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5年11月7日起，中、日两国代表开始在北京进行谈判。在中国方面，清政府派遣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匡、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瞿鸿机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为全权代表，杨士琦和金邦平为参议。谈判开始前，奕匡曾经面奏慈禧太后：过去的对外交涉，都是由北洋大臣出面；对于日本和东北的情况，袁世凯也很熟悉，所以这次谈判，就由他具体负责；如果他发言有不当之处，再由瞿鸿机出面纠正。这个建议颇切实际，又没有贬损瞿鸿机的地位，所以得到了慈禧的同意。中日谈判一开始，奕匡就故意托病缺席，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此。在这次中日谈判中，袁世凯实际上是中方的主要谈判代表。
当时袁世凯代表的清朝政府非常软弱、无能，在国内的统治也是摇摇欲坠。经过几次战争，早就被列强打怕了。所以，日俄战争一爆发，清政府竟然宣告所谓的“局外中立”，说什么“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
现在，日俄战争已经随《朴茨茅斯和约》的缔结而正式宣告结束，但是日本侵略者“得陇望蜀”，它还要扩大掠夺物，于是又将压迫的矛头转而直对中国，企图进行更多的勒索和敲诈。对此，腐朽的清政府既缺少准备，又没有什么有效的对策。在与日本谈判时，袁世凯也是非常软弱，力主妥协退让，他担心：如果不满足日本侵略者的“要求”，日本就可能伙同俄国，以种种“借口”推迟乃至拒绝从东北撤兵，软弱的清政府也拿他们没辙。
所以在与日本谈判前，袁世凯就决定采取“李代桃僵”的办法，为了收回本应属于中国的东北，在许多问题上步步后退，以“笼络”日本帝国主义。结果在中、日谈判中，袁世凯不仅承认日本继承原来俄国在东北南部的权益，还对日方做出了不少不应该的让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日本的侵略愿望：
(1)在日、俄军队撤退后，中国将尽快自行开放东北境内的16个商埠：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
(2)日本可以继续经营其在日俄战争期间擅自铺设的自安东至奉天的一条轻便铁路，并加以“改良”，以15年为期，期满后转卖给中国。
(3)东北和朝鲜陆路通商，“彼此应按照最优国之例办理”，即要援引中法、中俄、中英陆路通商减税的先例，也给予日本经济特权。
(4)为维持南满铁路利益起见，在将来收回该铁路之前，中国同意不在该路附近修筑平行之干路，及有损该路利益之支路。
(5)设立一个中日木植公司，可以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森林。
在袁世凯的多次“恳求”下，日本侵略者总算发了一点“善心”，在“护路兵”的问题上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让步”，如果俄国同意撤退护路兵，或“中、俄两国另有商订妥善办法”，日本将一律照办；如果东北地方“平靖”，对于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中国均能保护周密，日、俄两国的护路兵将同时撤退。面对日本强盗，袁世凯也是无可奈何，只好在《会议记录》内声明。对此，“中国视为尚未完备”。从此大批的日俄军队就“合法”地驻扎在东北境内，随时都可以进行武装侵略，对东三省实行军事的占领。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使用了这支所谓的“护路兵”(即“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三省。
12月22日，中、日双方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及其附件，中日北京会谈是以日本在《朴茨茅斯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在东北的侵略利益而告终。如果说日本在《朴茨茅斯和约》中得到的是对俄战争胜利的直接成果，那么它在北京得到的就是一笔巨大的“副产品”，而标榜“局外中立”的清政府则把中国引到了与“战败国”相同的结局。在北京会谈中，中国作为一个“中立国”，竟然在“战胜国”——日本面前落到了这样屈辱的下场，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在清朝统治下的悲惨地位。
不过在袁世凯的眼里，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利益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即将得到的“李”大于失去的“桃”：他虽然对外妥协，对日本强盗做出了许多不应该做的让步，但终于将东北三省的行政主权收回，这就为他下一步“独吞”东北，成为“关内关外王”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个人的私利，袁世凯不惜拿国家的主权和帝国主义列强做交易，足见他是多么的无耻和卑鄙！
2．交兵权，以退为进
“妥协”是智者克敌制胜的“法宝”。在与强大的对手交锋时，你如果执意蛮干，不学会妥协，往往会吃许多“苦头”。在这方面袁世凯堪称是“老手”，他在政治斗争中讲究策略，以退为进，主动辞去兼职，上交兵权，终于“吃小亏，占大便宜”，保存了自己的实力。
