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18时，渡江战役的炮火袭击开始了。20时，满载着我军官兵的木帆船，在苍茫的暮色中向长江南岸驶去，伟大的渡江战役开始了。
一、牵线木偶难作为
李宗仁代理国民党政府的总统后，虽然想有所作为，实现和谈，但由于自身思想摇摆不定，又没有实权，加之蒋介石的左右制约，他如同牵线木偶一样难以有大的作为。
1949年1月21日下午，李宗仁自从从蒋介石的住处回来后，一直在其客厅里来回踱步。他深感肩头有千钧重担，背负着国民党的兴衰存亡。
李宗仁是打着“和谈”旗号上台代理总统的，他希望能通过和谈保住国民党政府的地位及保存残余的军事势力，实现“隔江而治”，并借以扩充桂系势力，因而展开了“谋和”活动。1月22日，李宗仁公开发表文告，，声称“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争取和平之实现”，“中共所提八个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27日，李宗仁又致电毛泽东，再次表达了这一愿望。继而又委派秘密使者和“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访问北平（今北京），并宣布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将各“剿匪总司令部”改名为“军政长官公署”等，表现出一副和谈的姿态。
但令李宗仁始料不及的是，国民党的后院频频起火。行政院长孙科于2月间擅自把行政院迁到广州。南京顿时成为半真空的无政府状态，李宗仁成了光杆司令。蒋家王朝四分五裂，形成一国三公的局面：代总统在南京，政府机构在广州，总裁在奉化。
2月20日，李宗仁不得不“南巡”广州，对孙科等人施加影响和压力。迫于李宗仁等国民党主和派要人的压力，孙科内阁不得不于3月初迁回南京。3月10日，李宗仁下达命令，由何应钦取代孙科出任行政院院长。
“府院之争”虽然平息，但此时的蒋家王朝，-恰似一间就要坍塌的破房，四面透风，摇摇欲坠。李宗仁犹如一个裱糊工匠，尽管他在极力裱糊，但破房烂屋毕竟再也经不起风雨的侵蚀。
李宗仁虽然从心底里想“挽狂澜于既倒”，但他不过是一只秋后的蚂蚱，老天爷给他展现其雄才大略的时光太少太少了！
李宗仁的“小算盘”是：只要能与中共和谈下来，解放军暂不过江，就可形成划江而治的局面；而只要能保住江南半壁河山，局势就有转变的可能，不仅美国政府可能改变其对华政策，就是过去亲蒋介石的人都有可能转变态度，这样桂系就可以取得美国和国民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支持，造成和美、压蒋、对共的政治局面！
一旦拿定主意，李宗仁就派黄启汉、刘仲华二人于1月23日从南京飞往北平。当时，人民解放军尚未进城，27日中共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将黄、刘二人接到颐和园，叶剑英与之谈话。黄、刘称：李宗仁交待，他所设想的和平无非两种，一是局部和下来，与中共并肩作战，消灭蒋系；二是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实现全面和平；而李的计划是想等蒋介石离开，最好是出国后，等他真正拿到政权后再与中共言和。
周恩来认为他们的“谈话是有政治内容的，且有文章可做，即有分裂反动统治内部，使李宗仁、白崇禧转向毛主席八条方针，反蒋反美，与黄埔嫡系实行火并，以利我各个击破的文章可做”。
因此，周恩来于2月1日复电指示叶剑英等要刘仲华立即飞返南京，面告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项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系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庆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如果李宗仁、白崇禧确愿在行动上有反蒋反美的表示，刘仲华仍可来平，并携带密码呼号与叶剑英接洽，以便建立联系。如李宗仁、白崇禧托黄启汉、刘仲华转告之言，纯系骗局，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
桂系虽然继续“联共倒蒋”，但考虑到南京没有桂系部队，李宗仁没有胆量逮捕中共所提到的那些人。李的打算是先分化南京的政治力量，争取一部分军队为其所用，然后再有所作为。
李宗仁不断派人走马灯似的与中共联络，无非是想尽快叩开和平谈判之门。
2月4日，与陈毅在苏北有过交往的李明扬和南开大学教授李颖初秘密渡江北行，在淮阴向陈毅等人介绍南京的情况。
2月6日，以张治中、吴裕后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乘飞机到达北平，提出了他们的主张：“第一，主张利用蒋李矛盾；第二，另立新政府，不如通过和谈接收旧政府，以便利用中央权力对蒋系进行讨伐并得到国际承认；第三，和谈成功，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可解放，解决蒋系更加容易；第四，和谈策略应注意轻重缓急。”
2月14日；以邵力子、章土钊等为首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到达北平。他们的观点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南北议和，承认中共领导，排斥蒋系，容纳桂系及江浙资产阶级。为达此目的，邵力子和章士钊再三强调中共多少应有所让步，以免美国援蒋到底、装备日军来华参战及桂系被蒋拉去。
毛泽东对与国民党和谈多次，均以国民党的破坏而终止的历史记忆犹新，因此毛泽东对与国民党和谈本不抱什么希望，这时看到蒋桂裂痕有机可乘，认为如果南京、上海、武汉、太原等地能按和平进程解决，对人民倒不是一件坏事，因而指示有关部门可以与桂系代表进行接触。
