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冯玉祥部由孙良诚、刘郁芬、宋哲元等将领在豫西通电反蒋。四十七师奉蒋命令集结许昌待命。嗣经鲁山、嵩山向洛阳冯军进攻。四十七师以首先攻克洛阳深得蒋之嘉奖。该部继续西进到达陕州时，适唐生智部又在豫南发动反蒋，当时情势异常混乱，遂停止前进。在这一线上指挥作战的第九军军长杨杰，以四十七师王金钰、五十四师郝梦龄以及原直鲁联军的徐源泉等部均系杂牌部队，又逢唐生智反蒋战起，形势苍黄，深恐所部乘乱生变，乃逃往黄河以北。各杂牌部队一时陷于群龙无首状态，各自为谋。王金钰遂率部回郑州。这里居平汉、陇海两路之要冲，在此伺机观变，自属举足轻重。
唐生智反蒋失败之后，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复跃跃欲试。阎锡山亲到郑州拉拢杂牌部队，阴图引为己助。王金钰等以阎阴险鄙吝不足恃为缓急，仍倾向于蒋。蒋亦于此时大施其收买手段：先任命王金钰为第九军军长；复给王20万元犒赏，以安其心；继又任命王为安徽省主席。王恐失去实力辞职不就，于1930年初该部被调到郾城(漯河)、西平一带，对阎、冯等军取监视态势。
上官云相以王金钰适逢其会遽尔擢居高位，心怀嫉妒，阴图篡夺实权以遂个人野心。预先从外部招致其保定军校六期同学吕济、谭子钧、杜默庵、李锡庆等分别任为参谋长、副官长、团长等职，倚为心腹；一方面利用其娼妓出身的小老婆易××交欢权要分子内眷，向蒋介石左右曲意奉承，百般献媚；上官本人更施展其吹拍手段对蒋承颜顺旨表示忠诚。因之大得蒋之青睐，日渐骄恣跋扈。王金钰感到上官难于驾驭，乃将四十七师师长一职让给他以缓和两人之间的矛盾。上官既任师长益加独断专行，肆无忌惮，更在蒋面前与王争宠，表示死心蹋地为蒋作鹰犬。蒋亦对之表示倚重，更助长了他的骄纵。
1930年5月，蒋、阎、冯混战爆发。蒋令王金钰部参加第一线作战，王感到上官难于指挥；又独吞了蒋给的20万元，私囊渐饱；复以两军交锋，胜败不知谁属，即托病离开部队休养去了。蒋即以上官云相代理第九军军长，旋即开赴陇海前线作战。上官即乘蒋在陇海路商丘附近朱集车站铁甲车上指挥作战之际与蒋多接触。蒋亦乘美国特制的军用汽车到四十七师战线上去视察，因此勾搭益紧。上官在这次战役中以士兵们的惨重牺牲，获得了个人的信誉。是年8月其以首先攻克郑州向蒋报捷，又以接洽冯玉祥部梁冠英军倒戈成功，大为蒋介石所赞赏，曾得到犒赏数十万元，上官本人即明得十万元，旅长、团长各得一万、五千不等。上官从此更加上谄下骄，排除异己，视部队为其个人私产。以原联军将领郭华宗不附合他个人，便借故将郭旅长职务撤销。郭亦不甘示弱，乘旅团长中多数对上官不满之际，纠合他们用实际行动驱逐上官云相。在一个深夜里秘密将四十七师部队撤到郑州郊外，并在沿途张贴标语，宣布上官云相倒行逆施，任用私人……等罪状。这对上官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当时驻在郑州代蒋指挥部队的何应钦，深恐战争方停，人心未定，致酿巨变，劝上官离开部队以避其锋。上官虽然多方设法疏通，愿将撤郭命令收回，表示道歉。旅团长等多以其阴狠、不守信义，表示非常坚决。他看到无所转圜，才怏怏去汉口。郭华宗及各旅团长遂联名电请王金钰回来复职。王以上官既去，战局已定，遂到郑州重任军长。蒋介石为了安抚这部分力量继续为之利用，遂亦听之。
王金钰权变奸诈，外示淡泊，内实贪鄙，只是利用军队作为升官发财的工具，并无远见。二次复职后即利用郭华宗联络旧日军官；利用参谋长刘绍先联络该部中保定军校九期生刘广济、孔今恂等自成派系，以与上官系的九期生对抗。一时虽显得平安无事，实际内部矛盾仍在日益发展。
