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讲的“顿失依靠”，实际也是道出了自己的苦衷，因为他与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关系相当一般。他在信中接着说：今年以来，我所经手办理的各项事宜，大半有超越权限、越俎代庖之嫌。但我认为，在当今艰难的时局下，只要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天下百姓，即使受再大的委屈，我也要努力去做。以期为国家贡献自己微薄之力，以伸张正气，振奋民心。之所以训练乡勇，也并非有什么其他的企图和原因，仅只是因为当今军队，无不骚扰百姓，去年就曾发生潮勇在湖南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的事情。于是在民间就出现了种种流言，说官兵反倒不如贼匪安宁。我对此深感痛恨，担心将失去民心而不可挽回，因此发誓要训练一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以挽回民心，根绝流言。每逢在三、八两日集中训练的时候，我总要对乡勇训话，苦口婆心，反复开导，只求他们不要搔扰百姓。自四月以后，我有时也命令塔齐布将军带领旗兵，与乡勇一同操练，塔将军派他手下将领来听我的训话。我每次对这些人讲演，往往有一小时甚至数小时之久，虽然不敢夸耀我的讲演可使顽石点头，但我的苦心，我的诚意，却确如杜鹃泣血，只希望他们被感化，并幡然悔悟。练只是其名，训却要求其实；听众自然十分轻松，而我这个一讲几小时的讲演者肯定十分辛苦。如今那些听过我讲演的旗兵仍在湖南，若您不相信我说的话，则可一一询问。只要他们稍有良心，就不会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感化他们，希望他们不要再骚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匪贼之耻辱，并使旗兵漫无纪律的现象稍有改变。到六月初，提督鲍起豹来到长沙，他说，军队的任务是防堵逆匪，因此不要经常训练，在炎热的夏季，军队也不宜过于辛劳。他根据这些理由严厉斥责塔齐布，袒护清将。而中丞您也对我起了疑心，认为我不应当插手干涉旗兵的内部事务。恰在这个时候，我与您保举塔将、弹劾清将的奏折，在同一时间发出，而且您又在这个时候写信来，责备塔将军为何不勤加操练，这样，提督于是怀疑您和我暗地合力排斥他，都是挟持私心而非难公正，难道果真如此吗?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自此之后，在处理旗兵与乡勇之间矛盾的时候，我虽然尽量做到公平，但往往都是压抑乡勇而抬举旗兵。我扪心自问，可以说无半点私心，也可以让天下所有人来评判。到初六这一天，发生了兵变，有的人说兵变是暗中有人指使，也有人说既然已经看到了兵变的苗头，为什么不早作防犯。君子之行坦荡荡，怎肯费尽心思、机关算尽去与人争狠斗勇?我本是一普通乡绅，为理公事又没有真正有权的职务，全凭名声来震慑匪徒。如果名声因此受到损害，那么，奸猾小民将会更加肆无忌惮。这样，我当初的设想与事情发展的结果恐怕难以一致，想到这些，我只得抽身隐退，暂时到衡州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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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曾国藩出山之初很不利：一是他手中没有实权，没有管理地方的职责，但练兵筹饷，哪一项都要与地方官打交道。曾国藩此时性格外露，没有顾忌，因而招人怨、招人忌。二是体制上的矛盾。如文官不统辖武弁，这是清朝的定制，曾国藩破坏了，因而就有人名正言顺地反对。再者，绿营兵是国家正规军，湘军当时称为乡勇，属于临时性质，是无法与绿营军争位置的。但曾国藩就是这种性格，直到咸丰八年再度出山时才有大的转变。
相交不成，勿使为仇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褊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你遮着了光线，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躁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曾国藩中了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道：“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都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犹如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他高谈阔论，滔滔不绝，自认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此人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他在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之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回，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出人意料，却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清代有个叫钱大昕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器量阔宏，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关于曾国藩的雅量大度还有这样一件事：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入都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遂索取刘的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字体，刘坚持不给。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负责合围，以草写的文稿，将要呈上，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有圣贤的修养才能达到的。”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
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也处处大度为怀。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有关这方面的错误时，他便能立即改过不吝。
由于李鸿章身居重要位置很长时间，他的僚属都仰其鼻息，而政务又劳累过度，自然不免产生傲慢无理的地方。然而有指出其过错者，他也能够深深地自责。一次某个下官进见他，行半跪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像没看见一样。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问有何事来见，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官员说道：“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笑道：“这就更荒谬了。”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于是李鸿章向他揖手道歉。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它使曾国藩的事业人才聚集，兴旺发达。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事事效法，奉为楷模。因此，有幕府如水渠之说，这些幕僚皆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或效其坚忍，或师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诚。
公而忘私，匡济天下
自古以来，尽管官场的倾轧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但也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官员。
1849年2月，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从此跻身高官之列。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见了曾国藩，训谕教诲了一番。两天后，曾国藩走马上任。虽说礼部在六部中属清要一类，但事务仍然繁多。而且，其属员即有百余人。曾国藩感到除公事较多外，应酬私事也十分多，他给父母的信中说，“几于刻无暇晷”。
父亲曾麟书收到信后，为曾家出了位大官而兴奋不已。但知子莫若父，曾麟书太了解儿子曾国藩的脾气性格了，他唯恐刚登大官的儿子有什么闪失，立即写信一封，嘱咐再三，其信全文如下：
官阶既高，接人宜谦虚，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人，当尽协恭之谊。至于同乡官如何子贞，尔请他作祖父大人七十寿序，写作俱臻绝顶，有此学问，品行必端，尔宜善待之。外官李石梧前辈，癸卯年巡抚陕西，尔是年放四川正考官，路过其地，他待尔极好，并受其指教，受益最大。他现总督两江，每年必以书信问候而已；若有人干以私情，宜拒绝之。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已耳。此嘱。
由于父亲的殷殷教诲，曾国藩自为高官之日始，就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动员他的兄弟也加入到围剿太平天国的斗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