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为人处世须“稳慎”。对于成大事的人来说，凡事切不可不稳慎，切不可过急。除了稳慎外，还要不断磨砺自己，调试提升，以完善自我。
白手起家，惨淡经营
曾国藩如何由一介书生而成为一个统领群伦的“中兴”名臣?如何把局面做得越来越大，以至连皇帝都惧他三分?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
曾国藩说：古时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曾国藩把建立基业归纳为两个必要条件，即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曾国藩几乎从零开始，到一呼百应，正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多次谈到“局”，鄙视那些在局外呐喊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自入局。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势，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从长沙临行前，邀左宗棠参谋军务，遭到拒绝。但左宗棠拒绝入幕后不久，即加入到骆秉章的幕府，令曾国藩很难堪。李鸿章初次来投，曾国藩也说：“少荃(李鸿章号)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绝，实际上担心水浅养不了大鱼，李鸿章吃不了这份苦。
曾国藩还同时发出另外几封邀请信，但应者寥寥，甚至连过去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都不肯随行。刘蓉虽被他强拉硬扯出来，但不久即坚辞而归，留下来的只有李元度、陈士杰数人。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分发户部，丁父忧回籍。因在家办团练镇压当地会党为曾国藩所赏识，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授官黔阳教谕。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其所赏识，约于1854年2月前后入幕。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之苦。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感慨万千地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又说：“甄甫先生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惨淡经营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又恶劣，随时有送命的危险，人们当然不愿死心踏地跟从了。因此，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二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云合影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即成立左宗棠军、李元度军；攻下安庆后不久，又令曾国荃招幕湘军六千；以后又成立李鸿章的湘淮军及淮扬和太湖两支水师。各将领也深知部队多，战功多，既可多得利，又能获高官，掌大权，因而往往不待命就自行筹饷，招募新营。
同时，当曾国藩既任两江总督、又任钦差大臣之际，情况就更今非昔比了。不但南方省份封疆将帅，凡有升罢，曾国藩“皆与赞画”。而且，朝廷凡有大的举措，都要征求曾国藩的意见。这时的僚属们自然感奋异常。“我辈属在僚佐亦为感奋，愿与同志相磨砺也。”郭嵩焘也说，“近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曾国藩的“台面”做得越大，他的僚属们越有希望，越有干劲儿。难怪曾国藩在开府两江时，要高唱挺进歌了。
深思熟虑，筹思周详
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办起事来，往往只是孤立地去做一件事情，结果往往因牵一发而未考虑到会动全身；由于一件事没有处理妥当，导致其他事情也陷入被动的局面。
曾国藩做事，一定要想到事情的前因后果，左右联系，上下影响。一件事情办不好，其他事情也就因此而错过。所以，他办事非常谨慎，深思熟虑。如果对所办的事情没有周详的思虑，往往会导致功亏一篑。
曾国藩怕文官不勇敢，怕武官太粗率。他总是反复叮嘱，自己办事也力图考查详备。如怎样办好盐务，曾有两句话：太平盛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方式、不同策略考察得清清楚楚，交待得详细周全了。
当曾国藩与沈葆桢之间发生了争饷之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曾国藩所思所想不可谓不熟不深。他在给人的信中说：江西争厘之事，不胜则饷缺而兵溃，固属可虑，胜则求利之名尤著，亦为可虑。他反复筹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几害取其轻之义。
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们无不大骂沈葆桢忘恩负义，催促曾国藩上书争饷。曾国藩心里不愿同沈葆桢闹翻，但迫于湘军用饷太急，只得具疏力争，要求仍把江西的原款发给湘军，“不可遽改局面，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奏疏寄出后，清廷以户部“部文”的形式答复曾国藩，采取折中的办法，劝告二人和衷共济。曾国藩一再思忖：“部文”的内容，一定是沈葆桢“恶人先告状”，他断了湘军的饷还不算，还硬给自己加上“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罪名，自办湘军以来受了不少窝囊气，但都比不上沈葆桢给他的这个气大。大家商量着如何对待沈葆桢和这个“部文”，多数人主张上奏弹劾沈葆桢，告他防守不力，丢失城府，吏治无方，劣幕操纵；弹劾他不顾大局，断绝湘军供饷，造成金陵围城军的困难，后果难料。幕僚们还认为，过去的陈启迈因不供湘军饷械被罢了官，沈葆桢的下场肯定不会比陈启迈好。
曾国藩听了大家的议论，狠狠地抓起笔来。他知道要参沈葆桢的确不难，以现在自己的身份，以朝廷急待让湘军攻克金陵的迫切心情，以江西丢失的城县，以沈葆桢的不顾大局，参掉一个沈葆桢太容易了。然而，他思忖再三，又慢慢放下笔。他考虑到，沈葆桢是自己一手保荐的，又是自己节制下的巡抚，因为军饷问题而告自己手下的官员，也太没有涵养。再者，自己所争之饷，正好又是为了自己的九弟曾国荃。曾国荃锋芒毕露，已是众矢之的了，若再为他争饷，必然会给攻讦者提供口实。思前想后，他放弃了弹劾沈葆桢的念头。
