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英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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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略论(1)

第一节 19世纪初英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概论

一、文学发展的国际国内背景

1社会因素。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欧洲政治风云变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发生深刻变革,这是欧洲历史上重大的转折时期。

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它用革命手段摧毁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法国革命不仅为本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而且震撼了欧洲的封建统治,在很多国家掀起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开辟资本主义在欧洲广泛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新阶段。

法国革命的胜利,遭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围攻。拿破仑统治时期,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加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等措施,对内坚决镇压复辟活动,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多次粉碎反法联盟的进攻,巩固革命的成果。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各国发展极不平衡。德国在19世纪初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法国大革命使德国资产阶级一度受到鼓舞,但雅各宾专政又使他们惶恐不安。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软弱性,国家仍处于落后和分裂之中。俄国是封建农奴制国家,沙皇和农奴主对内剥削人民,对外与普鲁士、奥匈帝国结成神圣同盟,充当欧洲宪兵,镇压革命运动。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也爆发革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既要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也要反对国际的反动势力。

在法国大革命的鼓舞下,英国各种爱国和民主社团纷纷出现,要求自由、平等的呼声日渐高涨,同情和支持法国革命,英国统治者害怕法国革命势力,迫害进步力量。从18世纪下半叶以来,工业革命对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产业革命使工业生产飞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工人阶级不断壮大。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工业资本兴起,工业资产阶级同掌握政权的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同时资产阶级与劳工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英国建立起庞大的帝国,成为“世界工厂”,积聚起大量的财富。由于分配不均,贫富悬殊加剧,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机器的大量使用,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失业,繁重的税收使广大农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城市的街头聚集着饥饿和愤怒的人群。从1808年起,不断出现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如1811年至1812年的“卢德运动”,声势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政府派军队前去镇压。在议会中还通过法案,用死刑惩治破坏机器者。这是工人阶级早期反抗资产阶级的自发斗争。

2.宗教因素。(1)福音运动。19世纪初,英国国教会不景气,教徒不重视宗教义务,无视教义、教规的现象较为普遍。高级教士道德水平下降,一般神职人员无心宗教事务。许多乡村教堂信徒稀少,门庭冷落,难以开展正常的礼拜活动。而大城市,由于拥入大量人群,教堂有限,无法满足人们进行宗教活动的需要,致使不少国教会信徒改信其他教派。福音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的,英国的福音运动分为国教会的福音运动、不从国教者的福音运动和海外传教运动等几个方面。国教会福音运动是一些神职人员复兴国教会的方式,他们四处传道,宣传耶稣受难的意义,圣灵对信徒的引导作用,号召人们改邪归正,回归教会。福音派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在新的形势下复兴教会,提高信徒的道德水准,唤起他们的宗教热情,但在神学方面影响不大。国教会的福音运动在一般信徒中发展较快,在神职人员尤其是高级教士中发展缓慢。随着人民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的呼声高涨,福音派在上层社会中有所发展,有些人担任教会的重要职务。在政治上,福音派与资产阶级激进派是一致的,19世纪中期以后,他们趋向保守,反对改革。国教会在英国是统治阶级和国家的教会,在法令的保护下,国教会的信徒享有政治特权,他们垄断公职,控制大学,歧视其他教派的信徒。

不从国教者在19世纪初,大多属于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等,这些教派福音运动的发展与中产阶级、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关系密切。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不从国教者抓住时机,在广大群众中开展活动,使一些国教会信徒加入自由教会。自由教会的布道员到各地举行大型布道会,规劝人们遵守基督教信条和道德规范,有的布道员还深入贫民区和监狱布道,他们开展的活动满足了人们对宗教的需求。不从国教者的公民权利在19世纪初受到严格限制,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国会被迫进行改革,使他们有资格进入国会,与国教会信徒在税收、教育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尽管如此,非国教会公民在政治上仍然不能与国教会信徒享受同等待遇,还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

