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地去爱
我父亲35岁时得肾衰去世了。终于有一天，母亲开始和其他男人约会。那些人不是穿着怪里怪气，有些神经质，就是油头粉面，身上古龙香水味扑鼻。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被请到我们在费城的家里来，更绝少能见到他们第二面。对于我和我的两个妹妹来说，他们只是我们取笑和捉弄的对象。
一次，我妈的约会男伴把太阳镜放在客厅里，去厨房喝柠檬水。我于是拿起它来玩，想试试镜架的硬度。结果，我把它摔得粉碎。
那人回来的时候，揣起碎片，转身就走了。后来，我妈对此事只字未提，她对我这个14岁的孩子心中怀有的“自然的恶意”很能理解，而我本人却并不觉悟。
几个月后，两个妹妹走进我的房间。“妈妈有了男朋友了。”大妹妹尖声说道。
“他什么样?”我问。
“他有一个大鼻子，”小妹妹说，“他的鼻子大得像一只香蕉，所以他姓勃那那(香焦)。”
“那是他的外号，”大妹妹纠正说，“他还要来吃晚饭呢。”
还没有哪一个男人曾被邀请来吃过晚饭。我已经长大，很知道这其中的意味。我妈对这个阿尔·勃那那比别人要认真得多。
第二天晚上，一个长着棕黄头发、面容酷似罗马雕像的人，神态自若地站在我家客厅中央。他果真有一个大鼻子，我心中暗想。
“这是阿尔，”我妈向我们几个介绍道，“阿尔·斯伯拉。”
“我真名叫阿蒂里欧，”这人一上来就很坦率，“可人人都叫我阿尔，好朋友们喊我阿尔·勃那那。”他伸出了手，我笨拙地伸手握了一下，在他结了老茧的干力气活的大手里，我的手显得小巧玲珑。
“我们曾经见过面，”阿尔说，“你那时候是个小小孩，躺在医院的氧气罩里。”
就在我快3岁的时候，我得了严重的喉炎，呼吸困难。他们不得不给我做了紧急的气管切开术。那一个星期里，我一直在死神周围徘徊。
“我是你父亲的一个朋友，”阿尔接下去说，“有一次我开车把他送到医院，并给你带去了一辆红色的玩具救火车。”
“我可不记得你。”我丝毫没有被打动。但我的确记得那辆救火车。它是铁制的，有4个橡胶轮子，可以在地上平稳地滑行很远。我当时非常爱那玩具车，有时候晚上要抱着它睡觉，到现在我仍能回忆起那冰凉的铁皮车厢贴在我脸颊上的感觉和那上面油膝的香味儿。
阿尔在那个春天和夏天来过我家几次。一年以后，他就不光是每晚都要来吃饭了，他和妈妈谈到了结婚的事。
我不能描绘阿尔代替我父亲坐在他的座位上的情景，因为那会让我暴跳如雷。我有一次对妹妹们说：“我永远也不会叫他爸爸。”
“妈妈说我们可以喊他爸爸。”小妹妹说。
“我也不会这么叫他。”我气鼓鼓地表示。叫阿尔“爸爸”太亲密了，现在根本没这回事，将来也不会。我父亲是个让人敬畏的人，而且时常发脾气，他在家里的权威性那么不容置疑，我到现在还能感觉到。
有很多年，我把阿尔只当作我妈的一个朋友，因为他总是吃晚饭时出现，10点以前就离开。在那段时间里，阿尔正在和他的妻子打离婚。当他最终可以和我妈结婚的时候，已经是1973年了。我快上大学去了，单独住在一所公寓里，阿尔正式成为我妈的第二任丈夫。
一个初夏的晚上，刚打完一场棒球，我回来时路过家门口，准备进去问个好。我走进前门的时候，听到里面传出弗兰克·辛那特拉的乐曲声，透过窗玻璃，我看见阿尔和妈妈正在厨房里跳慢步舞。我可从没见过妈妈和爸爸跳过舞，也从没见他们之间有什么亲昵的表示，所以我的记忆中没有什么画面可以和眼前的这情景相比较。直到一曲终了，我才迈步走了进去。
见到我，阿尔似乎很高兴。“新泽西有个干体力活的工作，每小时2．25美元，”他指的是他工作的那个建筑工地，“如果你想干，明天和我一起去吧。”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暑期打工的活，所以同意了。
第二天，他开车来接我去工地；下班以后，他又开车送我回家。路上，他问：“怎么样?”
