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还认为，即使是人的一种思想、一种行为风格也是“适时则贵，失时则损”。比如他对于礼治和法治思想的运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很多人知道曾国藩是申韩的门徒，主张严刑峻法，对官吏则力去腐糜之风，对民众则以严刑惩治奸蠹，以纠正世风。当年，曾国藩在湖南时，对于乡里的恶霸奸滑之人，就不曾手软过，重则处以斩枭，轻则立毙杖下，其他的人命不该死，关押起来也少不得挨鞭子，很多人死在牢里。当时的湖南乡民就送了曾国藩一个“曾剃头”的诨号。但是这也只是看到了曾国藩法治思想的一端，其实他对于思想教化的功用一向是放在法治之前来提出的，礼治在先，所以施用严法只是为了应付世风堕落积久之弊。只是到后来，由申韩而为老庄。在当时的曾国藩看来，针对腐巧没落的世风，主张严刑峻法就是一种“适时”。
因此，曾国藩说，居家之道，治军之法，与人酬应之方，余亦皆无一定之风格。关键要看时机。
骄则必败，恐是天意
人的一生都可能有一件两件成功的事情，而成功之后，往往会犯骄傲的毛病，曾国藩也有这样的时候，但是他却能在因骄而败之后，立即戒骄戒躁，改弦更张。
湘军攻陷九江之后，兵锋直指安庆。又像从前田家镇大胜一样，甚嚣尘上，不可一世。就连曾国藩也被骄傲情绪所左右，他认为“安庆逆党无多，或可以虚声下之，金陵克复亦系指顾间事”。似乎太平军已不堪一击了。
咸丰八年(1858)七月，太平军夺取庐州，于是，曾国藩决定抓紧进攻，议将东进军分南北两路，南路由都兴阿、鲍超会合水师进图安庆；北路由李续宾、曾国华夺取庐州。自认为无战不克的李续宾领命后，一路猛进，连下潜山、桐城、舒城，直抵三河。
三河镇是庐州府的屏障，为水陆要冲，取庐州必先夺三河。太平军在三河筑大城一座，城外环筑九垒，凭河设险，易守难攻。九月二十八日，湘军七千余人对三河展开凌厉攻势。仅四天，城外九垒皆被攻破。但主城坚不可拔，守军猛拒，湘军死伤惨重。
就在湘军竭力攻城之际，已击溃江北大营的陈玉成，率十万之众来援，并邀李秀成随后跟进。从庐江县西20里之白云山，至三河镇南30里之金牛镇，连营数十里，旌旗蔽日，呼声动地，包抄李续宾后路。湘军大惊，慌忙迎战。正是黎明，大雾迷漫，咫尺莫辨，两军奋力搏战。湘军无法抵御泰山压顶般的攻势，仓促还营，闭垒紧守。太平军随后连拔湘军七垒，并挖断河堤，绝其归路。李续宾惊惶失措，指挥完全失态。他先是下令月光照地时全军一起突围，后又出尔反尔，复令死守。但军士离开营垒，已丧失斗志；转瞬间，全军大败狂奔。李续宾在绝望中自缢身亡。其余曾国华等，均在混乱中被杀。
三河之役，湘军除少量逃脱外，六千人丧生，损失空前惨重。李续宾一军是罗泽南旧部，是湘军最基本、最有战斗力的主力。它的覆灭，无异于晴空霹雳，足以震撼全军，影响全局。胡林翼叹道：“此番长城顿失……以百战之余，覆于一旦，使全军皆寒。”又说：“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丧。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曾国藩亦痛心疾首，说当时湘乡，几乎“处处招魂”，“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气骄轻敌，给了曾国藩一个不小的教训。
这一仗，对战略全局影响极大。按曾国藩原来的想法：李续宾、曾国华取庐州，都兴阿、鲍超取安庆，然后南北两路夹击金陵，“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这个计划被彻底粉碎。太平军还乘胜反击，连克舒城、潜山、桐城、太湖四县。进攻安庆的都兴阿、鲍超见太平军攻势迅猛，不战自退。湘军被迫处于守势。曾国藩又陷入惊惧难安的境地。
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十二日，曾国藩给在家的几个弟弟详告曾国华战死之事，一向不信占卜的曾国藩大讲一通吉凶的征兆：
今年四月，刘昌储在我家请乩。乩刚到，就判说：“赋得偃武修文，得闲文(字谜败字)。”我正惊讶败字不知指什么，乩判曰：“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我又惊讶九江刚攻下，气势正旺盛，不知道为什么事而言。但乩又判说：“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由现在看来，三河受挫，六弟的变故，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难道不是命数早就注定的吗?
