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斯理宗运动原是国教会的一种思潮，反对国教会保留的罗马天主教会的礼仪、教规以及神职人员的不良行为，恢复基督教的本来面目。在发展过程中，他们建立了班级制、年会制、平信徒布道制、统一的管理制度等，与国教会中的圣公会分歧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分裂，成立卫斯理宗教会。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宗教步入衰退时期，国教会的教区减少，一些神职人员脱离宗教，很多人不参加宗教活动，甚至出现教区找不到牧师的情况。对此，国教会也无能为力，仍以垄断地位自居。1789年，汉纳·莫尔女士针对一些人宗教生活淡漠的现状，在切达教区建立第一所主日学校，星期天指导儿童读《圣经》，进行教理训练。她还走访家庭，散发宗教小册子和《圣经》。谴责上层人士缺乏责任感，要求富人改变奢华的生活，主张改革从上层人士开始，不然没有效果。在她的努力下，到教会参加礼拜的人逐渐增多。其他教区也采用类似的方法，宗教活动有所加强。她的主张脱离了圣公会的主流思想，但对福音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英国的宗教改革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它是自上而下的，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亨利八世改革宗教的目的是为了摆脱罗马天主教的控制，夺回天主教会的财产。圣公会基本保留天主教会的教义、组织形式和崇拜仪式。宗教改革后，在英国的政权更迭中，教会变成世俗统治者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要求改革国教会的呼声日益高涨，从圣公会中分离出的长老派、独立派等就是这种要求的产物。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批自然科学家用科学实验和推理所得的结论批评教会，提出爱的宗教。福音运动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发展起来，他们强调灵修，开办福利事业等，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反映时代赋予宗教新的内涵，体现人们对宗教的新诉求，有利于宗教的健康发展，推动时代进步。
3.哲学与社会思潮的影响。启蒙主义是18世纪的主要哲学和社会思潮。启蒙运动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在欧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它是文艺复兴运动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和发展。虽然两次运动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不尽相同，但在反封建、反教会的共同斗争中，启蒙思想家，如英国的洛克、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吸收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继承人文主义思想，提出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政治纲领、哲学理论和改革社会的方案，为资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做了舆论准备。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理性王国。为此，启蒙思想家用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否定上帝创造世界和君权神授，肯定世界的物质性，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矛头直指教会。他们用自然神论或无神论否定天主教的权威和宗教偶像，用政治自由取代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反对宗教压迫，强调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他们崇尚理性，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把启蒙教化看成改造社会的基本方法，不仅教育群众，传播革命思想，还要教育统治者。启蒙运动对于宣传革命思想，启迪民众，唤起人民的觉醒，揭露社会罪恶有着积极作用。但其提出的理性王国，只是资产阶级理性化的王国，最后成为一纸空文。
启蒙运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用先进思想启迪民众。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法国主要是推翻封建统治，因而法国的启蒙运动为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英国17世纪已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因此，英国启蒙主义者的主要任务是启迪民众继续与封建势力斗争。然而，英国启蒙主义者的思想和主张具有明显的差异。以蒲柏、笛福、艾迪生等为代表的温和派，主张在现有体制下进行局部改革；以斯威夫特、菲尔丁等为代表的激进派，主张国家管理应彻底民主化；后期的感伤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现存制度，追求理想的国家体制。
在18世纪英国思想界，大卫·休谟（1711～1776年）是欧洲近代不可知论的创始人。休谟出身在苏格兰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早逝，母亲把他养育成人。曾在爱丁堡大学学法律，家里希望他成为律师，但这并不符合他的意愿，他转而研究哲学。从1734年起，他旅居法国三年，完成哲学著作《人性论》，作者对其抱有极大的热情，作品在英国出版后，受到人们的冷遇。他调整方向，撰写有关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论文，他的《道德与政治论文集》出版，受到读者好评。使他对从事哲学著述产生了新的希望，1752年出版《政治谈话》，该书在社会上受到欢迎，译成法文后，为他在欧洲大陆赢得广泛声誉。他的宗教理论集中表现在《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中，《宗教的自然史》运用心理学分析方法探讨宗教的起源和演变，把像基督教这样的一神教还原为原始时期的多神信仰，以揭穿宗教的神圣性和虚伪性。《自然宗教对话录》通过天启宗教派、自然宗教派和怀疑派代表的对话，否定了正统派神学和自然宗教。这本书具有鲜明的反宗教色彩，以致作者生前不敢出版，逝世三年后才得以问世。《宗教的自然史》于1757年出版，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罗马天主教会把他的全部著作列为禁书。1763年，为逃避宗教迫害，他到巴黎担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的秘书，在此期间，他的许多著作被译成法文，人们通过阅读其作品，对他产生钦佩之情，他成为巴黎沙龙的名人。与法国哲学家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狄德罗等往来密切。回国后，于1776年去世。