但是毛泽东对邵力子等人抬出美国和桂系吓人颇为反感。2月19日致电林彪等参加会谈的人员：“在以后的谈话中，你们应痛骂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特别要当着章士钊的面骂日本，说如果美国人装备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我们必须并完全有把握彻底干净歼灭之。美国在中国的走狗必须肃清，绝不许其存在。”
毛泽东在西柏坡经过与邵力子等4人的两天谈判，达成8点秘密协定：一、中共和南京政府派同等数量代表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二、谈判方式要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四、一经达成协议，南京政府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及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的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该秘密协定仅交给李宗仁。
24日下午，邵力子等人回到北平。他们为自己终于敲开了和谈之门而兴奋不已。
经中共中央同南京政府协商决定，中共方面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南京方面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黄绍肱、章士钊、李蒸、刘斐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
李宗仁给南京谈判代表规定了对中共和谈的腹案：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双方军队应分批逐年在各驻地区域内自行整编；国共双方以同等名额的人员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与联合政府，第三方面人士的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在双方开始谈判之前，双方就地停战。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同意重订宪法与相应变动法统；原则同意没收官僚资本与改革土地制度；同意依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平等互惠的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的条约进行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与蒋介石元旦求和声明相比，该腹案确实有了很大进步，但与中共八条相比仍有相当的距离。中共要求桂系与蒋决裂，站到人民的一边，但桂系有自己的“小九九”，中共八条要求南京政府五条件投降，而这一腹案却旨在追求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由此可以看出，谈判还未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更为可悲的是，李宗仁让张治中带着和谈腹案到浙江奉化溪口去见蒋介石。得到蒋介石的基本同意后，南京代表团才乘飞机北上。
代表团满以为周恩来等一定会到机场迎接，场面一定会十分热烈。然而，他们下飞机后，整个机场冷冷清清，没有重要人物到场迎接他们。当他们住进六国饭店后，又看到“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等标语。
在晚宴上，周恩来严肃地质问张治中：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张治中赶紧解释：蒋介石虽然下野了，但实力还掌握在他的手上，找他摸个底，才好进行和谈，另外也为了劝他出国。
周恩来说，不管怎样说，此事只能说明蒋介石还在幕后操纵指挥，说明你们不是真和平，这种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在毛泽东看来，中共与南京政府的谈判实际上是与桂系谈判。只要能把桂系拉过来，和谈就算成功。既然国共和谈的本质是联桂反蒋，李宗仁派张治中去见蒋介石，中共方面就不能不怀疑桂系与蒋介石决裂的决心乃至对和平的诚意。
双方以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开始谈判。双方代表围绕是否惩办战犯和解放军是否过江发生激烈争论。南京代表团为寻求“体面的和平”，提出“和约不要像个投降文件”，认为如果中共坚持惩办战争罪犯，和谈就失去了前提；解放军过江就只能是意味着战争。
既然双方要求相去甚远，和谈也就变得毫无意义。然而，此时毛泽东对联桂反蒋还未失去信心。因此确定谈判的总原则是：同意解放军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4月3日，毛泽东还建议国民党代表团派人员回南京，设法请李宗仁、白崇禧到北平来谈判。但李宗仁和白崇禧却认为，求和态度不变，但反对解放军过江。他们认为，只要解放军过江，他们划江而治的企图就成为泡影。
他们甚至认为，桂系与蒋系的矛盾小于与共产党的矛盾。在蒋介石的统治下他们还能生存，还有自己一定的政治地位，而解放军一过江，桂系部队连同自己的政治命运将会彻底完蛋。因此，李、白为维护划江而治的底线，坚持反对解放军过江。然而，为阻止解放军过江，他们唯心史观一的办法就是尽量拖延时间，等待雨季的来临，江水上涨，靠老天爷来阻止解放军过江，造成事实上的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
在谈判中，中共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内问题，对南京政府做了许多宽怀大度的让步。毛泽东在惩办战犯问题上做出让步，答应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以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并说和谈方案由中共先草拟，拿出方案后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等都来参加则更好。
