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父仇是哈姆莱特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杀掉仇人，人性的丑恶是否就会消除，自己能否担当重整乾坤的重任？他的内心斗争异常激烈，曾想到自杀，因基督教禁止自杀，只得另寻出路。他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是默默忍受命运的捉弄，还是奋起反抗人世的苦难？这是他反复思考的问题。正如黑格尔所说：“哈姆莱特固然没有决断，但是他所犹豫的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怎样去做。”他对时代赋予的重任有着清醒的认识，虽然顾虑重重，但并未泯灭斗争的意志，只是思索哪种方式更高贵，怎样做才不玷污心灵。海伦·加德纳说：“哈姆莱特所承担的责任因下列不可能的条件而受到限制，‘别玷污你的心灵’。然而，在一个腐化了的世界里，一个人如果不利用这个世界的武器，希望一尘不染，他又如何把这个世界改变好呢？”她进一步指出，“但在《哈姆莱特》里，我们却处于一个在道德上进退维谷的世界中；主持公道的负担折磨着良心，但人们又不能摆脱这种负担并把它推给超自然的力量。”道德困境是他行动的枷锁，他既不能寄希望于上帝，也不可能依靠群众，只能用自己的力量突破枷锁，捍卫人文主义理想。与亡父的对话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内心受到极大冲击，人文主义的美好理想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在对人生及社会有了初步认识后，他深感任务艰巨，决不能贸然行事，但亡父的命令不得违抗，他只得面对现实，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那就是摒弃天主教将道德诫命区分为‘命令’（praecepta）与‘劝告’（consilia）的做法，转而认为，经营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手段并不是借着修道僧的禁欲来超越俗世的道德，反而是端赖切实履行各人生活岗位所带来的俗世义务，这于是也就成了各人的‘天职’。”特殊的身份和处境，决定了他必须履行应尽的义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鬼魂的话证实了哈姆莱特对父王暴死的猜测，但他怀疑幽灵是魔鬼的化身，看到他柔弱和忧郁，要把他引向沉沦。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混淆克劳狄斯及廷臣的视听，以及寻找证据，查明事件真相，他开始装疯。他突然发疯，引起克劳狄斯及王后的惶恐，大臣波洛涅斯认为王子发疯是失恋造成的，王后认为是父王暴死和自己迅速改嫁引发的，克劳狄斯认为另有隐情，派哈姆莱特的同学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以及情人奥菲利娅去试探他，都被他识破，故意讲疯话迷惑他们。他借发疯掩饰真实的思想和行为，等待条件成熟就实施复仇。装疯还可以使他畅所欲言，揭露社会罪恶，捉弄克劳狄斯及廷臣，对他们进行鞭挞。他通过装疯观察社会，思考人生，发泄心中的郁闷。然而，在生存环境异常恶劣，社会罪恶日益蔓延的条件下，装疯是保全自己的避风港，但精神的痛苦难以排解，反而引发严重的精神危机，以至对生存的意义产生怀疑。为了完成复仇和重整乾坤的重任，靠装疯是行不通的，还得寻找切实可行的办法。
哈姆莱特由于找不到叔父杀死父亲的证据和复仇的机会，备感郁闷，已不再热衷单纯地复仇。善良的心理使他对杀人犹豫不决，这时一戏班子来到宫廷，他要剧团演出跟克劳狄斯杀兄、篡位、娶嫂相似的《捕鼠器》，并借此找到父亲暴死的证据。克劳狄斯则希望他把心思转移到娱乐上，不去关注自己的罪行。当克劳狄斯看到用毒药弑君时，突然失态，仓皇离去，让王后斥责他，安排波洛涅斯在帷幕后偷听。他去见母亲的路上，看见克劳狄斯正在祈祷，这是为父报仇的绝佳时机，但他相信忏悔中的人被杀后灵魂会升入天堂，想到父亲至今还在忍受烈火的烧灼，他决心把克劳狄斯送进地狱。他说：“收起来，我的剑，等候一个更残酷的机会吧；当他在酒醉以后，在愤怒之中，或是在乱伦纵欲的时候，在赌博、咒骂或是其他邪恶的行为的中间，我就要叫他颠踬在我的脚下，让他幽深黑暗不见天日的灵魂永堕地狱。”他遵循惩恶扬善的宗教原则，等待更残酷机会的到来。见到王后，他把王后教训一通，躲在帷幕后的波洛涅斯失声喊叫，他以为是克劳狄斯在偷听，这是送他到地狱的好机会，可是错杀了老于世故、充满市侩气的波洛涅斯。他说这是天意，他是代天行刑的凶器和使者，表达天意不可违的宗教观念。