但是祸福由天主宰，善恶由人主宰。由天主宰的，无论如何，只得听之任之；由人主宰的，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天算一天。我兄弟绝不可不洗心革面，以求力挽家运。第一，以兄弟和睦为贵。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有三河的变故。今后兄弟们当以去年为戒。凡是我有过失，澄、远、洪三弟各进劝告的话，我一定尽力痛改；三弟有过，亦当互相规劝而坚决改正。第二，以行孝道为贵。以对祖父母的爱来敬爱叔父，以对父母的爱来爱温弟的妻妾儿女及兰、惠二家。又，父母坟墓必须改葬。诸沅弟作主，澄弟不可固执。第三，要实行勤俭二字。内屋妯娌不可多写支出账目。后辈诸公男儿必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位女子不要太懒，应学会烧饭煮菜，书、蔬、鱼、猪，是一家的生气，少睡多做，是一个人的生气，勤劳有生动气，节俭有收敛气。有这二个字，家运绝无不兴之理。我去年在家，没有将这二个字切实做工夫，至今愧恨，因此用谆谆告戒的语言说出，其余我详细写于日记中，不多说。
曾国藩在因骄而败自思自悔的同时，又告诫家人，虽然祸福由天主宰，而善恶则由人主宰，我辈当洗心革面，把握由人主宰的那一面。
卧薪尝胆，不轻一试
1853年，由于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合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一连串的催征谕旨。
在此情况下，曾国藩只好一方面向皇帝诉说“不能草草一出”的苦衷，拖延出征时间，一方面则加紧练兵，力行卧薪尝胆之道。
咸丰三年(1853)十月三十日，曾国藩给湖南巡抚骆秉璋写信，便大谈卧薪尝胆之事。他说：
过去派兵救援湖北，是为了保卫危城武昌，因而火速前往自然是上策。现在派兵直挺江南，因为要与强大的贼匪作战，因而选派精兵良将是最重要的。训练的兵卒应该十分强悍，制作的武器必须十分精致，只有这样才能卧薪尝胆，顽强作战。不然的话，没有经过训练的兵卒，粗制滥造的武器，又有哪个省不能够迅速操办，而非要出自湖南，万里长征，多费粮饷呢!岷樵(江忠源)不懂这一层意思，因而不经深思熟虑，便草草上奏，璞山(王鑫)不懂这个意思，因而匆匆忙忙，急欲一战，这些与我的看法，都稍有不同。
他认为应该精简苦练，绝不能草率行事。当时湘勇营制，本是360人为一营，再加上长夫140人，共计500人。累计起来只有七个营，兵额不足，而且各营的操练，武器的制作，还需要一些时间，到明年春天才能开往前线。
这期间他顶着皇帝催征的压力，受着皇帝辱骂讥讽，但不改“卧薪尝胆”之初衷，为此他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对士兵操练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按他自己所说，主要有以下方面：
各营操练绝不能间断一天。操练的内容：一练纵步登上一丈高的房屋，跳步越过一丈宽的壕沟，以便能够踏破敌营；一练将火球抛到二十丈开外的地方；一练脚绑沙袋，每天能行百里；一练每十人一队，操习戚继光首创的鸳鸯阵、三才阵，以保证队形不乱；一练鸟枪、抬枪射击，必须打靶较准。
武器装备必须十分讲究。长矛杆如用竹子制作，必须用老而坚韧的竹子。如用楠木，不能用大树锯开制作。火药桶已在衡州制成皮桶三百个，能防水火。由省局制作的导火索不可用，必须命令塔齐布自行制造。
干粮必须准备充足。各勇不准穿着软料衣服，只许穿布衣、穿草鞋，不准穿其他的鞋子。哨长也是如此。打仗时必须同进同退，不准独自掉在队伍后面，也不准独自一人走在队伍的前面。如一人独先，即或割敌首级，夺敌帅旗，也没有奖赏。