1906年秋，清廷下诏，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先从官制改革“入手”。9月2日，慈禧太后特命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载泽、铁良、端方等人共同编纂官制。当时为了夺取更大的权力，袁世凯首开一炮，提出了一份非常彻底的《官制改革方案》，其核心是将军机处裁撤，实行“责任内阁”制。没想到却因此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最后在11月6日，大清王朝的“当家人”——慈禧太后拍板，否决了“责任内阁”制，保留军机处、内阁、外务部、吏部、学部(礼部)，宗人府、翰林院、钦天监、内务府等衙门也无须更改；将兵部改为陆军部，练兵处、太仆寺并入；新设邮传部等等。总的来看，这次改革除了新设几个衙门，几个机构换个名称，没有多少新意，真是“换汤不换药”。这就是讨论了好几个月才最后定局的大清国官制改革！
新官制方案一公布，中外舆论一片哗然，一种受骗的感觉笼罩在许多人的心头。所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看来，反对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人们所能期望的是，它的进步能按照最虔诚的香客朝拜的样子，前进三步又后退两步”。
一看到这份新官制方案，袁世凯也是大吃一惊，颓然地倒在太师椅上。11月初，在官制改革斗争中，他见势不妙，就像一条“落水狗”一样慌慌张张地离开北京，说是要去检阅彰秋会操，实际上会操已经接近尾声。眼下袁世凯的处境真是再惨不过了，满朝文武再无第二人。一个月前他还是中国“最大的改革家”，声望如日中天。现在倒好，他孤立无援成了一棵孤木，随时可能被砍伐，真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为了一个官制改革方案，自己差点连老命都丢了，这又是何苦？
想来想去老袁忽然灵机一动：自己何不找找庆亲王奕匡，他既是首席军机大臣，和自己的关系又很“铁”，看他能不能挽回这个局面？于是，袁世凯便命自己的心腹杨士琦立即进京，去找庆亲王奕匡。哪知道，奕匡也是连连摇头说：“这是老佛爷(指慈禧太后)的意思，我也是无力回天！”所以他让杨士琦带给“口信”给袁世凯：“这是既成事实，已经无法改变！”
袁世凯知道后非常懊恼：朝廷是一心要将原来分散在各省督抚手中的权力收回。特别是新任陆军部尚书铁良与老袁是死对头，他一上任，就多次行文给袁世凯，要将北洋6镇都从他的手里夺走，收归陆军部管辖。
怎么办？“人在矮檐下，谁敢不低头？”没办法，袁世凯一咬牙：“有些东西既然保不住，还不如早点放弃，以争取主动。”这时袁世凯再屈指一算，自己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既手握北洋6个镇的兵权，又身兼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京镇铁路大臣和督办京汉铁路大臣等好几个兼职，统管全国的铁路、邮政等好多企业。常言说得好，“树大招风”，也难怪朝廷看自己不顺眼，要拿自己开刀。看来自己还真是得暂时收敛一下，好避避风头。
最后，11月18日老袁打定主意，就立即草拟了一份奏折，“忍痛割爱”地做出了一个在过去他死也不肯做出的决定，辞去督办电政大臣等8项兼差，并交出北洋4镇的兵权，但为了保卫直隶的安全，仍保留北洋第二镇、第四镇。
这份奏折一发出去，老袁可就有点后悔了。这是他用了多少心思，花费了多少金钱，培养了多少人才，才训练出来的军队啊！现在，他要把4个镇都交出去，就为了堵住“悠悠之口”？这时袁世凯不禁又喜又忧：喜的是，慈禧老佛爷也许像半年前他奏请开去兼差那样，又给他一个“优诏慰留”；忧的是：朝廷恐怕还会变本加厉，让他把6个镇的军队都交出去。现在看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可是，老袁是靠军队起家的，深知军队的重要性：他如果再交出那硕果仅存的两个镇，手上一个兵也没有了，可就真的成了一个“光杆司令”，任人宰割了。一想到这里，袁世凯真是不寒而栗！这时，袁世凯再也不希冀什么“改革”了，他对“改革”真是伤透了心！
11月20日他接到了一份冷冰冰的上谕：“着照所请！”袁世凯一看心都凉了，但又有点庆幸：总算保住了两个镇的军队，以后自己可以蓄势待时，就不愁没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这时，最关心中国改革命运的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首席记者莫理循忽然发现，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袁世凯不见了。于是，他立即驱车赶到天津。那天正好是11月20日，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府的小客厅会见了莫理循。当时莫理循发现，袁世凯生病了，得的是“流感”。“流感”是袁世凯在新官制改革中获得的惟一成果。虽说改革要冒点风险，但是投入与产出相距如此遥远。袁世凯一生精明，还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买卖。
后来莫理循写道：
“这位总督很后悔。在命令发表的当天，他没有离开他的房间。那一天他本来已经安排去参加天津新桥的开放典礼，这座桥跨过海河通到奥地利租界。以往这种脸上增辉的好事，总督总要出席。但那天举行新桥典礼的时候，总督借口有病没有参加，他谢绝一切约会，待在家里，只会见了我”。
不过在莫理循的眼里，袁世凯仍然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在这场官制改革中虽然吃了败仗，但实力犹存。因为他虽然交出了4个镇的军队，但这些军队都是袁世凯亲手带出来的，各镇的将领对他仍然是“忠心不二”。至于袁世凯上交的铁路、电报、轮船等近代化企业，都归新设的邮传部管理，而邮传部尚书张百熙是老袁的亲家，左侍郎朱宝奎、右侍郎唐绍仪也都是他的亲信。所以，这些军队和事业仍然是在袁世凯的“遥控”之下。
