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介了的名人
枸杞：补肾益精，养肝明目。
前两天看了一本书，总算解了我多年的疑惑。这个疑惑是，少数不怎么有名的企业，主要领导人的办公室里，或者是公司的最显眼处，往往悬挂着和某某领导人的合影。当时还想，这家的主人大概有些背景，不然不会如此张扬吧，而那些人也往往以此炫耀。这本书是袁瑞良先生的《晚年叶飞》。
袁是原副委员长叶飞的秘书，想来这个情节应该是绝对可靠的。他在书里说，每年的国庆节，北京都要举行国庆招待会，这种招待会一般有国防部办的，也有侨务部门办的，邀请海外华侨和归国侨眷代表出席。一般情况下，国家领导人都出席。有些个体户通过关系弄个请帖，是很容易的，那些发请帖的人，一般都有些机动的权力，照顾照顾老乡之类的人，易如反掌。于是，领到了请帖就取得了出席证，进出就不成问题了。再请现场拍照的记者帮忙（当然是有报酬的）。到宴会时，他就端着酒杯，记者跟在后面，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不好拒绝，于是，这边酒杯一碰，那边相就照好了。这些个照片就是这么个来历，有了这些照片，他就可以吹嘘和谁谁关系不错，酒杯都碰在一起了，谁还不相信呢？名人就是这样被利用起来的。
难怪有些人常常神通广大地称，他在北京或部里有什么什么关系，和谁谁关系很好，原来是有中介的。袁还说，单位和个体老板这样做是要付出成本的。当时，北京流传着中介收费标准的说法，也就是说有些人专门从事此类中介活动，什么级领导收什么钱，什么级领导出席活动收多少钱，有些领导人根本不知道，此类活动相当一部分也是完全的市场行为了，只是他们本人不知道被利用的价值而已。
这被利用的领导尽管是极少数的，但我知道了也是骨鲠在喉。现如今是名人越来越值钱，前不久，有媒体说温州某商标事务所以萨达姆那张著名的囚犯照片为蓝本，设计了形似萨达姆的商标并申请注册，与法国著名的“老人头”形象非常接近，他们说，如果注册成功，该商标的出让价将是2500万美元。真是什么来钱开发什么，只要有名就行，管它香名臭名，可以打擦边球，可以踩法律线，什么国际形象，什么商界的诚信，都可以轻抛脑后。
现在流行“细节决定成败”，但更有人讲“关系决定一切”，后一句话恰恰是市场经济相当发达的美国人著的一本书的书名，他们也深知“关系”的厉害，这种书在中国不畅销才怪。
将很是花了些成本的合影弄到，自然是要好好利用一翻的，放大裱好，或者千方百计找个场合悬挂，有的还要东也挂西也挂，恨不得一路挂过去。因为他明白得很，有了照片就像有了护身符，而且，有了照片，心态也完全不一样了。是虚荣心吗？我看有点像，这种虚荣心在过了某一极点后，必然会导致倦怠和厌烦，因为其根源在于自信心的缺乏。
脑子里忽然映射出迅翁《阿Q正传》里的某个情节：阿Q对人炫耀说他和赵太爷是本家，赵太爷知道后把他训得狗血喷头，并愈看愈生气，“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
——你那里配姓赵”！这个阿Q，真该掌嘴，姓什么不好啊，干吗要姓未庄名人的姓呢？
鼻子推动花生
贝母：消痰，润心肺。
这个标题是仿“新闻推动进步”的。新闻推动进步，好理解，而鼻子和花生就有些费解了。虽然费解，却是实实在在刚刚发生的趣事。
一个叫马克·麦克格万的英国艺术家，前两天为求得政府免去他在求学时代欠下的15000英磅债务，不惜用鼻子推动一枚落花生走过11公里远的路程。他走的路线是：从伦敦西南的史密斯学院至唐宁街10号。鼻子如何推动花生前进呢？他需要整个身子趴在地上，然后用鼻子将花生一点点地推动。而花生又是不规则的，前进的速度肯定快不了，麦克格万说，他原先计划每天完成1.2公里，但真正实施起来还是有些难度，因为走完这1.2公里，要花费整整8个小时。
用鼻子推动花生，整个过程一定是极有趣的。路两边看麦克格万热闹的人一定不少，如果用摄像机的慢镜头，你就会发现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不是说做这样的事需要多大的技巧，而是说做这样的事需要一定的勇气，没有十足的勇气，鼻子推花生，推到一半，可能就会放弃。有的时候，勇气就是事业成功的精神支柱。
