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进的时候，肯定就是市场出现了机会，如果进而把握这些机会，就一定会为企业带来得益。这些机会有时可能是千载难逢的，如果不及时把握，就可能会一瞬即逝，将来追悔莫及。在商场内，如果你不把握这些机会，就会有其他人把握。譬如一种新行业，或是一种新产品，你不去做，其他人却去做，原来这是一个极有潜质的产品或市场，其他人就会稳占利益，你不去做，或迟人一步，利益就已经早为其他对手所获得，应进时不进，走失机会，可能机会一去不返。如果市场根本并没有什么机会，企业家却是过于勇进，大量投资，结果可能会使资金全部失去，消费力不足，购买力少，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乏人问津，过度的勇进，不了解时势，不应进时却进，只会陷于失败，甚至危机。
应退之时，即是市场已经再没有发展潜力，甚至没有做生意的余地，这时如果仍然留在一个没有前景的市场，急流勇退反而可以保持实力。应退之时就退，会为企业减少风险，保留实力，不会大损元气。
应退之时，却不肯退，留恋一个没有前景的市场，生产一些没有需求的产品，只会使企业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最后通常都只会是失败收场，清盘了结。
李嘉诚在塑胶花有市场之时，就放弃了生产塑胶用品，全力改为生产塑胶花。在物业地产有市场之时，就放弃了塑胶花，全力主攻香港的地产业，在电讯市场有前景之时，就大量投资于电讯市场，最后以高价出售“橙”的权益。应进则进，是他成功之道。
在塑胶花没有前景之时，李嘉诚就毅然放弃，改为投资地产物业。当地产物业将会出现饱和之时，就将资金投资其他行业，也将企业走向国际化，虽然不是在地产方面全面退却，也不会再过度集中于一个可能会出现饱和的市场。应退则退，是李嘉诚成功之道。
李嘉诚今日的生意，确实极为多元化，不过，在李嘉诚经商生涯中，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多元化事业，而是经过了几个阶段的转变，才转变到今日的大成就。在这些转变的过程中，李嘉诚善于运用经商之道，就是生意应该转轨之时就要转轨。这样才会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创业之初，李嘉诚只是从事塑胶用品的生产。这一门产业李嘉诚苦干了数年，总算将事业立下了基础，能够有安稳的生活。不过，在当时，塑胶用品的市场早已经饱和，在这一行业待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大进展。李嘉诚察觉到这一个形势，在他看到一本英文塑胶专业杂志，说塑胶花开始在欧洲流行，他就毅然将塑胶用品的生产停止，集中于塑胶花行业。
做了塑胶花行业，使李嘉诚在他人生路上赚进第一桶金。在当年，他一年的生意额高达港币千万元，纯利高达百万元，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试想，四十多年前，千万元的生意额真是何其多，而获利每年一百多万，相对当时生活指数低，一个工人每月只得一百多元的工资来说，也是一个很大数目。从事塑胶花业使李嘉诚赢得“塑胶花大王”的称号。
不过，当李嘉诚看到香港的地产物业发展极有前景之时，他又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全身投入香港的地产业发展，后来成为香港地产大王。做塑胶能够做到第一，做地产也能够第一。这是李嘉诚过人之处。在香港的地产中，李嘉诚获利不少，后来更为长江实业上市集资，于1980年初，资产值已经有接近七亿港元之多，是当时一间中型的地产公司。但当李嘉诚看到多元化的事业大有可为，他就收购了当时仍然是英资企业的和记黄埔有限公司，之后打开了将事业国际化之路，至今为止长江实业为首的整个集团，业务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分枝。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李嘉诚在最初从事塑胶用品的生产，一路以来他都仍然从事这一个行业，从不考虑转到其他更有可为的行业，到今日为止，我们见到的李嘉诚将会是怎样的呢？如果当年李嘉诚坚持只做一个行业，即使这个行业已经没落，却冥顽不灵，仍然要坚持，今日是否仍然有人认识李嘉诚这一个名字，却是一个极大疑问。李嘉诚今日成为世界每一个商业社会人人都认识的人物，原因之一，就是在适当时候就将他的事业转轨。
只要你有眼光，认为那一个行业前景大好，而你现在从事的行业却已经再没有前景，你也应该像李嘉诚一样，考虑将事业转轨到——行有生机、有前途、有发展、大有可为的行业，而不是坚持在一个了无生气、再难起死回生的夕阳行业。
在适当的时候将你的事业转轨使你致富，把握到大有可为的生意，把握到兴起的市场，你参与这些生意，你就会得到成功，也由此致富可期。