“不错。”我说，其实，我是累得都不愿张嘴说话了，而且我也怀疑他对我的感受是否真的有兴趣。
那以后，他却没停止过“进攻”，我于是和他谈我干过的那些活儿，他就静静地听着。不久，他的问题范围就不仅限于工作了。当我开始严肃地和一个女孩子有了约会并想将来娶她为妻时，阿尔让我吃了一惊，他说：“你妈觉得她不错，和我谈谈她吧。”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了解这个女孩，还是出于关心我，但他的问题冲破了我心中的一道防线，我们的谈话变得开诚布公了。
阿尔开始了解到我最在乎什么，我呢，也知道了工作、运动和家庭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三件事。
他几乎大半生都住在离他出生和成长的那排房子仅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他的兄弟姐妹现在仍住在那里。对他来说，那个费城南部的工人居住区已经是很富裕宽敞了。终于有一天，他带着我们全家去了一趟费城南部，穿街过巷的时候，阿尔把我自豪地介绍给每一位朋友。
“你就没想到过住到另一个地方去吗?”“为什么要远离家乡呢?”他回答说。
到那个夏末的时候，阿尔开始让我在他干活时打下手了。一个月里，他总是抽一两个星期六出去干活，这能为我们俩都赚一点儿外快。我很少让他失望，这甚至一直持续到我大学毕业。
阿尔干活的时候，总是把工具箱放在他能够得到的地方，他也让我干一些简单的工作。他似乎很想让我通过听和看来学学他的手艺。我很快就能帮他列出原料清单以及摆出他干活所需的一系列工具。
吃午饭的时候，阿尔有时会带我去餐馆，在那儿他似乎认识每个人。一旦他和一桌老伙计坐在一起，就会对他们称赞我是“有着一双天才巧手的孩子”，他是这么说的。
有一个星期六早晨，我告诉阿尔，由于学校削减支出，我将被从图书馆解雇，不能再每天去做图书馆服务员了。我很灰心，“我连一个我不喜欢的工作都保不住，怎么能去干我自己喜欢的事呢?”
阿尔当时没做任何表态。事后，他对我说：“即使你得不到你想要的那份工作，你也照样能挣钱。别着急，什么事最终都能解决的。”后来，他告诉了我，那个勃那那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
他的父亲失业以后，开着小货车在费城的街上卖起了香蕉。他经常带着阿尔一起去，阿尔会捧着一串一串香蕉挨门挨户地卖，那里的人后来就成了阿尔的朋友，他们开始叫他阿尔·勃那那，这是他们家的那辆货车的名字。
“我父亲没挣到多少钱，他又找了一份新工作，然而我很怀念和他在一起的那段岁月。”
我这才意识到，对他来说让我和他一起工作这件事本身比让我听他讲生存的技能和如何挣钱要重要得多。阿尔很少有亲昵的表露，但他以他自己所知和惟一方式来做个慈父。他的父亲也是这样养育他的。从我还是个小孩子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及他送给我那辆救火车起，他就这样爱着我了。真的。
第二天上午，我突然发起烧来。阿尔到我的公寓来看我，并把我干活挣的工钱带给我。
“我让你妈给你熬点儿鸡汤，你还需要什么吗?我一起带给你。”
我不假思索地说：“带个红色救火车怎么样?”
