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人曾上奏指控他，在镇压这次起义的过程中，袁世凯的部下杀人过多，各路统兵将领也“贪功生事，玩忽民瘼”，主张“严加参劾，俾照儆戒”。
对此袁世凯却是置若罔闻，认为当前“以先弭内乱藉杜外侮为当务之急”，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平定景廷宾起义，“他人(指列强)执约以相诘责，狡启者从而生心，藉端干预”，“万一辇毂之下稍有虚惊，臣身任封圻，何堪当此重咎？”也就是说，他害怕景廷宾的起义军“灭洋”，会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再次干涉，使慈禧惊慌，那他就会担当不起。此外，他还认为，当义和团刚刚兴起的时候，非常弱小，“一健吏足以了之”，可是“地方将吏，稍加抑制，言事者辄交章论劾”，最后导致大局不可收拾，“殷鉴未远，讵堪再误？”所以，对于那些“贪功生事”的官员，袁世凯非但不惩罚，反而上奏朝廷：对在镇压景廷宾起义中立“功”的70多名文武官员给予嘉奖。
考虑到直隶人民的反抗斗争声势浩大，有其社会根源，所以袁世凯采用“釜底抽薪”的谋略，双管齐下，一方面宣布此前发生的“民教各案”一律完结，以缓和民众与外国教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又残酷镇压人民的武装斗争，大肆屠杀起义军，以防止他们“春风吹又生”。最后，袁世凯怀柔和镇压“两手”并用，终于将直隶人民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因而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很快就命袁世凯“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2．解散国民党，让《天坛宪章》“流产”
中国有一句古语：“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形容根本不可能成长的事物。为了阻止《天坛宪章》的生效，袁世凯就采用“兜底战术”，将“薪”抽走——下令解散国民党，致使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会，使得《天坛宪章》这棵尚未长成的“小树”枯死——夭折，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为了制订中华民国宪法，1913年7月初，根据《国会组织法》的规定，国会参、众两院各推选30名议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是杨漪。在60名宪法起草委员中，国民党的力量最强，有33人；进步党18人；共和党8人。7月15日，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则》规定：“非有委员2／3出席，不得开议”，“决议以委员总额半数之一致通过之”，“非国会议员禁止旁听”等等。从第4次会议起，宪法起草委员会即在天坛祈年殿召开，取“忠于民国之心惟天可表”之意。所以他们制定的《宪法草案》被称为《天坛宪章》。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气焰大长，又急于成为“正式大总统”，便让进步党议员提出先选总统、再制定宪法的主张。10月4日，《大总统选举法》在国会经三读通过并公布。10月6日，在军警的刺刀下，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既然如愿以偿，又“得陇望蜀”——想制定一部有利于自己的根本大法，开始粗暴地干涉宪法的起草工作。
当时，宪法起草委员会屡经袁世凯的摧残，有的起草委员被杀害，有的起草委员被迫离开北京，但是国民党及其友党民宪党籍议员仍占多数。宪法起草委员会见大势不妙，来不及讨论地方制度，就于10月31日将《宪法草案》匆匆三读通过，定名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提交国会“宪法会议”审议，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天坛宪章》。
《天坛宪章》共11章、113条，是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与《临时约法》相比，《天坛宪章》中总统的职权有所扩大：一是有权命令国会停会，“大总统得停止众议院或参议院之会议”；二是可以解散国会，“大总统经参议院列席议员2／3以上之同意，得解散众议院”；三是可以任命更多的官员，《天坛宪章》只是规定：国务总理的人选须经众议院同意。
可是，袁世凯却不满足，仍然对《天坛宪章》非常恼火：
第一在国会闭会后，设立国会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成员共40人，其职权如下：大总统为维持公安或防御非常灾患，须发布“教令”时，应经国会委员会之议决：大总统宣告戒严，如国会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时，应立即解严等等。对于袁世凯来说，国会委员会无异于是自己“无时不在”的监督者，实在是碍手碍脚。