中国有一句古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面对朝廷的疑忌，狡猾的袁世凯以退为进，采用“李代桃僵”的策略，表面上放弃“桃”——4个镇的军权和8项兼差，以争取主动，但仍保留“李”——对这些军队和企业进行暗中控制，从而保存了自己的实力。
四、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指的是预防事件的爆发，或者是在爆发后寻求彻底解决，着重从幕后或侧面下手的一种手段，它是一个“治本”的办法。
“釜底抽薪”是一种注重根本解决的策略。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以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即使双方的力量对比非常悬殊。你也可以运用最厉害的计谋，来削弱对方的势力，甚至消除对立势力的生存根源，这也是“釜底抽薪”。
古往今来，不论是在战场、商场、情场，还是在官场上，运用“釜底抽薪”的谋略来解围取胜的案例，真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在清末民初，袁世凯就以“活曹操”着称，他做事时大刀阔斧，力戒不关痛痒。在与政敌较量时，袁世凯特别擅长运用“釜底抽薪”的计谋，注重从根本上入手，企图将对手连根铲除，不给对手留下任何“余地”。
1．下毒手，“屠民”袁世凯
在20世纪初，清朝有3位权势特别显赫的地方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这3个人各有特征，张之洞花钱如流水，被人称为“屠财”；岑春煊最喜欢弹劾官吏，被人称为“屠官”；袁世凯下手最重，杀人不计其数，被人称为“屠民”。在某种意义上说，“清末三屠”的说法可谓“入木三分”了。
自从1901年9月签订《辛丑和约》以后，中国人民又增加了将近10亿两白银的“赔款”负担，许多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只好铤而走险，起来造反。当时直隶又有许多教案，“各府、州、县罚赔民间现款，共计四百余万两之多。既遭浩劫，再罚此巨款，民何以堪？”因此，在直隶全省很快兴起了“扫清灭洋”运动。
1901年11月，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首先面对的就是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当时的形势确实是很严峻，如果袁世凯不能很快将人民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那么势必会激怒列强和清政府，袁世凯的“乌纱帽”恐怕就难保了。经过一番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想到了对策——“斩草除根”。
为了迅速稳定社会秩序，袁世凯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方针。其实，早在1901年夏，前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就曾颁布命令：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所有民教纠纷各案，一律予以完结，不得再行追究和寻仇报复。袁世凯上任后，也认为：在庚子年间，“案多且巨，株连太众，一经查办，恐已安者复为骚动，已结者复起波澜。拳团之案固难结，而民教之案尤费周详。当此联军(指八国联军)未退，边境多事，必先清内讧，何必自行扰乱”，便重申这道命令，前案一律免究，以安定人心。
与此同时，他又派出大批官吏明察暗访，将一些“凶悍素着”的义和团“缉获惩办”，结果抓到的义和团“数逾千百”。当时有不少义和团残部“伏处天津，苟有举发，俱储营务处审决，大都处死”。对此，他的幕僚娄椒生有不同意见：“宜从宽典”。袁世凯却说：“此辈如臭虫，孳生不绝”；为了防止他们春风吹又生，“惟有芟夷净尽，以遏乱萌”，“盖取‘乱世用重典’之义”。
对于人民的武装反抗斗争，袁世凯更是毫不留情地坚决进行镇压，比如直隶广宗县的景廷宾起义就是被他派兵“绞杀”的。
景廷宾(1861-1902)，直隶广宗县东召村人，武举人出身。他是广宗县“联庄会”的总团头，平时爱交朋友，好打抱不平，在当地威信很高。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邢台、威县、广宗等县人民响应，到处焚烧教堂，杀死洋人。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法国传教士向广宗知县要求赔偿损失，议定赔款10000多两，并指定各村按地亩摊捐。这时广宗县已经是连年荒歉，百姓都难以度日了。现在，听说又要给洋人摊缴赔款，百姓便推举景廷宾为首领，于1901年两次聚众抗议，愤怒地宣称：“中国人不纳‘洋差’！”
1902年3月景廷宾聚众起义，号称“龙团大元帅”，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时间，各地纷纷响应，横跨河北、山东、河南等3个省的20多个县，掀起了一场革命风暴，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三四万人。
景廷宾领导的起义，吓坏了清政府，袁世凯也是大为惊慌。急忙调派段祺瑞、倪嗣冲、张腾蛟等率领武卫右军先锋队、江南自强军和练军赶往镇压。3月3日清军向东召村发起进攻，当地群众手持长矛、大刀，奋勇抵抗，清兵死伤惨重。德、法、日等国也出动军队6000多人，从北京开往南宫一带去“助剿”。5月，景廷宾兵败被捕。7月，为了讨好法国公使，袁世凯下令：将景廷宾押解到威县鱼堤村凌迟处死，并赔偿法国教堂的损失，还为被中国人民打死的罗神甫立了一块“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