阿尔看上去有点儿迷惑，但他马上笑着说：“当然。”当他把我的工资放在我的床头柜上时，我说：“谢谢……爸爸。”
几周以后，爸爸打来电话说准备去墓地给他父母扫墓，问我是否愿意一起去。他知道我父亲也埋在了那里，而且我从那次葬礼后再也没去看过他。但他没提过这事儿。
迟疑了一会儿，我同意了：“好吧。”走进墓地大门以后，他冲我轻轻点了一下头，就朝他父母的墓地走去。我瞧着他的背影走远了，才迟迟疑疑地去寻找父亲的墓地。
我最终发现了那墓碑，在它前面呆立了很久，盯着那白石头上面刻着的我的家姓。姓名下面是我父亲短暂的一生的简要生平。他的早逝带来的最可怕的后果是：我还不了解他，他是怎样一个人?他爱不爱我?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直到爸爸站到我身边，将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你父亲是个好人，”他说，“他会为你做任何事。”这几句充满敬意的话把从父亲死后一直锁在我心头的疑云一扫而光。我哭了起来，他抚摩着我的背安慰我。
回家的路上，我们都没说话，我很感谢爸爸今天让我和他一起到墓地来。直到面对墓碑，我才知道曾经遗忘了多么重要的事——对父亲的怀念。爸爸以和我一同扫墓的方式告诉我，在我心中应该同时有着他们两个。
1994年夏季的一天，爸爸醒来时突然感到腰部剧痛。X光透视显示是肺部肿瘤。后来又诊断出爸爸的癌细胞已扩散到骨髓，这对我们全家来说犹如五雷轰顶。他这辈子还没得过什么大病呢。
爸爸却没有显出痛苦的神色。面对那一次次的检查、不祥的报告和放射治疗，他从没丧失过信心：医生一定能治好他，上帝也会帮助他的。在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时，看见他插着输氧管，但脸上还努力地微笑着，说：“别担心，任何事最终都会得到解决的，会有办法的。”
那天，我一直紧紧握着他的手，无能为力地看着他的生命一点点消失。我想象着我小时候，他站在我医院的小床边的情景，很想知道他和我父亲透过那塑料的氧气罩看着我的时候是不是也说了同样的话。那时，他是否依稀通过我看到了他的未来?我不知道，但他成了我的爸爸，这也是命中注定吧。
我们不得不离开医院了，我对他说：“我爱你，爸爸。”
他从吗啡引发的意识模糊中抬起头看着我，微微点点头，握紧了我的手，他又微微笑了一下。他听懂了。
“回头见，爸爸。”我说，“明天见。”我转身走进了秋天的暮霭中，热泪盈眶。
爸爸第二天在沉睡中去世了。听到这消息，我几乎昏了过去，我不能想象，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再也不能把工具放到他的大手里了。
葬礼过去几个星期了，我到妈妈的地下室去拿一只扳手，想给洗衣机换一个漏水的旋塞。我打开工具箱找到了扳手，但没有用手拿着，而是把它紧紧地搂在胸前。我再次被悲伤笼罩了，浑身战栗，不能自已，闭上双眼，眼前又浮现出爸爸和我在一起做的每一件事，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它们对我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多么感激和怀念爸爸和我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啊。
妈妈拿着一篮要洗的衣服走下楼梯，看见我手里攥着扳手，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为什么不把工具拿回家去?”她说，“如果爸爸知道你在用它们而不是搁在这儿积灰尘，他会很高兴的。”“我会的。”它们身上还留着爸爸的气息，我愿意天天和它们在一起。“爸爸是个好人，妈妈，我很高兴你能嫁给他。”
那是我第一次承认爸爸在妈妈生活中的地位。我一直不知道她等这话等了好多年。我们在那些工具旁边拥抱在一起。
