译）者的革命，永远是小的弱的无名的（弱势群体）打倒那些庞然大物，这样的造反有理心态，这样的失去锁链得到全世界的零和心态，离不开悲情与煽情。
我再补充一句，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一些人接受批判戴帽也是充满悲情的，一些被批判的人欢呼革命的深入，忏悔自身的不足，悲情无限地准备着脱胎换骨，从此破旧立新，舍命求新。只是在屡屡实际遭遇荒谬闹剧以后，才发生了从悲情到无奈调笑的过渡。
周扬毕竟是思想者，不可能满足于欢呼圣明与人云亦云，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如日中天，是由于他善于理解和别具风格地、不无创造性地与感情充沛地诠释他所崇拜的毛泽东的思想指示决策，当然，听从着他的良知，在可能范围内他也做了例如保护一些人才、普及正确的文艺观的事。在高龄以后，欣逢新时期的开始，他有一种使命感和急迫感，他具备另一种思想悲情，他的沉重的反思命令着他：对他为之献身，也为之不惜硬起心肠做了许多严酷的事情的马克思主义，他应该做出新的探索、解释和阐发。他同样对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与意识形态在我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信心十足，他要去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要以新面貌的马克思主义来使中国至少是使中国文艺焕然一新。一九七九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时，他首先提出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命题，他在理论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紧接着，一九八三年在为马克思百年祭立言的事情上，他碰了壁。
同时如前所述，周扬这一代方方面面的领导干部习惯于进行反倾向斗争，他们要根据毛泽东的矛盾论找主要矛盾，找牛鼻子：明确是要反“左”还是反右，做出正确的（希望是英明的）判断，这才叫领导，这才是最主要的统揽全局，驾御形势，决胜千里的领导艺术。晚年周扬的一个重要的与干辛万苦的努力就是力图说服上上下下，“左”才是当时文艺工作的主要错误倾向（而不是“自由化”）。对这种旷日持久的要反“左”还是反右，还是两样都反的讨论辩论，笔者（王）至今回想起来都有一种疲劳感与无力感（亦请读《青狐》）。周扬意在保护文艺家特别是中、青年文艺家，其情可感，但未必人人知情。
我想起了自称“散淡的人”的杨宪益先生的打油诗（原文不在手边，以下按记忆复述）：
……周郎霸业（！）已成灰，（括弧与惊叹号为王所加）
沈老萧翁（当指沈从文、萧军，王注）去不回，
好汉最长窝里斗，
老夫不吃眼前亏。
漠然，敬而远之，观戏，这恐怕是“沉默的大多数”文人的感受，真正的平民视角。周扬的在天之灵，希望不要有类似鲁迅在《药》中表达的感受。
六
更沉重的是，现在已经不是完全用理论用意识形态来裁判一切、用反倾向斗争治国的时代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而主义真不真要靠实践这个唯一标准来检验。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和正在完成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当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坚持与高扬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旗帜，才有理念，才有方向，才有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连续性与稳定性，才有人民、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主导方面多次宣告绝不实行领导思想的多元化，原因即在于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简明的解释：“造反有理”。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十六大”的提法则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中当可以看出时代发展与理论提法发展的轨迹。
难以设想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会主要以不可更动的前人理念言辞治国，会主要依靠意识形态的神圣性与全能性安邦，会永无宁日地以抓一个常常是顾此失彼的错误倾向（“牛鼻子”）而使各种次要矛盾迎刃而解。也就是说执政而搞一言兴邦一言丧邦，那是远远不够的。执政后的现实，执政的得失，社会发展的成败进退等等，诠释者责任者已经不是旧的反动政权而是革命党人自身了。这时候，听取现实的声音不断校准与发展既有的理念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至少与用理念来武装自身，用理论衡量实践一样重要。与用理论剪裁现实比较，更重要的是以现实校订并丰富理论。在野党革命党可能是理想主义直至乌托邦主义者，而执政党首先必定是、必须是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者。面对日新月异的现实，曾经至高无上的理论工作者不能不感受挑战，感受尴尬，也迎接新的激发与丰富。