在王金钰复职以前，中央苏区红军发展颇为迅速，在湘赣等省声势日益浩大。这时蒋介石正陷在中原地区与阎、冯军鏖战，只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般。比及阎、冯战败，蒋才抽调部队南去与红军作战。王金钰明知也要调到江西战场上去，乃以战胜有功，乘机向蒋要求扩编军队。蒋亦认为该部尚有战斗力，遂允由四十七师中再扩编一个四十三师。该部即开往新乡、焦作等地着手扩编。改编后，王金钰兼四十七师师长，唐庆珊为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朱锡璜为第二旅旅长；郭华宗任第四十三师师长，苏桂荣为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刘芝洲为第二旅旅长，每旅下辖三个团。
1931年1月，蒋任命王金钰为第五路总指挥，将郝梦龄之第五十四师拨归其指挥，旋即调到江西驻扎萍乡、宜春(袁州)一带。3月间又调到吉安，不久又将四十三师调吉水，五十四师调永丰。4月间何应钦命令王金钰准备向东固地区红军进攻。遂以四十三师郭华宗部居中间，五十四师郝梦龄部为左翼，四十七师为右翼。左边友邻部队为刘和鼎师，右边为公秉藩师。到达富田附近水南、白沙地区时，迤南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觉悟很高，组织严密。白军少数部队根本无法活动，派遣侦探均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归。虽派遣一连以上兵力实行威力搜索，红军的情况还是一点摸不着，地理也不清楚。只弄得指挥官终日提心吊胆，不敢轻于举步，每天都得和友邻部队联络妥贴齐头并进，才敢推进三五里路。一直到5月中旬，才探头缩脚地到达东固岭(在东固以北)之线，不料还没站稳脚，即遭到红军的猛烈攻击，各军均一触即溃。第一天右翼公秉藩师首先被粉碎；第二天夜间，四十七师复遭受到猛烈的攻击，师部亦被包围，副师长唐庆珊只身逃跑，残部即向吉水溃窜。这时四十三师也从东固方面溃退下来蜂拥到白沙附近。四十七师以退吉水后路被红军切断，又折返白沙。于是风声鹤唳，望影逃窜，乱成一团。郭师遂下令退永丰。这时红军已到白沙，对白军形成南北夹击。由于地形复杂，山路崎岖，溃兵漫山遍野落荒而走。四十三师本来所受损失不太严重，因与四十七师搅在一起被冲得到处乱窜，也损失了三个团。到达永丰之后，五十四师也狼狈地退到那里，收容溃兵，四十七师残部也随着来了，到处喊着番号收集散兵，毫无秩序。几天以后始稍有一点头绪，初步检查四十三、四十七两师的兵力以及辎重、弹药、行李、行军锅灶等均损失过半，士气沮丧，已毫无战斗能力。何应钦命令四十三、四十七两师退吉水，五十四师在永丰从事整顿补充。在一个月以后一部分被释放回来的俘虏兵才绕道回到本部。他们都说红军优待俘虏，不搜腰包，不受侮辱，负伤的给医治……虽然军官们制止他们作这样的宣传，还是很快地传遍了全军。红军优待俘虏政策已深入人心了。
王金钰部在第二次围攻红军中，就这样开始被打垮了。以后蒋介石曾亲到南昌重新部署也没有扭转这次失败的定局。王部失败是蒋军二次围攻中一个关键性的惨败。
王金钰二次复职后，曾找来他的留日士官学校同学冯家鼎。冯系河北盐山人，与王及何成濬关系很密切。起初王派他在武汉办事处负责与蒋介石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联络。王部到江西后，复任冯为第九军副军长。当该部向东固前进之际，王委冯代理军长职务，他借开会之名到南京去了。比及王部全军溃败，王即一去不返，最后逃离了部队作寓公去了。此时风传冯将代王任军长。四十七师第二旅旅长朱锡璜是一个热衷名利之徒，即派人张贴“打倒冯家鼎”的标语，冯遂星夜逃走。四十七师驻吉水时，上官云相的心腹谭子钧、杜默庵(均任团长)乘部队失败混乱之际，驱逐了副师长兼旅长唐庆珊，报复唐在郑州参加驱逐上官之仇。唐虽到南昌见何应钦去诉苦，结果将唐调为军事参议院参议了事。谭子钧、杜默庵等见时机已至，密派营长耿瑞生去见上官云相(时上官在蒋嫡系部队里当师长)，要他乘机回到原部队来，上官固未尝一日忘情于第九军，即去南昌见蒋活动。四十三师第二旅旅长刘芝洲因在郑州积极参加驱逐上官活动，恐怕上官得势施行报复，就吓得弃职潜逃了。
