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在人生的进退问题上尤其如此，人生是一个不断进退的过程，当进则进，该退则退，不然就会失败。曾国藩运用进退的智慧，成就了一代中兴名臣。
诊断时局，敢言负重
凡大成功者，必须把自己的人生使命与解决时局之弊结合起来，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匡时救世。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的成就。他们的活动，虽不是永远，但必定是有敢于将自己的思想锋芒直刺社会要害的时候。曾国藩在对鸦片战争以来至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这10余年间，清朝吏治的腐败、军队的无能而忧心忡忡的同时，敢于一再上疏“教训”刚刚登基的皇帝一事即属此举。
面对清朝的腐败，曾国藩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感到了问题的日益严重性，所以他在咸丰皇帝上台之初，连上奏折，希图劝说皇上采取措施，革除弊政，挽回颓风，从政治上来一番整顿。然而，奏折递上，并未发生什么实际效果，相反，满清政局越来越向着风雨飘摇的轨道迈进。太平军自1851年1月金田起义后，有如熊熊烈火，正在向东南各地蔓延。清军前往镇压，结果都节节败退。
面对东南数省烽烟纷起的形势，曾国藩担心清政权根本无法对付这场阶级的大搏斗。更为可虑的是：当权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时势或是茫然无知，或是根本不当作一回事，仍然花天酒地，无所事事。曾国藩怀着焦虑的心情写信给友人说：
“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为了提醒清廷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他于1851年4月上疏皇帝，提出裁兵、节饷，加强训练军队建设的建议，试图首先从军队着手，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他以自己的“血诚”揭露清朝军队的腐败状况及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
然而，此次上奏又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咸丰皇帝并未采纳曾国藩的意见。相反，在军事上，失败的消息从广西等前线不断传来。曾国藩甚感局势愈来愈严重，而自己的建议又屡不被采纳，真是“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然而，这种“血诚”愈多，“愤懑”愈甚，则使曾国藩对政局的发展愈来愈关注，对朝廷的希望愈来愈迫切，愈感“受恩深重，不能不报”。于是，他壮着胆子，于1851年5月再上一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此疏主要目的是为了杜绝皇上“骄矜”之气和扭转廷臣“唯阿之风”。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家书中说得非常明白，当今皇上虽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好谀”。因此，他不顾个人利害得失，决心犯颜直陈。他指出此疏的目的在于：
“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而遇事不敢退缩。”
他不满咸丰帝的“官样文章”，凡上奏或者“留中”不发，或者以“无庸议”了之，这对于如火如荼的形势，无异拒绝了任何“灵丹妙药”，也就只能走向死亡。曾国藩是个有作为者，他不愿与王朝共沉沦，他要振臂一呼，为王朝鼓与吹。
此疏这样警告咸丰皇帝：“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于此。”此疏一上，“咸丰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隽藻、季昌芝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此后，曾国藩虽不敢直言批评皇帝，但他对朝廷大政方针仍为不满，尤其是太平军斩关夺隘，所到之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各地会党更趋活跃的局势，使得他忧心如焚，一度发出了“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的感叹。
众所周知，中国专制政体，历朝沿而加甚。到了清代，体制益严，君臣之分，俨若天渊，奏疏措词，务为巽顺；遇有谏诤，必先竭力颂扬，然后折入本题，字斟句酌。因而，清末奏议之文，去古人伉直之风远甚。曾国藩能在一二年之内连上数折，不厌其烦，屡屡陈言；尤以不阿谀奉承，不顾利害得失，犯颜批评皇上，言中时弊，词令尖辣，在一般官僚士大夫中确为少见。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此举动，除了他受中国古代刚直大臣遗风影响之外，更主要、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他对国内政治的密切关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力维护，对清朝统治集团的血性忠诚。一句话，他的使命感和道义感致使他放胆高论，不避斧钺。
担当敢为，不避利害
担当敢为，不避利害，这正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林则徐也说：“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敢于当事，勇于承担责任，曾国藩不满绿营军的就是他们有功便抢，有难便逃。在他得知曾国荃想延长休假时，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天下纷纷，沅弟断不能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卒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沅弟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工夫，到处皆坦途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最高理想。为此，他曾在戎马征战的沙场几次自杀。主要的就有四次。
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是一篇遗嘱：“看此光景，今年殆万难支持。然余自咸丰三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本其素志。近年在军中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曾国藩几次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报国，以身全志。《礼记》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元稹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