4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致渡江战役总前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的电报：“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当日，总前委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告：“顷据曾希圣等说：他们在长江边驻数年，每年阳历五月初开始涨大水，而且五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迟至秋后过江。……按目前部队准备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更为有利。究应如何，请核夺。”他们强调了天时、地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根据总前委的上述建议，中央军委次日致电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廿二日渡江。”
为使和谈取得成功，在长江汛期即将来临、我军渡江将面临更多困难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又多次电示总前委推迟了部队的渡江时间。
12日下午，国民党代表团返回南京的人员回到北平。根据他们所讲的情况及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毛泽东决定不再于桂系作无谓的周旋了，立即把非正式谈判——个别交谈转到正式谈判。13日晨，周恩来将已经拟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交给南京代表团，并通知当晚9时举行正式会谈。
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一口气将草案看完后，第一个感觉是这个草案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看来，不啻是“招降书”，“判决状”，与他们“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之主观幻想相差十万八千里。
当晚，张治中率全体国民党代表赶到中南海勤政殿。周恩来对草案作了说明，张治中提出了修改意见，双方同意再作会外协商。会议于当晚23时55分结束。
此时，长江开始涨水。总前委和粟裕一再向军委建议，渡江时间不宜再从22日向后推。
解放军渡江南进，完成解放全国的大业，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坚定不移的既定方针。在和平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力争和平渡江，但对谈判破裂的可能性也作了充分的估计，一再向渡江部队指出，和平谈判丝毫不应影响渡江的准备，一切工作仍需加紧进行，以便在谈判破裂时，能一举突破长江防线。
4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总前委、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指挥员的电报：“和平谈判以四月二十日（卯哿）为限期，本日即向南京代表团宣布，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又强调了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廿日（卯哿）确定攻占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江北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
当晚7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给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解释说，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40多条修改意见，中共为表明和谈的诚意，采纳了20多条。并郑重宣布，签字的最后期限为4月20日，并说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张治中立即问道，“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周恩来表示这是中共最后的态度。
“也好，干脆！”张治中说。
事已至此，张治中只简单地发表了一下个人的意见和感想，会议匆匆结束。南京代表团决定派出两个人回南京向李宗仁报告。
16日晚，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南京听取了谈判代表关于谈判情况的报告。随后，李宗仁派出张群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到溪口向蒋介石请示，并与何应钦等一连数日在总统府开会研究。
蒋介石看完《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大骂：“文白（张治中）无能，丧权辱国！”
4月20日晚，中共得到李宗仁、何应钦的复电，不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并反对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