休谟的宗教观代表了18世纪英国的启蒙思想，他的怀疑论实际上是无神论思想的特殊形式。他认为，人类的全部知识来源于感官印象，认识的界限也是感官印象。感官印象源自何处，此外，是否还有客观源泉，不得而知。在休谟的思想体系中，感官印象是唯一可以确证的实在，其他的存在由于得不到感官印象的确证，其存在与否就值得怀疑了。他的怀疑论既否定物质客体，也否定精神实体。在他那里，灵魂、神的存在也是可疑的。他对世界本体论的认识，显然是一种游历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有神论与无神论之间的中间派哲学。
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通过自然宗教、天启宗教和怀疑论代表的辩论，展开对各种论证上帝存在的神学理论的批判。一是自然宗教的“宇宙设计论”，这是当时流行的理论，它从宇宙结构的精巧与人工制造品的相似，运用类比推理推论出宇宙设计师上帝。这是由果推到因，既然人工产品是人设计并制造的，那么，与人工产品相似的自然产品，一定是由与人相似的存在物设计和制造，以此推出人格化的上帝。休谟并不认同这种推论，认为神和人是不可类比的存在物。他说：“要根据人类的意向和计划来推论异于人类万分、高于人类万分的神明的意向和设计，那是最违反一切比论的规则的。”他在批判自然神论后，倾向于接受伊壁鸠鲁和狄德罗的唯物主义自然哲学，说明他的世界观和宗教观与无神论较为接近。二是天启宗教关于上帝是“必然的存在”的先天论证。他认为，这是经不起推论的，用先天论证来证明一个事实是错误的，除非那个事实的反面蕴含着一个矛盾。凡是设想存在的事物，也可以设想它的不存在。上帝的不存在与上帝的存在同样可以设想，这个判断并不包含自我矛盾，所以，上帝并不“必然的存在”。三是两派共同主张的道德论证。天启宗教从人类的不幸引导人承认神的保佑，自然神学把上帝看成道德和仁慈的化身，以及人们幸福的保障。休谟认为，人类的悲惨和邪恶，正是产生宗教的基础，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痛苦，它是怎样产生的？宗教说上帝是仁慈和万能的。即使人们承认生活中的苦乐现象与上帝的全能全善可以相容，也无法证明上帝纯粹的品德。因此，天启宗教和自然宗教从各自的需要证明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世界上的恶和人生中的苦，与上帝的全能、全知、全善是不吻合的。
休谟反对基督教用神迹证明上帝存在的做法。他指出，神迹是违反自然法则的奇异事件，判断神迹是否存在只能依赖人们的经验，但不能被人类的经验所证明。他说：“任何神迹的证据从来连‘可然性’的地步也达不到，至于证明的地步，那更是达不到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神迹得到过足够的权威人士的证实，都曾被揭穿过，不同宗教信奉的神迹往往是矛盾的。神迹主要来源于落后民族，社会越进步，神迹就越少。他对《圣经》中充斥大量神迹的现象予以揭露，在他看来，人们根据生活经验，一旦发现《圣经》中的神迹是不可靠的、虚妄的，必然会怀疑创造神迹的上帝的真实性。
休谟对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作了探讨。为了揭穿基督教起源于上帝启示的虚伪性，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启蒙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从人性中寻找宗教产生的源泉，无神论者认为宗教源于骗子的欺骗和轻信者的无知，从根本上否定宗教的合理性。自然神论认为宗教源于人类天赋的理性，其根本任务是重建合乎天赋理性的自然宗教。休谟关于宗教起源的理论，主要针对自然神论的理性主义宗教观，他不承认天赋的宗教观念，认为宗教的产生不是基于神性，而是基于人的自然感情。他在《宗教的自然史》中进行了系统论述。他根据接触到的历史资料和原始民族的材料，认为古代人类都曾是多神论者和偶像崇拜者。对自然力量动因的解释，只能根据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感情。他说：“对幸福的急切关心，对未来不幸的畏惧，对死亡的恐惧，对复仇的渴望，对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欲求，人们由于为希望和恐惧所扰，特别是为恐惧所扰，便以一种惶恐不安的好奇心来细察未来原因的源泉，考察日常生活中多种多样、互相矛盾的事件。在这种漫无秩序的场合，他们用更为漫无秩序和惊恐不安的眼睛看到神灵的幽暗的踪迹。”人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是一种天赋的自然感情，对不了解的事物感到恐惧，就把它想象成神灵，并用献祭、祈祷的方式祈求神灵降福避祸，于是产生最初的多神教和偶像崇拜。由此看来，宗教最早产生于人们对未来的恐惧，对自身幸福的渴望，而不是对上帝的信仰，人们关注的是现世，不是上天的美好生活。休谟还探讨了由多神教演变为一神教的过程。远古时期，人们崇拜多神的同时，往往认为在诸神之上，一定有一个最高的神，对他百般奉迎，使他的权威不断扩大，形象日臻完善，逐渐形成全能、全知、全善的最高实在，他不仅受人的崇拜，也受诸神崇拜，基督教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休谟对宗教的危害提出尖锐批评。他认为，宗教如果成为独立的力量控制人的心灵，就会给社会造成灾难。他说：“党争、内战、迫害、政府的颠覆、压迫、奴役等，总是伴随着通俗迷信控制人心之后而起的悲惨的结果。在任何历史记载中，如果提到了宗教精神，我们在其后就会必然遇见随之而起的许多灾祸。没有时期能比得上从未注意或从未听到过宗教的时期，更为幸福、更为繁荣的了。”他多次提到，在内战时期，各教派的祭司把宗教作为工具，为了积聚政治力量，煽起人们的仇恨，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使教徒相互残杀。在他的眼里，宗教在历史上所起的社会作用是消极的，应该否定。
休谟是具有启蒙色彩的自由思想家，对基督教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捍卫基督教，他的怀疑论使人们对他的真诚大打折扣。他的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怀疑论成为之后英国一切非宗教的哲学形式。康德的不可知论在思想上源于他，实证论和实用主义等哲学流派也不同程度受到他的不可知论的影响。同时，在自然科学界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