郭华宗是前次驱逐上官的主角，对于上官回任有很大顾虑，又以东固战败后怕蒋追究责任，自己不便去见蒋，遂派副师长苏桂荣到南昌见蒋，述说对上官回任的意见。蒋允将四十三师由南昌行营直接指挥，与上官不相隶属。此后四十三师便与四十七师分割了原建制。是年10月，陈诚的部队到了吉安，蒋又令四十三师归陈诚指挥。
上官云相复任第九军军长后，四十七师及郝梦龄之五十四师归他指挥。他以整顿部队为名，将四十七师仅存的一个旧将领朱锡璜编余了。蒋又将郭华宗对调到嫡系部队中去当师长，郭明知这是一个阴谋，未到职即离去。副师长兼旅长苏桂荣调军政部另候任用，苏亦未报到即他去。至此原五省联军的高级军官被撤换一光。原来士兵已伤亡逃散殆尽。或谓：在联军初改编之际尚属名虽全亡，实存一半；到这时已是烟消火灭，名实俱亡了。
(苏桂荣)
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
孙传芳在北洋军阀中属于直系，但并非曹锟、吴佩孚的嫡系。1925年1月，我交卸了汉阳兵工厂总办之职。当时，孙传芳已由福建进占浙江，他派卢香亭攻打皖系陈乐山的第四师，新任汉阳兵工厂总办的刘文明，传达段祺瑞的意旨，叫我速往杭州，劝止孙传芳对陈乐山的攻击。我到达杭州时，陈乐山已战败逃亡，孙传芳派谢鸿勋为第四师师长。从此，我就留在杭州，参加了孙传芳的戎幕。现在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记述孙传芳在1925年到1927年反奉、联奉的一些经过情况。为了说明孙传芳在这一时期的全部史实，有关孙传芳对待段祺瑞、吴佩孚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和态度，也要夹杂叙入。至于作战的具体情况，因为我不是带兵军官，所知不够全面，只好从略。
多方联络，积极备战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奉系李景林、张宗昌先后就任直隶、山东军务督办。奉军以天津为据点，向南延伸到长江下游，以邢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师驻南京。1925年9月，北京政府又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军阀所占有。在此以前，孙传芳已经取得闽、浙两省地盘，但野心勃勃，对于宁沪财富之区，垂涎三尺。迨奉系势力濒临浙江之后，孙传芳以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于是枕戈待旦，决心与奉军一决雌雄。他派浙江盐运使王金钰作代表，住在奉天，对张作霖虚与委蛇，使之不备，却在暗中养精蓄锐，待机而动。他环顾国内形势，看到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日益深刻，势成水火；吴佩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因此，派遣亲信，四出奔走，多方联络。
1925年3月，孙传芳派我前往福州，授意周荫人，一面对广东严加防范，一面对浙江军费作充分的接济。他叫周荫人筹措五十万至一百万元，作为浙军备战之需，周荫人完全应允照办。