第二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对于众议院负责。《天坛宪章》明确规定：大总统发布命令及其他有关国务的文书“非经国务员之副署，不生效力”；两院议员不得兼任文武官吏，“但国务员不在此限”。袁世凯对此坚决反对，说《宪章》这么规定，“无非欲以议员专占国务院之职”。
第三确保共和国体。对于修改宪法，《天坛宪章》设置了很高的“门槛”：(1)只有国会中1／4以上的议员连署才能提出宪法修正案；(2)宪法修正案非经参、众两院议员2／3以上同意不得成立；(3)宪法修正案成立后，由宪法会议(只有两院议员总数2／3以上出席，才能开议)审议并修正；(4)经出席议员3／4以上同意，宪法修正案才能议决；(5)共和国体不得修正。这样一来，袁世凯要想复辟帝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第四实行审计制度。《天坛宪章》除列举了审计内容外，还规定：审计院由参议院选举产生之审计员组成；审计院长由审计员互选。袁世凯认为，这是侵犯了大总统任命官吏的特权。
眼见《天坛宪章》即将提交国会审议，袁世凯惊恐万分，深恐国会一旦通过，自己就将受到《天坛宪章》这个“紧箍咒”的束缚。所以，袁世凯决定改变战术，不再和国会议员们“绕圈子”，而是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在正式动手前袁世凯照例要“表演”一番，以显示自己是得到了“民意”的支持。10月25日，袁世凯通电各省都督和民政长，反对《天坛宪章》：
“制定宪法，关系民国存亡，应如何审议精详，力求完全；乃国民党人破坏者多，始则记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党议员居其多数，闻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各该文武长官，同为国民一分子，且各负保卫治安之责，对于国家根本大法，利害与共，亦未便知而不言，务望逐条研究讨论，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以凭采择”。
袁世凯一声令下，各地的“狐群狗党”纷纷跳出来，为他摇旗呐喊，纷纷叫嚣：要解散国会，取消《天坛宪章》。10月29日，河南都督张镇芳通电列举了《宪法草案》的所谓“谬点”后，攻击宪法起草委员会“欲蹈专制君主之喜怒用事”，“竟敢订此暴民专制之宪法”，要求将国会中“凡在国民党籍者概行开除，或即另行改造，布告各省，严行取缔，停止国民党人被选举权”。同时，“辫子军”统帅张勋也痛斥宪法草案“荒谬绝伦”，并表示：“勋虽不才，诛锄叛逆，以身许国，万死不辞！”
既然有了强大的“民意”作“后盾”，袁世凯也就有恃无恐了。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借口查获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钧等人的往来密电，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书、会章，被牵连的议员多达438人，国会因此无法开会。10日，因为不足法定人数。“宪法起草委员会”也自行宣告解散。《天坛宪章》尚未经国会两院宪法会议讨论，国会本身便遭到破坏。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就这样被迫夭折了。从此，老袁就再也不必为《天坛宪章》头痛和担忧了，他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俗话说得好，“一物降一物”，老鼠怕猫．蛇怕打七寸。“釜底抽薪”，抓的就是根本问题，就是决定性因素。《天坛宪章》要想生效，必须要由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并提交国会两院宪法会议讨论。一旦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都被迫解散，《天坛宪章》也就真得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只有流产了。所以，袁世凯真是《天坛宪章》的“克星”。
五、反客为主
“反客为主”，又名“喧宾夺主”。从字面上讲，“反客为主”的“主”是主人，“客”是宾客。如果加以引申，“主”就是统治者、支配者，处于主动地位；“客”是依附者、被统治者、被支配者，处于被动地位。“反客为主”，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客”，夺取主导权，代替了原来的“主”，并把原来的“主”变成了“客”，任其随意摆弄。所以，“反客为主”之计，实际上是一种“夺位术”。
在军事上。“反客为主”是指在战争中要积极努力，设法化被动为主动，争取掌握战争主动权的策略。在古人看来，“反客为主”多是对于盟友的，经常是假意援助盟友。先站稳脚跟，再步步为营，逐步兼并或控制盟友。
袁世凯对“反客为主”之计理解很深，一个人要善于化被动为主动，变不利局面为有利局面，所以，他即使是居于“客”位，既不焦躁，也不气馁。而是仔细分析形势，善于“见缝插针”，抓住机会，循序渐进地扩大自己的势力，最终变“客”为“主”，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1．“空手套白狼”，巧夺庆军
众所周知，历代开国帝王都是靠军队起家的。在这一点上，袁世凯也不例外，他一贯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第二生命”。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他竟然能够“空手套白狼”，用智谋巧妙地控制了一支军队，从而为自己后来在朝鲜的发迹打下了基础。
