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危险的题目，因为丁玲是国内外如此声名赫赫如此重要的一位当代作家，因为她的一生是如此政治化，她面对过和至今（死后）仍须面对的问题是如此尖锐，因为她与文坛的那么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纠缠在一起。还因为，在某些人看来，王与丁是两股道上的车，反正怎么样写也不得好，弄不好又会踩响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地雷。再说，王与丁，分属于两代人，她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鄙人尚未出世。我对她的了解极其有限，承蒙她老的好意，一九八五年六月签名赠送给我她的六卷本精装《丁玲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版），我只是为写这篇文章最近才捧起阅读的。这样，我写起来确实难免挂一漏万，郢书燕说，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强作解人……总之什么不是都会落到自己头上。
这个难题的挑战性恰恰吸引了我。纪念胡乔木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说，这篇文章没有办法写，但是《读书》的编辑说：“你行。”于是我就来了劲，冒起傻气来了。再说，在我的少年时代，我曾经那样地崇拜过丁玲。我读了一些谈到丁的文字，我又觉得与丁的实际有着距离。你不写，谁写？
一位论者说，那些一九五七年出过事的青年作家，在七十年代末复出文坛以后，投靠了在文坛掌权的领导，而忘记了与自己同命运而与领导是对立面的老阿姨（丁玲）。
可是我至今记得，一九七九年丁玲刚刚从外地回到北京时，我与邵燕祥、从维熙、邓友梅、刘真等人，在丁玲的老秘书，后来的《中国作家》副主编张凤珠同志引见下去看望丁玲的情景。我们是流着热泪去看丁玲的，我们只觉得与丁玲之间有说不完的话。
事隔不太久，传来丁玲在南方的一个讲话，她说：“北京这些中青年作家不得了啊，我还不服气呢，我还要和他们比一比呢。”
北京的中青年作家当时表现了旺盛的创作势头，叫做红火得很，当然作品是参差不齐的。大家听到丁阿姨的话后，一个个挤眼缩脖，说：“您老不服，可是我们服呀。您老发表作品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还不知道在谁的大腿肚子里转筋呢，我们再狂也不敢与您老人家比高低呀！”
后来几年，我又亲耳听到丁玲的几次谈当时文学创作情况的发言。一次她说：“都说现在的青年作家起点高，我怎么看不出来？我看还没有我们那个时候起点高啊。”
另一次则是在党的工作部门召开的会上，丁玲说：“现在的问题是党风很坏，文风很坏，学风很坏……”
而在拿出她的《牛棚小品》时候，她不屑地对编辑说：“给你们，时鲜货……”
在一些正式的文章与谈话里，丁玲也着重强调与解放思想相对应的另一面，如要批评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要反对特权，但不要反对老干部；要增强党性，去掉邪气，对青年作家不要捧杀等等。（见《丁玲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第六卷２３３、３６５页）其实这也是惯常之论，只是与另一些前辈的侧重点不同，在当时具体语境下颇似逆耳之音。
于是传出来丁玲不支持“伤痕文学”的说法。在思想解放进程中，成为突破*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的闯将的中青年作家，似乎得不到丁玲的支持，乃至觉得丁玲当时站到了“左”的方面。而另外的周扬等文艺界前辈、领导人，则似乎对这批作家作品采取了热情得多友好得多的姿态。
这一类“分歧”本身包含的理论干货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与此后的若干文艺界的某一类分歧一样，大致上是各执一词，各强调一面。这也如我在一篇微型小说里描写过的，一个人强调吃饭，另一个人强调喝水，于是斗得不可开交。但是分歧背后有更复杂的或重要的内容，分歧又与政治上的某种大背景相关联，即与左右之类的问题以及人事的恩怨问题相关联，加上文学工作者的丰富感情与想象力，再加上吃摩擦饭的人的执着加温……分歧便成了死结陷阱，你想摆脱也摆脱不开了。
一位比我大七八岁的名作家，一次私下对我说：“丁玲缺少一位高参。她与××的矛盾，大家本来是同情丁的。但是她犯了战略错误。五十年代，那时候是愈左愈吃得开，××批评她右，她岂有不倒霉之理？现在八十年代了，是谁左谁不得人心，丁玲应该批判她的对立面的左，揭露××才是文艺界的左的根源，责备他思想解放得不够，处处限制大家，这样天下归心，而××就臭了。偏偏她老人家现在批起××的右来，这样一来，××是愈批愈香，而她老人家愈证明自己不右而是很左，就愈不得人心了。咱们最好给她讲一讲。”
令人哭笑不得。当然，一直没有谁去就任这个丁氏高参的角色。
而从丁玲的角度呢，她和她的战友好友们悲愤地表示：从前批她右，是为了害她，现在看出来批右是批不倒她了，又批上她的左了，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你左你就是左，说你右你就是右呀！
丁玲的所谓左的事迹一个又一个地传来。在她的晚年，她不喜欢别人讲她的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而反复自我宣传，她的描写劳动改造所在地北大荒的模范人物的特写《杜晚香》，才是她最好的作品。
丁玲到美国大讲她的北大荒经验是如何美好快乐，以致一些并无偏见的听众觉得矫情。
丁玲屡屡批评那些暴露“文革”批判极左的作品。说过谁的作品*是小学水平，谁的是中学，谁的是大学云云。类似的传言不少，难以一一查对。
那么丁玲是真的“左”了吗？
我认为不是。我至今难忘的是《人民文学》的一次编委会。那时全国短篇小说评奖，是中国作协委托《人民文学》杂志社操作的。在讨论具体作品以前，编委会先务一务虚。一位老大姐作家根据当时的形势特别强调要严格要求作品的思想性。话没等她说完，丁玲就接了过去，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什么思想性，当然是首先考虑艺术性，小说是艺术品，当然先要看艺术性……”