还得说说鼻子推动花生的动机。麦克格万的动机很明确，减免债务。而在英国，没有十分特别的理由，你别想减免一分钱，15000英磅，并不是个小数目，要想达到减免的目的，他就只好利用他的特长，因为他的职业就是个艺术家。而对于艺术家来说，正好将这样的活动当作一次行为艺术。如果从行为艺术角度讲，麦克格万用鼻子推动花生，也许就是一件很有艺术味的事情。第一，鼻子推动花生，不说后无来者，肯定前无古人的，绝对是创新；第二，鼻子跟花生有什么内在的联系？鼻子为什么不推苹果、核桃或者其他什么干果？用阮茨山搞评论的话来说就是，世界上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其实是互相联系的。鼻子的主要功能是闻，花生的主要特征是香，两者有机的结合就是“闻香”，而闻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第三，我的活动既然如此创新和有意义，且鼻子推动花生又是这么的艰难，政府难道就不能减免我的债务吗？对政府来说，这点钱也算不上什么，派兵到伊拉克，费用要高得多，也不见得有什么意义。
可惜的是，麦克格万的愿望并不能圆满地实现。他在活动前给首相及教育大臣都写了信，两位官员也都回了信，还说“确实很有意思”，但都不约而同地把免债的事推给了有关部门处理，而有关部门给他的答复是：如果鼻子推动花生的计划取得了成功，那将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他们今年的开支很大，无能为力。
彬彬有礼掩盖着的皮球被这般踢来踢去，看来麦克格万的活动是没有什么结果了，按照目前的情况，明年也很难说，明年的开支或预算难道就不会缩减吗？我倒有一个设想，不过现在已经迟了，但对麦克格万今后要搞什么类似鼻子推动花生之类算是个善意的提醒：在身后挂个大大的布袋，上书“如果你感动，请给我支持”之类的口号，不敢说全部，肯定有一些是会动恻隐之心的，一路推下来，那点英磅说不定就有了。然而它和乞讨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这是一种艺术的回报，很高雅的。
还要再补充一句的是：新闻推动进步，是因为新闻有一种力量，一种强大的力量；而鼻子推动花生，虽然花生在鼻子的推动下也能不断前进，虽然鼻子也有不小的推动力量，但用鼻子推动花生，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看看笑笑而已。
《不及格》之“芦苇”
茉莉：根可麻醉止痛。
《不及格》是一本书，一本曾被老师判为“不及格”的作文集子。书由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新近推出，书的作者谷阳是长春市某重点中学的高二女生。
报道说谷阳的很多作文从初中时就常常遭遇“不及格”的命运，因为她一直以自己对作文的理解上交作业，有时是一首小诗，有时是一篇小说，有时又会是一段时评，信马由缰。
不过，这些“不及格”的作文在社会上却获得了一定的赞誉，谷阳的“另类”思想，也得到了阿成、邓刚等七位作家的呼应。
《不及格》的出版马上使人联想到刚刚刮过的“寒流”（韩寒的《三重门》）。韩寒在校园和社会上激起的涟漪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教育的不均衡，然而《三重门》是以牺牲别的功课抑或对别的功课没兴趣换来的，虽说是一个少年学子的“叛逆”，但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并不赞赏韩寒的做法，原因很简单，偏才、怪才（何况并不代表永远成才）不利于全面发展。谷阳却不一样，她的各科成绩都优秀，只是作文有“争议”，“争议”的结果是有了《不及格》，因此可将《不及格》看作是向传统的中学作文教学及全体语文教师下的一份战书，但战书不是针对高考指挥棒的，因为高考作文早就鼓励创新，没有太多的限制了。
作文教学需要一定的模式，然而不变的模式却严重束缚了学生的思想，被动式教育中，学生成了盛装教师思想与学识的容器。就想像力而言，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想像力的丰富程度一定是递减的，虽然无知者无畏，但不容否认的是学了越多，框框也就越多，以至于高中生写的文章远不如初中生鲜活的事也就见怪不怪了。如果简单地将责任推到传统教育身上，那可真有些冤枉了，我以为这恰恰是忽视诸如“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等形象遗产的恶果，通篇都是大道理的文章，没有一句是自己的思想，拾人牙慧，可悲得很。另外，部分语文教师不做“下水作文”也是学生厌恶作文的一大原因，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日子久了，就是身手非常好的武林高手也会功力渐退直至渐废的，遑论指导性针对性？