十一月初一，他又去信给好友刘蓉，反复申明他的卧薪尝胆之意：
先前为救援湖北之危，可以不妨仓卒成军，但近日为东下江南，声讨逆贼做准备，则必须谨慎、稳妥。如果使用没有经过训练的兵卒，粗制滥造的武器，那么，什么地方没有这样的兵卒和武器，而非要到湖南寻求呢?我们如果仓卒行事，那么，与被辽东人吹诩的白猪，以及战国时愚昧不堪的宋国军人，又有什么区别?因此，这次行动不可不精选兵卒，不可不反复操练，这是无论愚智、任何人都懂得的道理，以你与王璞山的才华，难道反而不懂得这个道理吗?选贵精，璞山新近招募的兵卒，被精选淘汰的必然很多。练贵久，就要在兵马未动之前，以及军队出动之后，尽早地为部队准备粮草。
至于练勇之道，必须是营官日夜监督，这才可以使营务逐渐成熟，这就好像孵小鸡、炼金丹一样，不能有片刻的疏忽。
同日，他在回复林源思的信中也说：我私下的想法是，招募六千乡丁，苦心精练，逐渐形成一支劲旅，然后破釜沉舟，与贼决一死战。凡带兵的将官，必须是血气方刚的汉子，有忠肠侠胆，并且熟谙用兵作战之道。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相与共谋大事。我正准备写信将此事密告于你，而你的信差正巧来到，你的想法与我的想法真是不谋而合。你我之间的默契，好像得到了神灵的指点。其中的种种奥妙，是不能用言语表达清楚的。刀剑不锐利，就不能削铁如泥；羽毛未丰，就不能高飞太空。如果不精心准备，深谋远虑，仓卒出兵，就如同鼠目寸光，只会吹牛的辽东人，以及战国时拘守陈礼、愚昧不堪的宋国军队，将贻笑大方。因此，必须练成如金刚般坚强的士卒，制造无坚不摧的武器，即便在外征战数年，也不产生丝毫的泄气情绪，这样才能挥师出征，一试锋芒。请你在二个月的时间里，日夜练兵，认真操练，研究制造武器的最好方法。到年底待奏明朝廷后，即可前往长沙。明年春天，即可整军东征。
曾国藩就是这样的“固执”，他顶着压力，冒着革职、抗旨的罪名，就是不为所动。他经受咸丰帝的极尽挖苦、责难后，仍然不改初衷，更可见他应付艰难之妙法。
危难之际，生死以之
咸丰三年(1853）年十二月十二日，咸丰皇帝听说曾国藩的湘军已发展到6000人，便又令他率师东下安徽，收复安庆等地。为了防止曾国藩又像上次找理由拒不出征，咸丰皇帝先给他戴了顶高帽子，披了张虎皮：“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
曾国藩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收到这封上谕，想到湘军水师操练正值关键时期，船未造好，炮未运到，如果仓促出征，肯定要打败仗，他的整个事业也就必然要被断送。所以，他又以水师未练成为理由，再次抗旨不遵。
于是在受到咸丰皇帝的一番尖刻挖苦的数落之后，曾国藩列举了五条不能出征的理由上奏清廷，并表示在一个月后正式率部东征。到咸丰四年(1854)正月末，曾国藩手中拿着咸丰皇帝的上谕，心中默默地计算了一下，自己答应正式出征的时间已经快到了，他不能再在衡阳呆下去了。否则，他真的无法向咸丰皇帝交待。想到这里，他立即将有关人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宣布，湘军自从长沙开始编练以来，时间已接近一年，现在陆军已基本编练完成，水师虽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也大体可以参战了。因此决定，过些日子将正式带领全体将士从衡阳出发，开赴前线与太平军作战。他要求全军官兵在近日内做好一切出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