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仍不避祸害。当时，驻扎在保定的曾国藩接到办理津案旨令时，正在生病，“重发眩昏”，“泄泻不止”。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幕僚们“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至沓来”，多数人主张曾国藩不应仓猝赴津。
对于处理津案的难度，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此次赴津必定是凶多吉少。但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当时局势的紧迫性，案件涉及了七个国家，各国军舰环伺大沽口，中国将再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因此，临行之前曾国藩将遗嘱写好，希望儿子们为他安排好后事。其原文如下：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
后来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受到举国痛骂，但他仍不避利害，全心于津。
刚柔互用，争让适度
曾国藩认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的还要靠把握刚柔的尺度。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
一个人如果把随波逐流当作是坎坷中的精神自慰和权宜之计，他(她)或许还有自立于人的时候，而如果真的把它当作人生的信仰、理念，那必将一无所成。一个永远自甘平庸无特立之行的人不仅与成功无缘，而且还有一个活着有无意义的问题。
但是，最易使人成功的勇敢，当还属于策略性的勇敢，曾国藩“按兵”、“抗上”则可属于这一种的勇敢。
1862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意思是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鼐、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入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肯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但鲍超不明底里，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写信劝诫说：
“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
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的“柔”。
世事嬗变，不守常格
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有些先兆。树叶落了，天气就要变冷；柱石潮湿了，可能要下雨；月亮有了晕圈，预示着要刮大风。有了这些先兆，人们在行动上就会做相应的准备。
《淮南子》中说：“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韩非子也说：“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人生应善于见微知著，洞察时局，把握事情的态势，从而抓住机遇，重新抉择。
面对一种新旧交替、变幻莫测的时局，往往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对传统的固定，一种是对现代的追求。不管哪种方式的人生，都需要有一种精神。就个人而言，两种选择都可能会使人成功。也就是说，对传统的固守的选择也不是说绝对的就会失败，不会得到社会及后世的承认，尤其是在对传统的固定中更多地强化了那些优秀的东西的人更是如此，晚于曾国藩的梁启超曾说：“坚守旧物固恶也，然善用之即独立不羁之根源矣。”当时对腐朽的扬弃和新生的追求更易使人成功，更容易得到时代的认可。曾国藩的个人成功就是在选择了维护大厦将倾的晚清江山的基础上取得的，也许这种选择并不高明，并不足取，但是这种选择的成功，更能说明他勉力支撑，纵横斡旋之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在他的选择中，并不只是简单、顽固地固守旧的东西，而是力求在旧的成分中尽量加进那些新的东西、时代的东西，也许这是他的成功形象更臻完美之所在。
曾国藩的时代，清朝已经病入膏肓，对于这一点，曾国藩虽认为并未如日薄西山那样的严重，但也初见其端睨。
曾国藩早年溺于文辞，忙于科考，于政治一途，了解并不甚多。从1842年至1851年的10年间，他过着安闲自在的京官生活。他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侍讲、侍读和国史馆协修等官职。这些官职地位不低，但毫无实权，也无事可做，只不过是“为储才养望之地”而已。同时，他又担任过礼部、工部右侍郎等职。实际生活情形也与在翰林院差不多。正是在这时，他能够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时势，了解社会政情，时与师友通信联系，在讨论学术的同时，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从而使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往后数年间动荡不安的严酷现实，促使他花了大量精力去研究政治，寻求治世良方。
内忧外患如急风暴雨，不时飘入曾国藩办事衙门的高墙，拽入他那沉静安谧的书斋，震撼着他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封建纲常伦理大乱至极的严酷现实，以及他那京官生活的众多阅历和师友间通信联系所得来的认识，使他敏锐而又深刻地看到了政治的腐败和官吏的通弊。同时，也由于他充分认识到清政府是地主阶级的唯一政治代表，同他本人和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能从维护清王朝、忠于皇帝的信念出发，对于满清政治的腐败表示不满，从而提出大胆的批评。不满越多，批评越尖锐，越能表明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对于统治集团的效忠。而这种利益的联系以及对现实的不满与关注终于使曾国藩越出了封建伦理纲常的藩篱，做出一些针砭时弊之举，并踏上了带孝出山、杀人为业的“仁人君子”所不耻的镇压人民革命的征途。
适时则贵，失时则损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理论家和实干家，他崇奉理学，却并不迂腐，他认为一种道理“适时则贵，失时则损”，并说“物穷则变自古然也”。处于两种文化的转型时期，曾国藩受到一系列事实的刺激，渐渐从内在融通两种文化，成为近代文化的积极倡导者。
曾国藩早先也一心埋头圣人之道，对于海外四方的情形一无所知。先有鸦片之战，举国震惊，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最初步的认识。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如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