人和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大约就是“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而现行的教育模式却是有些不利于“芦苇”的茁壮成长。完全可以这样假设，如果那所学校既严格要求学生规范作文，又大力提倡创新作文，那里的作文教学乃至语文教学一定是丰富多彩且卓有成效的，因为鼓励规范作文并不是以牺牲“异类”作文为代价的。
幸亏有人识才，幸亏是一株“茁壮的芦苇”，不然打初中起作文就频频“不及格”的谷阳，甭说出作文集子，就连学习自信心也要被彻底打掉的。
被物化了的幸福
水萍：主治暴热，身痒，下水气，长须发，止消渴。
一个被物质化了的社会，似乎什么都可以量化，只要加上“指数”，就实实在在地可以触摸了。前两天，两位英国经济学家研究的“幸福”是这么说的：将性交频率从每月一次增加到每周一次，幸福值的递增相当于在银行存入5万美元，而一个长期稳定的婚姻关系带来的幸福感，价值每年10万美元。
真要感谢这些研究者，这么准确地研究出了一种感觉的物化表述，以后人们说起幸福或者文人们描绘幸福的时候都可案可据了。按照这个研究思路，或者将这个思路进一步细化，万美金应该是婚姻幸福的最高感觉，那么8万美金就是良好的幸福，5万美金只能是一般般的幸福，4万美金或以下，那就是刚刚跨进幸福的底线。这虽然指的是一些发达国家，按照这个标准，还有很多人的婚姻应该是不幸福的，但贫贱夫妻菜根香，自食其力，小富即安，偏偏他们感觉很幸福；有很多的富翁大款，应该是很幸福的，但锦衣玉食已厌，别人财富比他多，他嫉妒，别人的房子比他大，他也嫉妒，别人的车子比他豪华，他更嫉妒，这样的例子只要你愿意枚举，身边肯定不少。在我看来，幸福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可见，这个幸福的划分依据有值得让人斟酌的地方。
或曰：有划分幸福的依据或者说标准有什么不好。我说，这不是什么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必要。想借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幸福论来说。他的基本认识是：人生无所谓幸福，不痛苦便是幸福。按照他的说法，痛苦是真实的、存在的，也是积极的，幸福反而是消极的，并无实体存在。那么我们可以想像的是，没有痛苦的时候，那种消极的感受就是幸福。
因此，幸福也就是一种心理状态，而非物质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人生努力的方向就应该是尽量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因为压根儿不存在幸福那玩意儿，能避免痛苦，幸福自然来了。叔本华的观点有诡辩的成分，但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至少，他不赞成将幸福物化。
伊壁鸠鲁也这样说：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
将一种感觉物化似乎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又有一则关于“心碎了”被物化的消息，说是“心碎了有科学依据，症状像是心脏病”。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近日刊载一篇文章，将由悲痛或震惊所引发的胸痛和呼吸短促等一些类似心脏病的症状称为“心碎症”。可以想见的是，“心碎”以后将不再是诗人和哲学家们的专用名词，那些多情人万一“心碎”了，将不再痛不欲生，而是可以马上到附近医院就诊“心碎科”，服下“心碎丸”，佐以“心碎汤”，经过卧床休息后，伤痛的心，不再空白，心也就不再“碎”了。这也许是个医学朝阳专业，你想啊，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为情所困继而所碎啊，不管是年轻人老年人，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
如果将“幸福”和“心碎”两相作一比较，还是可以看出不少区别的，我不赞同将幸福物化，但如果将“心碎”物化成一种病症，并且可以医治好的话，意义就不一样了，因为毕竟，后者不像前者那么无聊，还是可以造福于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