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年起，曾国藩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他天天写日记反省，从此监视、教训自己。他在学习上对自己严格要求，对错误深刻反省并改正，对情绪掌控自如，不喜形于色。修身养性，内圣外王，不断超越自我，正是曾国藩成功的秘诀。
内圣外王，天地完人
曾国藩认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也就是说要志当存远。曾国藩的高远志向，就是要匡时救世，澄清天下，成为国家的藩篱。曾国藩朝考一等，改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此置身词林，抱有澄清天下之志，因改名国藩，为国家藩篱之意。
读书做官，升官发财，在当时几乎弥漫在所有读书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可是曾国藩是一个例外。他在做京官的时候，年龄不过三十多岁，他便立誓不发财。
曾国藩一生立誓不发财，几十年节俭自守，不逾越一寸一分。因此他虽官至总督，每日吃饭，以一荤为主，有客始略略增之。时人号为“一品宰相”，布袍鞋袜，均由夫人媳妇为之。他三十岁时，曾制一件缎马褂，惟遇新年及庆贺时着之，藏之三十年，不再另制。他曾说：“古语言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
怎样才能树立一种“民胞物与”、“内圣外王”的君子之志呢，曾国藩认为君子应广其识，他说，“夜郎自大，此最坏事”，并说：
“井底之蛙，所窥几何，而自以为绝伦之学；辽东之豕，所异几何，而自以为盖世之勋。此皆识浅而易以自足者也。”
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的六弟在一次考试中受到挫折，于是就抱怨自己时乖命蹇，牢骚满腹。曾国藩知晓后对他立志之小感到很可笑，以为六弟所忧虑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劝告他人生境界各有不同，何必以科名为胜败定评!六弟收到信后果然振作起来，不再循人故辙，而另辟人生蹊径。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因而使曾国藩得以成为了清朝的“中兴名臣”。
曾国藩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下流。因此，曾国藩的学问功底造就了他能够“不甘下流”的事功人生。
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标准人物。咸丰九年（1859），正是曾国藩和太平军生死决斗之时，他却从容摹拟，将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重新估计，共得三十二人，作为《圣哲画像记》一文，并命儿子曾纪泽，图其形像，悬诸壁间，作为终身效法的标准人物。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
曾国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志向，你的一些行动，诸如或进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会为盲目之举，徒劳之举。
立志有恒，匡时救世
曾国藩声名大噪，仕途风顺，十年七迁，这在当时确实少见。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然而，官身的富贵、声名的荣耀，都没能使他安逸下去，反而促使他锐意进取的精神更趋高涨。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大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曾国藩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在曾国藩看来，人不论是在低微鄙陋之时，还是在飞黄腾达之中，都要志存高远，砺志不息。因而他首先主张立志以成材。
他认为，立志可以使人有所追求，生活有了方向，人才变得充实。
他自省说：自去年(1852年)十二月二十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啊!
曾国藩认为，有志者事竟成。他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呢?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物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在一起，那也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曾国藩认为人应该立大志，他说：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曾国藩为他的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而大惑不解，说：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曾国藩的一生立下极为高远的志向，为了砺志他曾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为了磨砺志向，曾国藩曾两次改名。曾国藩乳名宽一，名子诚，字伯涵。进入弱冠之年，曾国藩自己改号“涤生”，他在日记中写道：“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抒发了曾国藩弃旧图新，发奋自强的理想与信念。
曾国藩改号涤生，说明他能自律。十年以后，他旧事重提，说明他自律严格。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不停地磨砺自己的志向，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羸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他的功业，不在于他的道德，也不在于他的文章，而在于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
曾国藩在得到翰林的地位后，又一次改名以砺志。
这时，他将名字子诚改为“国藩”。这时在他为自励所作的五句箴言中，首先一句就是立志，他要荷道以躬，要与之以言。就是要以一身，担当中国的道统。在人生过程中，遭遇任何危险困难，只要神定不慑，谁敢余悔。曾国藩的倔强精神，于此概见。德业之进，全靠有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他的箴言，许多人都铭之座右，读之思之行之，并觉受益无穷。
同时，为了能使自己真正成为国家之藩篱，他抓住机遇，努力读书。许多人一入仕途，便将书本束之高阁，专在官场中去鬼混。可是他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还在拼命读书。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
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还要自己规定功课，按日施行，这种自律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在古人中，亦很难得。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是曾国藩成功的基本条件。
读书有方，身心兼治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在读书的同时，曾国藩还精于养身，他的养心法是身心兼治。他举《易经》乾坤两卦比喻养心与事业的关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当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对养身之道十分留意。他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就是这个。”一个人只有身体与心理都健康，干大事才有足够的资本。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是现代的卫生学非常强调的。至于爱好运动与节制少怒，则是健身与养心的根本。所以，身心兼治，确实是一种达到人生最佳境界的途径。曾国藩一生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他一生多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做京官那段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他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究，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在这个时期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非常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
曾国藩的道家思想始终都有所表露。他认为于名利之外，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曾国藩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曾国藩一生多变，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他入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朝廷的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后来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呢？而且许多人都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史书，希望能从这些历史书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这次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同样为人处世，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以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曾国藩用道家的思维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工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进了光明世界，顿时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以前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非常反感，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1858年6月，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他再次出山，由于经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圆通处世，终于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走向了他的成功人生!
习学之事，相伴终生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显学”，这个“显学”说明时代对它的需要，并不是自封的。如果曾国藩躲在书斋中究心程朱理学，或许他会成为一个理学大师。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并非理学所能挽救的。曾国藩学如其人，一生几变，每一次“变”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由理学到“经世学”，再到“洋务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书籍。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而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旋。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所剩的盘缠已经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做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与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便流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低，开价一百两银子一毫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费也很有限。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这时已是初夏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凑足回家的盘费。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这就是书籍。此一举动，显现了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