福音运动的影响还体现在海外传教方面,英国基督教各宗派在许多国家建立教会组织,对海外传教运动起到促进作用。

(2)牛津运动。英国福音运动的开展和议会进行的系列改革,引起国教会中保守人士的不安,他们认为国教会和国家的基础正在发生动摇,要求强调教会的权威,反对世俗政权干涉教会事物,恢复教会传统和礼仪。1833年到1845年,牛津大学的弗洛德、纽曼、凯布勒等领导的“牛津运动”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1833年7月,凯布勒发表《论民族的叛教》的演讲,揭开牛津运动的序幕。这一运动的领导人认为,1828年以来的改革是危险的,人们得救的方式是在圣餐仪式上领受耶稣的体和血,只有拥有使徒传统的人主持的圣餐礼才是有效的。纽曼是牛津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出版的《时代书册》共90卷,宣传自己的观点,抨击福音派和不从国教者。他提出国教会的《三十九条信纲》与罗马天主教会的信条并不矛盾,他的观点遭到国教会的普遍反对,《时代书册》被禁止。1845年10月,他脱离国教会改信罗马天主教,历时12年的牛津运动随之衰落。

(3)基督教社会主义和教会的社会改良活动。19世纪中叶,在国教会中出现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它是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激化,宪章运动不断高涨,空想社会主义者进行合作社试验的背景下产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莫里斯和金斯莱等。莫里斯认为基督教与社会主义都倡导正义、平等和博爱,他反对自由竞争,认为自由竞争带来社会邪恶,以及错误的经济关系。主张通过合作运动实现社会主义,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和工人的贫困问题。金斯莱同情宪章运动,主张渐进式改革,反对采用激进方式。认为《圣经》并不是要人们安于贫穷,而是对富人进行劝诫。他们虽然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但没有找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更不可能指出消除社会罪恶的根本途径。

与基督教社会主义耽于说教不同,福音派则积极进行社会改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缓和社会矛盾,19世纪中期以后,各个教派都从事社会改良。一些神职人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们深入贫民区,了解贫穷信徒的生活情况,给他们安慰。他们还开办孤儿院、精神病院等机构,收留孤儿和精神病患者。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教会办了一些服务性的机构,专门收养流落街头的失业者、移民、孤儿及老人。为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他们兴办主日学校,传授宗教和其他知识。在道德方面,福音派倡导节俭,反对淫乱、赌博等行为。这些举措,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3.哲学及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英国流行的哲学是功利主义。它始于边沁和詹姆士·穆勒。边沁继承18世纪的经验主义和科学传统,受洛克等人影响,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把求乐避苦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在宗教信仰上,排斥宗教,摒弃没有理性根据的信念,包括对上帝的信仰。穆勒父子发展了功利主义学说。功利主义崇尚理性,压抑情感,反对宗教,但其倡导的个人主义和改革精神对福音派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19世纪思想领域,泰勒(1832~1917年)被称为“人类学之父”。他出身于英国一个教友派世家,16岁离开学校,从事父亲经营的制铜业。由于身体欠佳,无法从事繁重的工作。24岁时到墨西哥休养,途中结识亨利·克里斯蒂,克里斯蒂是富有的银行家,也是史前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研究者。这次旅行改变了泰勒的人生道路,他放弃制铜业,进行人类学研究。多次到欧美各地开展学术考察,广泛收集资料,写出一系列有关人类学的论著。他关于宗教的理论在其人类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论证了宗教起源于“万物有灵论”,还提出宗教进化论等观点。

泰勒通过研究发现,人类在实物崇拜、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之前,就有万物有灵的信仰,他们相信在崇拜的对象后面,有一个灵魂。这些崇拜都起源于万物有灵的信仰,万物有灵崇拜是产生一切宗教的根源。那么,灵魂是什么?泰勒说:“灵魂是不可捉摸的虚幻的人的影像,按其本质来说虚无得像蒸气、薄雾或阴影;它是那赋予个体以生气的生命和思想之源;它能独立地支配着肉体所有者过去和现在的个人意识和意志;它能离开肉体并从一个地方迅速地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它大部分是摸不着看不到的,它同样也显示物质力量,尤其看起来好像醒着的或者睡着的人,一个离开肉体但跟肉体相似的幽灵;它继续存在和生活在死后的人的肉体上;它能进入另一个人的肉体中去,能够进入动物体内甚至物体内,支配它们,影响它们。”泰勒把许多民族对灵魂的看法集中在一起,表现众多的特点和内容,并随民族的区别而变化着。