早年袁世凯的命运很是坎坷，曾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混迹，非常潦倒。不过，他很喜欢阅读兵书战策，每每侃侃而谈。他曾对一位好友说：“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万人之敌，才知道好勇斗狠，实在没有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以横行天下”。可是袁世凯当时还是赤子空拳，无兵无将，到哪里去掌握一支军队呢？
经过一番调查，袁世凯把目光转向了吴长庆的“庆军”。原来，吴长庆早年就与袁世凯的堂叔袁保庆很有私交，所部庆军正在山东沿海一带驻防。1881年10月，经王雁臣的推荐，袁世凯投奔了吴长庆，在他的幕府中做事，并拜名士张謇为老师。不过，袁世凯当是属于乱世的，并不甘心做一名普通的幕僚。他的野心可大呢，时刻都想把这支军队抓到手中，以于成一番事业。
很快袁世凯的机会就来了。原来，19世纪后期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国家也迅速强盛起来。当时日本对外推行“大陆政策”，将侵略的矛头指向其近邻朝鲜。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政府订立《江华条约》12款，否认大清国对于朝鲜的“宗主权”，表面上尊重朝鲜为“自主之邦”，与日本有“平等之主权”，实际上强迫朝鲜开放通商口岸、减低关税，给予领事裁判权，日本的势力也得以进入朝鲜。
当时，由于日本不法商人垄断了朝鲜的粮食贸易，把粮食大量运往日本，致使朝鲜士兵无以为食。到1882年夏天，朝鲜政府拖欠士兵的军饷竟达7个月之久，首都汉城的驻军一再向政府哀求发饷，也未能如愿。到了7月份，朝鲜政府总算同意发放1个月的军饷，但经手的官吏又暗中搀入许多糠秕、沙石，愤怒的士兵于是杀死仓库官吏。
为了能趁乱夺取政权，国王李熙的生父大院君李罡应又暗中派人煽动，促使矛盾激化，遂发生了“兵变”。变兵闯入王宫，欲杀死闵妃，闵妃慌忙化装逃走。变兵转而袭击日本公使馆，杀死日本教官多人，并纵火焚烧公使馆，日本公使花房议质赶忙逃往仁川。随后，大院君当政，排斥闵妃集团。因为这次变乱发生在壬午年，所以朝鲜历史上称之为“壬午兵变”。
这时，朝鲜的大臣金允植、鱼允中等人正好在天津，急忙向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求援，请其出兵帮助朝鲜平定内乱。8月初，清廷派庆军统领吴长庆率领6个营前往朝鲜，以稳定朝鲜的秩序，抵制日本的侵略。
一听说“庆军”要开赴朝鲜，袁世凯就大为兴奋，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在国内袁世凯既没有什么功名，资历又太浅，要是论资排辈的话，自己真不知得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受到重用。到朝鲜虽然是去异国他乡，但也容易建功立业，袁世凯就有机会大出风头了。
所以，袁世凯在写给他兄长的信里说：“弟限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能握兵权”。他还说，“既建功业，不愁朝王李熙之不我用”。他断言：“李熙，庸主耳，无能为，夺其政权归我掌握，犹反手也”。很难相信，这些话能出自一个才24岁的青年之口。袁世凯虽然还很年轻，但他以超人的政治嗅觉认定：发生在异国朝鲜的这场动乱，是自己千载难逢的良机。
在这个问题上，才20出头的袁世凯就比“庆军统领”吴长庆看得远。当时，吴想的只是去朝鲜平定叛乱，好赶快回国领赏，继续做他的“统领”，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在朝鲜“建功立业”！
袁世凯既然打定了“主意”，第二天一早就央求老师张謇：请他在吴长庆面前多多美言几句。于是，吴长庆便命他在前敌营务处任职，负责军需供应和勘察进军路线。
当时，清朝的军队已经是极端腐朽，那些士兵多是临时征募而来，其中夹杂着不少市井无赖，游手好闲，不习兵事，军纪败坏，烧杀抢掠，时有发生。所以在朝鲜登陆后，士兵们都以为“天高皇帝远”，所以争相抢劫朝鲜民宅，使得老百姓人心惶惶，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对于庆军的纪律败坏，吴长庆也是大动肝火，但却束手无策。这时，袁世凯觉得这真是“天赐良机”，便挺身而出，愿意担当整饬军纪之任。吴长庆大喜，当即颁给他一支令箭，命他全权督查军纪。
当天夜里就有当地族长进营禀报：有一批清军正在抢劫百姓的鸡鸭。吴长庆便命人去把袁世凯给叫来，问他为什么不严办？袁世凯赶来后，当即报告：刚才他在军营外，已请出吴长庆的令箭，将为首的7个人当众斩首。
原来，袁世凯接令后当即宣布：凡官兵敢擅入民宅者杀无赦！此外，他还组织了一支“整饬军风行动队”，由他亲自率领，日夜巡查。刚才那些乱兵从外面抢劫回来，正被袁世凯给碰上，便当即将他们正法，并撤办了几名将领。
这时，旁边的朝鲜老族长赶忙来到吴长庆面前，倒身下拜，连连称颂王师纪律严明，表示回去后一定要让百姓们多准备一些上等食品，以犒劳“义师”。老族长走后，吴长庆拍拍袁世凯的肩膀，称赞他：“好孩子！你真不愧是将门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