曾国藩考虑问题，总是未料其成，先思其败。在做一件事情之先，找出对自己的不利影响在哪里，这样的影响是大还是小，是否足以构成对成败的威胁，从而再去考虑该不该做和怎样去做。
曾国藩认为，人们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官宦，靠正当途径积累一些财富是好事，但处于乱世、衰世就不一样，尤其是骤然富贵，为人所忌，总是衰败之端。曾家的祖宅叫黄金堂，文如其义，祖宅的名字寄托着贫穷人对富裕平安的向往和希求。自从曾门兄弟相继做官后，黄金堂真的阔气起来。先是曾国荃几次回乡翻盖、修缮，已有大户人家的气派，但曾国潢还嫌简陋，他与曾国荃商量，再加修缮。由于规模很大，曾国藩便去信提醒。
黄金堂置田造屋，依曾家的权势，未尝不可。但曾国藩想到的不仅仅是富丽堂皇的居室，肥沃广袤的田产，更重要的是“田产愈多指摘愈众，银钱愈多抢劫愈甚”，而且“大乱之世，兴造过于壮丽，殊非所宜”，其自敛之心可彰可表。
既然“置田造屋”不合时宜，甚至危及自己的声望，曾国藩便告诫弟弟“若听”便感激你，“若不听”便恨你，其态度之坚决可见。但曾国荃、曾国潢另有理由。他们说：求田问舍之念重，虽不合曾家祖训，但以此打消朝廷的猜忌，表示曾家兄弟的志向仅此而已，似乎可免杀身之祸。这又不能不说是隐退之法。曾国藩虽认为两位弟弟的话多少在理，但还是劝阻他们要适可而止。
联姻自固，贤人相助
在曾国藩成大事的诸多方略中，通过联姻的方式以厚结死力、扩张固势是很重要的一条。曾国藩虽然处于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时期，但他通过联姻来扩张、巩固自己的阵地，仍不失为有效的手段。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后来都与之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在京城做官之后，还常常与刘蓉书信往返，反复讨论学术上的问题。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1852年，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出而视事。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整整一年之后，曾国藩亲自托彭玉麟、唐训方这两位湖南老乡为媒人，想把刘蓉的女儿继配给曾纪泽为妻。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满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够成功。过了一年多时间，即1859年11月，在曾国潢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事在家乡高高兴兴地举行。至此，刘蓉与曾国藩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他18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介绍郭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由于有着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需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作主，于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劾参而推迟至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入曾国藩幕府。曾与李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属于曾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儿女亲家，李的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使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由于有如此之多的贤“亲家”，使曾国藩如虎添翼，在成就大事中又多了几分力量。
越俎代庖，在所不计
实际上，一个敢担重责的人是不避斧钺的。如果处处谨小慎微，那就如同缩头乌龟，根本成不了大事。曾国藩出山之初，一以申韩之术倡，所推行的是敢作敢为，不避嫌怨。
曾国藩到长沙之初，本想大干一场，于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毫无顾忌地日夜练兵。塔齐布是一个武官，他奉曾国藩之命，训练湘军很有成效。但引起正规军绿营军官的不满，长江协副将清德说：“本朝的制度是将官不受文官统辖，即使巡抚也不问营操。”提督听到这番话后，把怒气发到塔齐布身上，说盛夏练兵是虐待兵士，而且提督现驻省城(长沙)，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这下也退缩了，不敢再出来主持湘军操练。湖南省的司道文官暗自欢喜，认为这下“可惩多事矣”。
这一时期的湖南巡抚是张亮基，他是举人出身，颇受云贵总督林则徐赏识。因林密荐，不到二年间四次升迁。道光末署云贵总督，张与在云南任职的胡林翼关系颇好，意气相投。张亮基调任湖南巡抚后，在胡林翼的力荐下，延聘左宗棠参赞军务，从此湖南军事略有起色。不久，张署理湖广总督。咸丰三年八月调任山东巡抚。
张亮基是第一个以巡抚大员身分请曾国藩出山的人。当时曾国藩重孝在身，省城长沙被围，张亮基亲笔写信，请曾国藩为桑梓父老着想。信的末尾说：
亮基不才，承乏贵乡，实不堪此重任。大人乃三湘英才，国之栋梁，皇上倚重，百姓信赖，亟望能移驾长沙，主办团练，肃匪盗而靖地方，安黎民而慰宸虑；亮基也好朝夕听命，共济时艰。
曾国藩虽当时回绝了张的邀请，但后来出山的原因之一是认为张是可以合作之人。事实上，张亮基在湖南担任巡抚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胡林翼等人从中斡旋，曾、张之间的关系大体上保持一致。张在离开湖南时，曾国藩也不得不移师衡州。曾国藩显然很怀恋这段同僚相处的时光。张调任山东的当年重阳节，曾国藩给张写信，详细道出自己“越庖代俎”的苦衷。曾国藩说：听说仁兄已调往山东，从此毗邻京城，坐镇泰山，大展宏图。只是在目前两湖整肃吏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各项建设初有起色的时候，仁兄却突然奉调离职，这不仅仅使刚刚开始的各项工作无法继续，而且即使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为仁兄的调离而感到惋惜，他们怅若所失，顿失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