4月，我又衔命去张家口会见冯玉祥。冯在赐几山新由士兵建成的一栋草房里接见了我，在座的还有冯的参谋长曹浩森。会见时，我首先说明孙传芳准备进攻奉军的决心，并将孙备好同冯玉祥结盟的一份兰谱递给冯。冯极其和蔼，他举“桃园结义”的故事相喻，表示愿与孙传芳结为金兰之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冯年四十四岁，为兄；孙年四十一岁，为弟。我们谈到攻打奉军的问题时，冯说：“馨远(孙传芳的号)出兵攻打奉军，我极端赞成。不过，从目前形势来看，我还不便与张作霖公开决裂。如果馨远对奉军发动攻势，我在北方一定作出预备作战的姿态，牵制奉军，使他们不能抽调队伍，南下增援。”谈到这里，冯用双手握紧我的胳膊，“嗯”了一声，表示他要牵制奉军的意思。我们谈了两个小时，会后，同到另一栋大草房里进午餐，冯的亲信二十余人作陪，还有外宾在座。午餐很简单，每桌有红烧牛肉几大盘，备有刀子、叉子和筷子。次日冯玉祥带我参观了张家口的市容和附近营盘，到处整齐清洁，官兵同甘共苦，其军纪之严明，实为当时所罕见。我在张垣公毕，偕同冯的代表段其澍返回杭州复命，孙传芳异常高兴。
5月，我和段其澍同往开封，会见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我们商定：在孙传芳进攻奉军的同时，由国民军第二军出兵山东，攻打张宗昌，互相策应以收夹击之效。
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曾一度驻在鸡公山。我提取汉阳兵工厂代造枪弹加价专款二十万元，派员送给吴佩孚，以济军需，因而吴对我颇表好感。
我同段其澍见过岳维峻以后，又同赴汉口，段其澍留在那里，我一人前往岳州，代表孙传芳敦请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并携款五万元赠给吴佩孚。以后，在我回返杭州的途中，又分别会见了江西军务督办方本仁和赣北镇守使邓如琢，劝说他们拥戴吴佩孚，合力讨奉。邓如琢与吴佩孚关系很深，表示唯吴、孙之马首是瞻，义无反顾。方本仁的态度很冷淡，所谈未得要领。后来听说方本仁在当时已经与广东方面取得联系，准备参加北伐了。
1925年8月，杨宇霆、姜登选就任江苏、安徽军务督办以后，孙传芳发动战争，已箭在弦上。他派我到南京去见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我和陈在保定速成武备学堂同学，又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同事，交谊很深。见面时，我劝陈参加对奉军的战斗，许于战胜之后优予酬报。陈调元对于杨宇霆的傲慢无礼，十分愤恨，我们的谈话，一拍即合。孙传芳还派第二师参谋长冯家骏到蚌埠见姜登选，侦察奉军的虚实和动向。姜登选是日本士官第五期学生，冯家骏是第六期学生，他们在日本留学时，曾在一起讲求革命之理，过从甚密。这次，姜对冯说：“我来安徽，未带军队，我决不能作战。上海、南京都有奉军驻扎，怕有战事发生，希望馨远万勿轻动。”当时安徽地方部队王普、高世读等，都是倪嗣冲的旧部，王普又是倪嗣冲的女婿，他们对待奉军阳奉阴违，孙传芳趁机与之勾结。王、高等部都愿意听从孙的指挥。
孙传芳除对各实力派进行了一系列的联络活动而外。还抓住江苏人民痛恨奉军纪律败坏这一有利条件，竭力交结江苏巨绅张謇、张一麟等，通过他们在上海、南京等处发动江苏人民举行了抗议奉军暴行的游行请愿，为尔后进攻奉军制造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