泰勒由人的灵魂观念考察出古人认为动物、植物和物体都是有灵魂的,从而得出万物有灵的观念。他根据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大量事实指出,原始人相信死后灵魂会继续存在,而且会迁移,一个人的灵魂可在另一个人的躯体中获得新生或者再生,死人的灵魂促使婴儿的诞生。人的灵魂还可以转移到动物、植物的躯体中,从而表现灵魂不灭的思想。原始人的宗教观念是多神论,在多神的宗教中必有一位至上神。从多神教发展到一神教,泰勒综合宗教人类学资料,提出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在许多神灵中任选一位神,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按照人世间的政治结构安排神的秩序。他说:“在这些场合,我们遇到了天上众神,他们是按人世政治机构的形式安排的;在那里,一群人的灵魂和一群其他的世上的精灵起着平民的作用,多神教的大神起着贵族的作用,最高的神则起着帝王的作用。”三是认为灵魂的本质是使人的肉体活跃起来,而使宇宙活跃起来的必然是洞察一切的“世界灵魂”,或作为造物主的至上神。这种至上神如何演化为人格化的神,泰勒认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将多神教大神的特性或多或少结合到普通的个人中去,用一个至上神支撑着天,并作为神性的祖先而成为人类宗谱的开始。二是将宗教思辨的范围扩大到不确定或抽象的领域中,就会产生无形无象的神灵,他隐现于物质世界之外,不与人类发生联系。

泰勒对民族学的宗教研究有助于打破僧侣阶级对科学知识的垄断,他把历史探寻的方法运用于神学之中,而宗教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使思维回溯到更遥远的时代、更原始的地区,把宗教的教义、仪式和信仰还原到原始时代以来的演变,打开变革之门,使人们认识到宗教是进化发展的学说。这种认识有利于消除科学知识发展的障碍,使人们对宗教有着正确的态度,从而促进文化的进步。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是19世纪后期英国实证主义哲学的代表。他出身于德比郡的一个中学教师家庭,少年失学,靠自学成才。1837年到铁路上当土木技师,1848年起任《经济学家》杂志编辑,他的哲学和社会学观点逐渐形成。他提出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的思想,以及普遍进化理论。什么是进化?斯宾塞说:“进化是物质的集结,以及同时发生的运动的消散,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由相对不稳定的、分散的同质状态进到相对稳定的、凝集的异质状态,而被保留的运动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化。”他认为这是进化的普遍规律,这条规律既可以从“力的恒久性”推演出来,也可以从各个领域的进化归纳出来。

斯宾塞在探讨宗教问题的著作中,对宗教的起源和演变提出这样的观点:宗教的神没有神圣的来源,起源于原始人尊敬死者的崇拜,原始居民的神,就是死去的首领。他说:“正如全部古代典籍和传统所证明的那样,最早的统治者均被视为神圣的个人。他们生前发表的格言和命令,在他们死后被视为神圣,他们的神圣世家的后继人还极力予以强调。谁只要依次升迁到种族的万神殿,就将与他们的先辈一起受到崇拜并邀其恩宠。他们之中的最为古老者就是至上神,其他的则是下属的诸神。”这就是说,祖先去世,后人把他崇拜为神,随着时间的推移,死去的祖先越来越多,那么,最古老的祖先神就成为至上神。他认识到,宗教的本质是对超自然存在物的信仰,一切宗教崇拜的对象和崇拜的形式都起源于祖灵的崇拜。他说:

在这种超自然神的背后,也像在一切其他的超自然神的背后一样,都可以找到一位人格。凡是超越普通的一切,野蛮人就认之为超自然的,或神的,超群的著名人物也是如此。这著名人物也许是一位创立部族的远祖,也许是一位勇敢有力而成名的领袖,也许是一名很有名的巫医,也许是某些新东西的发明者,也许是一位带来了超越的艺术与知识的异乡人,也许是优越的胜利民族中的一分子。无论他是上述的哪一种人物,如果他们生前为人所敬畏,死后所受的敬畏便愈增加;对于这位鬼魂的求赦礼,渐渐地比对于那些不为人敬畏的鬼魂来得要大,结果便形成为一种固定的宗教式的崇拜。

例外是找不到的。按照祖先崇拜的最广大的意义来说(意即对于所有死者而不管他们是否属于同一血统的崇拜),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祖先崇拜就是一切宗教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