你要做的，就是实时分析一下，你现时身处的行业，是值得继续，是有前景的吗？如果有，你当然可以继续；如果没有前景，你就应该知道要怎么办！
这是一个进步的社会，所谓进步，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去看。
首先，在政治上，各国的政治一般来说，越来越制度化，法治的精神正在全世界不断抬头。而各国之间，亦逐渐以合作的态度去取代以往敌对的态度。虽然世界政局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是太平盛世，但战争的出现已经比以前少得多。至于经济方面，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极力强调经济上的发展。当经济越来越兴旺之时，社会亦同时得到发展，这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交通、通讯等等，都得到改善。在科学上，科技的发展更加一日千里，今年的高科技新产品，到明年就可能已经变了明日黄花，又有更新的科技产品取而代之了。总而言之，在整个世界的宏观局势中，各方面都得到进步。
作为一个企业家，在这一个进步的社会当中，应该如何处理？可以有数个可能性。第一，就是不闻不问，不理现代社会的进步，现代科技的进步，只顾现在企业的运作，将来是怎样，将来企业会怎样受到政治、经济转型和科技变化所影响，完全不去理会。这是对外界因素变化不作响应，这也是最差劣的响应。抱有这种心态的企业家，一定只会越来越与社会及时代脱节，最后一定会发觉自己追不上新时代的步伐。这类型的企业家，一定或迟或早，会遭到社会的淘汰，敌不过竞争对手，而被踢出局。
第二类企业的反应是当社会出了什么新知识、新科技等，成为了热潮，他们确认了这些新知识、新科技是有用的，就决心追上科技的认识，追上最新的知识，务使自己能够尽量追得上时代。这类企业家肯学习，肯跟上时代的节拍和宏观因素变化的步伐。不过，这一类企业家，仍然有一个缺点，就是比较被动。社会上出现了什么知识、什么潮流，他们才急起直追。但到他们追到之时，社会因素、科技因素等，可能又起了变化，他们又要重新等待新热潮出现之后，再追赶新知识。不过，这一类企业家，却比以上所讲不闻不问的，胜过百倍。虽然这一类型的企业家仍然较为被动，社会出现了热潮他们才去探讨，但总胜过对新科技、新知识视若无睹。这类企业家一样会得到进步，对管理他们的企业也一定会有贡献。
另一类企业家，他们在一些潮流未兴起之前，就已经探索这一些知识，尤其是高科技的知识。这一类型的企业家，甚至塑造潮流，带动热潮。即使不是带动新的热潮，最少他们的知识是赶在时代最尖端的，总是比其他人快一步，有什么新研究，新发现，他们比以上所讲的等待到成为热潮才去追赶学习的企业家，快了很多步。他们重视知识，知道知识可以用于企业营运和管理当中，以使企业在经营之时减少难题，增加成功的机会。
李嘉诚是以上所讲的第三类型企业家。在追赶知识当中，总里走在前端。就以他发展“橙”这家电讯公司为例。早在1980年，李嘉诚便埋首学习有关高科技和电讯科技的知识和管理这类型公司的方法。到1991年，他掌握了管理电讯科技企业的知识之后，就在这一年大量投资于电讯科技，成立了“橙”电讯公司，销售移动电话。当时，移动电话仍然未算是热潮，但李嘉诚已经赶在这个领域的前头。到1999年，移动电话热潮兴起，李嘉诚已经在这一个行业内经营了多年。最后他更加以高价售出在英国“橙”的股权，获利一千一百多亿港元。这其实得益于李嘉诚在追赶知识时，总是比其他人快，比其他人主动，得到知识之后，这些知识就可以被运用于企业的管理上，使企业一路进步，增加了成功的机会。
只要我们看一看李嘉诚对追赶新知识新学问，对高科技认识的见解，我们就可以知道，成功的企业家原来真的是主动学习新知识，而且往往是赶在其他人之前的。
赚你所能赚的利益的九成
李嘉诚认为，人们虚荣的基本原因就是因为缺乏实力，只作一些表面的功夫，虚而不实。没有实力就无法下真正的功夫，做事不按牌理出牌，也不问是非对错，只要达到争名夺利的目的即可。
有一个乞丐每天总在想，假如我手里有两万元钱就好了。有一天，这个乞丐无意中发现了一只跑丢的很可爱的小狗，于是就把小狗抱到他住的窑洞里，拴了起来。
这个小狗的主人是本市有名的大富翁。富翁丢了狗之后十分着急，因为这是一只纯正的名犬。于是，大富翁就在当地的报纸上发了一则寻狗启事：如有拾到者，请速奉还，即付酬金两万元。
第二天，乞丐沿街乞讨时，获知这消息后，迫不及待地抱着狗准备去领那两万元酬金。可是在路上，他又听说酬金已变成三万元。乞丐本不相信，但想了想又转身将狗抱回了窑洞，第四天又涨了……直到第七天，酬金已涨到让市民都惊讶时，乞丐这才跑回窑洞去抱小狗。可想不到的是，那只可怜的小狗已经被饿死了。
我们可能会讥笑这个可怜而又愚蠢贪婪的乞丐，因为他不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其实，身在局中的我们，又有多少人能明智地留有余地、见好就收呢？