哈姆莱特杀死波洛涅斯后，克劳狄斯以此为借口，派他到英国追索延宕未纳的贡物，要求英王处死他。他侥幸逃生，克劳狄斯又利用雷欧提斯急于为父报仇的心理设下毒计，在比剑时除掉他，为了万无一失，雷欧提斯在剑头涂上毒药，克劳狄斯准备了毒酒。他虽答应比剑，内心仍不免有些惶惑，霍拉旭劝他不要做不愿做的事，他却态度坚决地应战。他说：“不，我们不要害怕什么预兆；一只雀子的死生，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注定在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逃过了今天，明天还是逃不了，随时准备着就是了。”这具有反宗教的色彩，但也强调预定论，上帝决定一切的思想。在比剑时，他死于克劳狄斯的阴谋，却把克劳狄斯也送进了地狱。他报了父仇，虽然未能重整乾坤，但为人们改造现实，消除社会罪恶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哈姆莱特作为人文主义者，肯定人的情感和欲望的合理性，对情感和欲望泛滥带给社会的灾难有着深刻认识。在他看来，人如果没有情感和欲望，就不是活生生的人，人的欲望必须受理性的制约，否则造成人生悲剧，甚至社会灾难。克劳狄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杀兄娶嫂，在哈姆莱特知道真相后，千方百计置他于死地，成为人们唾弃的对象。哈姆莱特遭遇突然变故和看到的社会罪恶，都是人性败坏的结果。他在基督教思想的指导下，力图匡正时弊，拯救人的心灵。他的死，一方面，说明人文主义思想与基督教文化的激烈冲撞，另一方面，表现他顽强的抗争精神，以及人类趋向完善的不懈努力和自我拯救的信心，表面看是善的毁灭，实质是恶的灭亡。
莎士比亚的戏剧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生活，在表现人性善良的同时揭示人性的丑恶，在肯定世俗生活的时候高扬基督教信仰和伦理，多方面表现了社会生活。“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显然是世俗戏剧，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它都不能称为神圣戏剧。但世俗戏剧并不一定都是反宗教的，它仍然可以阐发宗教思想，表达宗教态度和宗教情感。”在伊丽莎白时代，人文主义思想和宗教氛围都很浓厚，莎士比亚强调戏剧要反映时代和生活，必然对二者加以表现。英国学者柏格思曾经说：“莎士比亚汲取《圣经》的井泉如此之深，甚至可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海伦·加德纳把莎士比亚悲剧称为“基督教悲剧”，认为他的作品“所揭示的神秘，都是从基督教的观念和表述中产生出来的，它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特点，都是与基督教的宗教感情和基督教的理解相联系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映人文主义过分强调世俗欲望，否定基督教的基本精神，造成道德危机、文化心理失衡的社会现实，要重塑人的美好心灵，消除社会罪恶，只有在世俗生活与宗教信仰之间找到结合点，从而建构新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观念。
哈姆莱特接受人文主义教育，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追求理性和高尚人格，他的优秀品质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特点。文艺复兴时期在个性解放的推动下，人的地位不断提高，主体意识和创造性被激发，人们追求情感和欲望的满足，在追求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基督教伦理的规范，往往走向肉欲的放纵，或受野心与暴戾的驱使，把人引向罪恶的深渊。如何在满足情欲的同时避免放荡行为，在追逐权力和财富的时候避免野心和贪婪的诱惑，这些矛盾的解决，只能依靠基督教的理性原则。这一时期，人们对一些教士的腐化堕落进行揭露和批判，宗教中仍保留许多中世纪的神学内容，宗教改革强调“因信称义”和“预定论”思想，使上帝信仰得以延续。哈姆莱特在家庭遭遇变故后，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世界，发现世界被颠倒，理性被泯灭，人性堕落造成世界疯狂，他要在理性与信仰之间找到契合点，从而构建新型的伦理规范。