我把爸爸的工具带回家去了，而且要将它们珍藏到我生命的终结。但我更珍视的是爸爸教给我的那些话——无私地去爱，原谅生活给你带来的创伤，那时你的心胸才能开阔宽广。
无私地去爱，原谅生活给你带来的创伤，那时你的心胸才能开阔宽广。
无法伪装的真情
在一档收视率很高的娱乐节目中，曾有这样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游戏。
游戏的主角是一位男孩和4位女孩，4位女孩中有一位是男孩的女友。当然，事先大家都不知道是哪一位，这就要求参加节目的嘉宾通过游戏中男孩和女孩的言行、神态和表演做出判断。
这个游戏难就难在男孩和女孩们都是学表演的，在舞台上的表现都很自然，看不出什么破绽。譬如：让女孩们讲述与男孩的恋爱经历，每位女孩都讲得那么温馨动人，俨然是亲身经历；回答嘉宾的提问，每位女孩都显得从容不迫，滴水不漏；让男孩和女孩们分别配对表演恋人之间表达亲昵的动作，每对都近乎情投意合，难断真伪。
游戏着实难坏了嘉宾们。结果，揭晓答案时，嘉宾中只有一位著名男演员猜对了。主持人问他理由，他说，其实4位女孩的表演都很成功，但他并没有选择表演得最好的那位女孩。他注意到，只有一位女孩在男孩与其他女孩表演亲昵动作时，显得不由自主地有些着急，甚至差点掉泪，这证明她与男孩是有真感情的，所以他选择了这位女孩。
真情流露永远胜过任何美丽的伪装。
爱让生活更充实
埃克索梅特拉教土有牙痛病。早晨6点10分，借助黎明时微弱的光线，他笨手笨脚地摸着阿斯匹林药瓶。他不想惊动1 6个孩子。他们正拥挤地睡在几乎占满整个房间的帆布上。
教士试图找出药瓶，结果发现了一只蝎子。他口中念念有词，却站立不动——他起过誓，不践踏任何生灵。
这位身材魁梧的摔跤手平时并不令人生畏。他长着两道浓眉，戴一副深度的黑边方框眼镜，头发灰白。他跌跌撞撞地从卧室进入圣安德鲁?迈克尔教堂的院子里。这座年久失修的16世纪教堂，是他和72个男孩、14个女孩、3名自愿服务的妇女的栖身地。有4条走失的德国短毛猎狗，20只鸽子和数以万计的苍蝇陪伴着他们。
苍蝇在这里横行无忌。院子里只有一个厕所，实际上那只不过是在水泥地板上打的洞。厕所到厨房的距离不过5英尺，中间隔着一扇被打碎窗户的小门。
摔跤手患有糖尿病。他多么希望多睡一会儿!可为了这所孤儿院，他必须坚持摔跤，坚持早晨登山锻炼。登山能迫使他减肥。15岁的马罗克走出卧室，来为他加油。
32个男孩睡在一间长13米、宽11米的屋子里，24个大一点儿的住在隔壁狭长的屋子里。这就是孤儿院的现状。两间陋室只有一个门，却住着56个孩子。如果教士是一名消防队长，他肯定会被撤职。当然，过去的景况比这更糟。
不久以前，所有的女孩和小一点儿的男孩都睡在一起。后来，教士在教堂对面租了两间陋室。14个女孩就安置在那里。每天早展，72个男孩共用一个淋浴喷头和一只4加仑的热水瓶。
教士早晨要继续为摔跤比赛做大量的准备。这星期他有两场比寒。每场比赛大约能得40美元。这不仅能使孩子们一日三餐有着落，而且还可以为他们买一些彩色笔来完成家庭作业。睡吧，孩子们……
教士穿过食堂进入小餐厅。餐厅里只有一只60瓦的旧灯泡。当86个孩子挤在一起做作业时，灯光就不够用了。
孤儿院惟一的玩具是两个头发掉光了的小人头。许多孩子在月光下搓洗衣服，以便第二天再穿。
到目前为止，只有3个孩子从孤儿院出走。其中一个是马罗克，后来他又回来了。孩子们愿意呆在这里，他们把教士当做父亲，他们爱他。
墨西哥的摔跤手收入并不高，最著名的跤星每星期才挣200美元。1987年11月底，墨西哥城举行了一场有埃克索梅特拉参加的比赛。两万人闻讯赶来观看，把竟技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希望慈善的教士在比赛中取胜。这次共筹集了600万比索(约合2600美元)。如果这笔钱如数归他所有，那么这将是他迄今的最高收入，比他过去几年挣的钱还多。
1978年，他试图抚养14个孩子，结果力不从心，有7个孩子只好睡在他的汽车里，而另外7个则和他在外边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