我吓了一跳。因为那儿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管着，谁敢把艺术性的强调排在对思想性的较真前头？
王蒙不敢，丁玲敢。丁玲把这个意思最终还是正式发表出来了。（见《文集》第六卷４４７页）
有一次丁玲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也是出语惊人。她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
她又说：“谁说我们没有创造性，每一次政治运动，整起人来，从来没有重样过！”
如此这般，不再列举，以免有副作用。我坚信，丁玲骨子里绝对不是极左。
那么怎么理解丁玲的某些说法和做法呢？
第一，丁与其他文艺界的领导不同，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得再露骨一些，她有一种明星意识、竞争意识。因此，对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她与其说是把他们看做需要扶植需要提携需要关怀直至青出于蓝完全可能超过自己的新生代，不如说是在潜意识里把他们看做竞争的对手，大面上则宁愿看做需要自己传帮带、需要老作家为之指路纠偏的不知天高地厚、不成熟而又被她的对手吹捧起来的头重脚轻、嘴尖皮厚的一群。她是经过严酷的战争考验和思想改造的锻炼的，在党的领导人面前，她深知自己活到老改造到老谦虚到老的重要性必要性；但在中青年作家面前，她又深深地傲视那些没受过这些考验锻炼的后生小子。她自信比这些后生小子高明十倍苦难十倍深刻十倍伟大十倍至少是五倍。她最最不能正视的残酷事实是，出尽风头也受尽屈辱，茹苦含辛销声匿迹三十余年后复出于文坛，她已不处于舞台中心，已不处于聚光灯的交叉照射之下。她与一些艺术大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过去她让领导添堵也是由于这个，她从苏联开会回来就散布，在苏联爱伦堡几次请她讲话，并说：“你是大作家，你应该讲话。”但她不是代表团长，代表团长是与她不睦的××。她引用爱伦堡的话说那个××团长“长着一副做报告的脸”等等。请想想，这样的话传出去，她能不招领导讨厌吗？
（她说的并非完全不是事实，但中国国情与苏联不同，我们这里认的是谁是什么什么长，而不是谁是大作家。愈是大作家大什么家愈要把你摆平，这也是一种自由平等博憎，也许是乐感文化。）
那么，她看到那时的所谓中青年作家左一篇作品右一篇作品得奖，以及各种风头正健的表演——其中自然有假冒伪劣——她能不上火么？恨乌及屋，她无法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流抱亲和的态度。当然，她也想立一些人，如写《灵与肉》的张贤亮，她不止一次地为之谈话和著文，但她已无法成事，她的支持中青年的动作的影响已经无法与××相比，还不如少支持一点打起另一面旗子。她的可爱其实也在这里。在这上头，她恰恰表示出她是普通一兵，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遛遛。咱们比的不是年龄，不是资历，不是级别而是实打实的写作。她喜欢的位置在赛场上，而不是主席台上。她争的是金牌而不是满足于给金牌得主发奖或进行勉励做总结发言。见到年轻人火得不行而并无真正的得以压得住她的货色，她就是不服，她就是要评头品足，指手画脚乃至居高临下，杀杀你的威风。这样的伟大作家前辈并不止她一个，而且，说老实话，如果不及时反省调整，王某人也会变成或已开始变成这样的角色。
其次是由于她的特殊政治经验特别是文坛内斗的经验。由于她长时期以来一直处境严峻，她回到北京较晚，等到她回来的时候“伤痕文学”已经如火如荼地火起来了。她那时虽然获得了平反，却也一度仍留着尾巴。而她认定应该对她的命运负责的××正在为新时期的文学事业鸣锣开道，思想解放的大旗已经落到了人家手里，人家已经成了气候，正受到许多中青年作家和整个知识界的拥戴，却也受到某些领导人与老同志的非议。她怎么办？她自然无法紧跟××，她要与之抗衡就必须高擎相对应的类似“反右”的旗帜。她在党内生活多年，深知自己的命运与领导对自己的看法紧密相关，这决定于是你还是你的对手更能得到党的信赖。要获得这种信赖就必须顶住一切压力阻力人情面子坚持反右，这是政治上取胜的不二法门——那位老作家的高参论其实没有丁玲高。她必须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政治可靠性忠诚性政治信用性，亦即她的一个老革命老共产党员的政治声誉。她明确地下定义说：“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见《文集》第六卷２３０页）这来自她的血泪经验，也来自她的政治信念价值系统，当然有她的道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鸿鹄之道？在鸿鹄们看来，根本用不着与那些书呆子燕雀雏儿讨论这种问题。
她的对手过去一再论证的就是她并非真革命真光荣真共产主义者，这有莎菲女士为证，有她的某些“历史问题”为证，有她的犯自由主义的言谈话语为证。这是对她的最惨重的打击。有了这一条她就全完了，再写一百部得斯大林奖的小说也不灵了。而她的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是她必须证明她才是真革命的：这有《杜晚香》为证，有她复出后的一系列维护党的权威歌颂党的领导以及领导人的言论为证。“一生真伪有谁知？”这才是她的最大的情意结。当她差不多取得了最后胜利的时候，当她的对手××被证明是犯了鼓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从而使党的信赖易手的时候，她该是多么快乐呀。
这样我就特别能理解她在“文革”后初复出时为什么对沈从文对她的描写那样反感。沈老对她的描写只能证明她的对手对她的定性是真实的——她不是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她必须痛击这种客观上为她的对手提供炮弹、客观上已经使她倒了半辈子霉的对她的理解认识勾勒。打的是沈从文，盯着的是一直从政治上贬低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