哈姆莱特面对重大的人生变故和丑陋的现实，感叹人生凄凉和理想渺茫，认识到人生无常。身为王子，肩负着拯救人类的重任，他要依靠基督教伦理拯救人的心灵，通过救人而达到救世的目的。“基督教把现实的污浊归根于人性的堕落，把改造这种现实的变革之路内在化、道德化，试图以救人来救世，以救人的心灵来救人，把社会变革内化为个人人格的自我完善和个人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在这一点上，莎士比亚深受基督教的影响。纵观莎剧创作，不难看出，其思想核心是仁慈、宽恕和博爱。他坚信，发扬这种精神，就能消除人性恶，摆脱偏见与纷争，唤起人心向善，从而迎来一个人类普遍和谐共处的繁荣幸福的理想世界。”这是宗教救世思想的集中体现。按照基督教教义，无论母亲做了什么错事，对上帝犯下什么罪行，只能由上帝处理，儿子无权指责。亡父曾告诫他：“可是无论你怎样进行复仇，不要胡乱猜疑，更不可对你的母亲有什么不利的图谋，她自会受到上天的裁判，和她自己内心中的荆棘的刺戳。”他一再斥责母亲，认为她的理智被情欲湮没，淫邪迷了心窍。他的指责，直刺母亲心灵，造成其内心分裂，唤醒善良的人性。他杀死波洛涅斯后，母亲在克劳狄斯面前替他辩护，在生命最后一刻，揭露克劳狄斯准备的是毒酒，她认清了克劳狄斯的本来面目。他对母亲心灵的拯救，对他报父仇和重整乾坤未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他用基督教道德救赎了人性。
克劳狄斯是社会邪恶的代表，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不择手段。他用药水毒死老国王，窃取王位，娶王后为妻，犯下乱伦罪。哈姆莱特杀死波洛涅斯，他借刀杀人，要英王处死他，在计谋未得逞后，又利用雷欧提斯急于报父仇的心理，让他与哈姆莱特比剑，从而把哈姆莱特置于死地。在他为哈姆莱特准备的毒酒被王后误饮后，还试图狡辩，说王后是看见流血而晕倒。最后，毒剑、毒酒都落到他头上，得到害人终害己的结局。这个十恶不赦的恶棍，也曾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他说：“我的罪恶的戾气已经上达于天；我的灵魂上负着一个元始以来最初的诅咒，杀害兄弟的暴行！……救救我，天使们！试一试吧，屈下来，顽强的膝盖；钢丝一样的心弦，变得像新生之婴的筋肉一样柔嫩吧！但愿一切转祸为福！”他一方面不愿放弃王冠、野心和王后，另一方面又想通过忏悔使灵魂得到拯救。他深知自己的罪行和上帝的公义和仁慈，经过激烈的心灵挣扎，向上帝祈祷，想让罪行得以赦免，但他并没有悔改，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只能落得被人唾骂的下场。
哈姆莱特与雷欧提斯比剑是身不由己，雷欧提斯听信克劳狄斯的谗言和挑拨，誓言杀掉王子，为父亲及妹妹报仇。哈姆莱特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把它布置好了，自己只能顺从，不得违背。这说明“人最亲近的，他的生存和自我存在的条件不属于他自己；他最根本的东西即他的生命不是他固有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说：人自身被取消了。他不是自己的主人，尽管规定他是大地的主人。不是自己的主人并非人的缺陷，毋宁说这指明了人只能生活在关系之中，他必须始终与上帝相关，否则就不能与自己建立关系，因为他自身被取消了。”雷欧提斯用诡计害人，反而害了自己。哈姆莱特一再错过复仇的机会，在为父报仇时也葬送了自己的性命。他在死之前，雷欧提斯揭露了克劳狄斯的罪行，他们互相宽恕，彼此达成谅解，在宗教的感召下，两人的矛盾消除，彰显宗教的力量。哈姆莱特告诉霍拉旭，将他的故事告诉后人，说明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并未丧失，希望在将来发扬光大。他死后，霍拉旭说愿成群的天使抚慰他，福丁布拉斯说，要是他能够登上王位，一定会成为贤明的君主。他生前未能把宗教道德与人文理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死后，人们将二者统一在他身上，体现人们对他所作努力的敬重和对未来美好的愿景。
哈姆莱特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但面对的是邪恶的社会，他认为这是人们抛弃宗教道德，人性堕落带来的恶果。他要通过基督教伦理拯救人的心灵，达到道德完善，从而根除社会罪恶。然而，人文主义思想与宗教伦理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二者难以完全融合。在他的探索中，既要坚持人文主义理想，又要维护宗教权威，两种观念不断冲撞，却难以统一。他的选择困境，也是作者的人生困惑。他的悲剧说明：人们在追求世俗生活时不应放弃宗教道德，基督教也应抛弃僵死教条，满足人的合理诉求，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构建既能满足世俗愿望，又符合宗教道德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