执政，在正常年代，正在从以呼风唤雨、风云变色、山岳崩颓的反倾向斗争为纲到以管理公共事务为主线上过渡。相当大一部分公共事务如防治传染病，维护公共秩序，保证春运畅通，打击假冒伪劣……未必仅仅从属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理念，但它体现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宣示。人们在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的同时，必然同时强调统筹兼顾，重在建设，经济工作是中心，依法治国，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管理经验，注意人才，科教兴国……等等。包括文艺生活方面，个案处理式的就事论事乃至若无其事的行政处置，有可能或已经取代了一部分震天动地的意识形态搏斗。
而周扬那个时候，虽然他意在反“左”，意在拨乱反正，他仍然沿用当年的思想论战的方法，理论论证的方法，意识形态概括的方法，大宣讲和大辩论的方法，抓牛鼻子的方法反“左”。其实正是毛主席，最善于以华彩的理论论争摆平一切对手，摆平一切具体矛盾。而周扬确是学习了毛主席的理论感与思想威力感。他是一个理论的探索者乃至先行者、献身者，他的贡献将被有心人记住。但历史的经验恰恰证明，仅仅从理论到理论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那个时候社会上流行一个词，叫做“观念更新”，以为中国的问题是一念或多念之差所致，我从来对之抱且信且疑的态度。观念是要更新的，但同时需要或者更需要的是切实的与建设性的工作，通过现实的新意来更新观念，观念更新与生活更新需要互相配合，互相适应，需要良性互动。
我们常常强调正确的理论使中国革命面貌一新。其实我们也应该想一想，中国革命的实践与革命前特别是革命后的现实，确实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面貌一新。
夺取政权的斗争是悲壮的英雄主义的，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便相对更强调求真务实，也许我们为了务实而多少付出了一些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豪言壮语与直上云霄的理论作为代价。有人在怀念革命的悲情与崇高，怀念“左”的年代的宏文谠论，喜欢唱“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五百年老调，或者为“生活在别处”而慷慨激昂。人们不能不为腐败、拜金主义、价值危机、人文精神失落……而痛心疾首。所以至今仍然有，一定需要有民间的悲情思想者，他们可爱可敬有时也不免失之天真乃至褊狭。他们仰慕先哲：鲁迅、切?格瓦拉、福柯……或者另一种人物如顾准、哈维尔（至于把陈寅恪也放到名单里则恐怕属于误植）。他们无法把社会拉回到昨天或拉到别处。我们的社会确实应该有足够的勇气与胸怀听取他们的哀声与警告，即使说的很不受听，也可以发见与寻找他们的见解中的值得警策之处。他们做得好了有可能点燃起新的思想火炬。（至于悲情则可以少一点，历史已经证明悲情、愤怒、咋呼有可能靠不住。）同时对今日的悲情思想的地位要有一个恰当的估计：不可无视，不可轻慢，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地敌视，应该认真面对。但这些搞得太自恋了，也并非没有可能成为东施效颦、缘木求鱼的半瓶子醋。人们更不能忘记的是，时刻倾听生活的信息与启示。
七
顾骧对于周扬同志非常尊敬，非常怀念，他的怀念与尊敬同样充满悲情，这是自然的与感人的，情走笔端嘛。同时不难看出，作者对此书中的周扬同志的“对立面”胡乔木同志颇有非议。
无疑，在晚年周扬的那一段公案中，周扬在道义上得到过文化圈子内颇多人的同情与尊敬。而胡乔木则有些尴尬，对他的腹诽不少。在后来一个场合他又从正面讲了许多人道主义的好话，他其实感到了为难。我们还可以说，周扬与胡乔木，在对待改革的理解与态度上，确有不同。
胡、周二位领导、二位大人物、二位前辈，对于我都是备加爱护与帮助的。根据我的有限的理解，事情可能不像此书想得那样简单。胡在一九八八年曾经颇带感情地对我与吴祖强同志说过：“必须废除文坛领袖制度……”他说得斩钉截铁，深恶痛绝。他批评音乐界忽视黄自、萧友梅是由于“门户之见”。他还向我表示过对于丁玲遭遇的不平与同情。他也有他的悲情与正义感，不平感。虽然他更讲纪律，更少流露，更多的是使自己的才华与学问，使他的缜密与华丽的文字为党所用，为中央所用，为领导人所用，而且自觉地被用得得心应手。一家一本难念的经，他的晚年同样有他的郁郁之处。
他们毕竟是一代风liu人物，我有幸亲见亲历，聆听教诲，每每感从中来。虽然我不敢也无意掩盖我与他们的差距、差别。我愿直言不讳地怀着亲敬的与平常的心情放言写下对他们的看法，包括事后诸葛亮的妄评。同时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我的关心帮助。天老沧桑，哲人其萎，胡乔木，周扬，这样的一些名字正在或者已经从历史的篇章中翻过去，历史已经掀开了新的一页，又一页。他们的革命理想、理论理想，至今仍然在鞭策着也烤灼着我们。我们怀念与尊敬老一辈悲情的思想者，温故知新，我们有可能汲取一点他们终其一生才换来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今之视昔如后之视今，对历史其实也是对现实，对古人其实也是对自身，我们需要正视，更需要深思、深思、再深思。我们都可以想得做得更长进更完善更明白些，而决不是更糊涂。
同时也感慨，原来我们已经走了那么多、那么长的路，而前面的路更长、更艰巨。
２００４年９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