1993年8月底，身任和黄集团执行董事的李泽楷，被提升为和黄副主席。透过这个事件，李嘉诚安排儿子接班的意图已十分明朗：二公子泽楷将任和黄集团的舵手。可惜李泽楷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安排，他在升任和黄副主席之前，就宣布成立私人公司“盈科拓展”。
放儿子单飞，李嘉诚送他一句话：“做事要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
李嘉诚的箴言，不仅是他对儿子的要求，这也实在是他一辈子经商心血所凝成的经验，同时也是他自己一生行商的准则。从表面上来看，你的确是少拿了1％，但是从实际回报于你的又岂是只值你少拿的那1％呢？是它十倍，甚而百倍、千倍。
利益共享也是中国式经商的行动准则，假如违反这一游戏规则，失去的绝不只是合作的这一个对象。口口相传，失去的是你的整个商业信誉，继而危及你的整个商业地位。
反过来考虑，如果按照李嘉诚所说的拿9％，你得到的又绝非仅仅合作的一方，人们将从你的行为中，相信你的人格和信誉，你就将会赢得大量的商业机会，财源将会滚滚而来。
就是这个简单不过的准则，让李嘉诚结交了无数商界朋友，赢得了广大股东和职员的信赖与支持。树立崇高的形象，为他赢来了无数的财富，并一举登上香港首富、世界华人首富的宝座。
李嘉诚对儿子的劝诫，实在是放之华人商界而皆准的真理，是经商制胜的法宝，是放之于社会而皆准的真理，是为人处事法宝。
李泽楷果然得其父真传，他把经营收益正火的卫视卖掉，就是一个例证。
1993年7月23日，李泽楷被邀至世界传媒大王——梅铎的一艘泊在科西嘉海面的豪华游艇上。
梅铎为澳籍人，旗舰“新闻集团”是全球最大跨国传媒机构。
7月26日，新闻集团宣布：以525亿美元(约折406亿港元)的价格，向和黄及李嘉诚家族购入卫星广播有限公司636％的股权。一半以现金支付，一半以新闻集团的股份支付。据行家估计，成交价为原有投资的6倍。
在另一项未涉梅铎的独立交易中，和黄及李氏家族将各占一半股权的综艺产权，将按成本价064亿美元售予改组后的卫星广播。和黄及李氏家族在这两项交易中，各获15亿港元的非经常性收益。为了不触犯港府有关条例，交易双方采取策略性方式。
和黄及李氏家族仍控制卫星电视的发牌机构和记广播(共占52％股权，梅铎只占48％)，而卫星广播的636％的控制性股权则归梅铎控有。和黄及李氏家族仍控有卫视364％股权，可继续获得经常性收益。
卫视交易成功，李泽楷名声大噪。
7月27日香港《经济日报》评价道：“真的是后生可畏！李嘉诚次子李泽楷，今番终于做出一出好戏，为和黄集团及其父，带来近30亿港元利益……李嘉诚望子成龙，今次可如愿以偿了。”
低进高出，是李嘉诚纵横股市如鱼得水的基本准则和看家本领。
李泽楷这一招术运用开来也显炉火纯青。李泽楷从港府和九龙仓身上为卫视争得了最大的利益，并且将卫视经营得有声有色。但是，李泽楷深知，长实系在经营大众传媒方面缺乏足够坚实的基础和经验，在具体操作上尤显欠缺实力。于是，李泽楷采取了见好就收、趁高抛售的战术。既然梅铎出得起好价钱，能为和黄及父亲带来丰厚的盈利，何不顺水推舟，再卖梅铎一个人情？此外，李泽楷看好梅铎这位世界传媒大王接手卫视后，将会有更出色的实绩。一来梅铎看重卫星电视的潜在价值，二来梅铎在传媒经营及管理上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行家里手。这样，和黄及李氏家族可以从仍控有的卫视364％的股权中，继续源源不断地获得经常性收益。这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否则，李泽楷如果把卫视紧紧地攥在手里，也许会如前文提到的乞丐，把小狗饿死了，才去领报酬，结果一分钱也得不着。这场卫视交易显示了李泽楷已经具备了第一流的商业头脑。
李嘉诚虽然深知做事留有余地的道理，但也有当局者迷的时候。在这方面，他也有着沉痛的教训。
以地产骄子为中坚的华资财团，炒地炒楼，使香港的楼价以火箭速度上升，并且云雾山中，居高不下。
一篇文章以“一将功成万骨枯”为喻，来讽刺地产商的辉煌业绩是由置业租房市民的血汗堆砌而成，击碎了民众对地产骄子的偶像崇拜。连信誉极佳的长江实业也难逃抨击。20世纪90年代初，民众对地产商炒地炒楼的愤怒情绪达到高潮。
尽管这样，香港新闻界人士仍然认为：“与那些与公众对着干的地产商比，李嘉诚则算有分寸、有节制。”
以盈利的商业角度来看，炒地炒楼可以更多地攫取利益。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拂逆顾客的做法最终都会招致恶果。
整个地产界大势如此，李嘉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1991年11月6日，新上任的财政司(主管财政的最高行政长官)麦高乐，宣布增加楼宇转让印花税和限制内部认购比例，以杀楼市炒风，平息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