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则同意派出交警第4总队2大队500余人，一部伸到刘家铺，一部驻监利城；湖北省保安第4总队也趁势进占浩子口。
敌军对我襄南的第一次“清剿”，在一片反共叫嚣声中出笼了。
敌我兵力悬殊，硬拚无益。按照部署，分区部队分两路向西转移，在毛鲁店会合后，西越汉（口）宜（昌）路，突破敌侧翼薄弱部位，转至外线，一路横扫土顽，势如排山倒海。
浩子口土顽见势不妙，慌忙退至荆（州）沙（市）；敌85师未及喘息，急忙尾随我主力西来。这样打乱了敌人的战场布阵，破坏了敌人的协同，内地出现较大空隙。我军旋即乘隙挈兵东进，先由李人林和杨殿魁带1个连返回内地，掌握全局，指示主力相机返回。主力于1948年元月下旬分批转回内地。主力一会合，就乘敌东线空虚之机，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连克潜江、沔阳县城，沔阳县长汤家骏率部仓皇逃窜。
敌85师被甩在襄西，只能望东兴叹，痛感又输我军一着。
这一时期，我各县和区乡武装都在各自区域内，利用水乡屏障神出鬼没，与敌周旋，巧妙地打击敌人。
在粉碎敌人第一次“清剿”中，我军正确运用了毛主席的军事斗争方针，成绩十分显著。1个月之内，共歼灭敌9个保安中队、14个乡镇公所，敌85师狼狈地溜出襄南。敌人满怀希望的第一次“清剿”就此告吹。我军的脚根扎下了，川、汉、沔的局面也打开了。2月初，我军又在沔阳的接阳组成了川（汉川）汉（阳）沔（阳）县民主政府和指挥部。襄南又增添了一支对敌斗争的力量。
襄南我军是敌人哽在喉中的一根鱼刺，吐不出，吞不下，使敌人十分气恼。2月中旬，敌人纠集了更多的人，卷土重来，发动了第二次“清剿”。这次敌人改变了战术，是东、西、南三线配置：东线，敌164旅490团位于峰口，33旅98团位于仙桃；西线，敌湘保1旅位于岑河口、郝穴、白马寺、熊家河、胡家场一线，鄂保4总队位于丫角庙、三汊河一线；南线，敌192旅3个团及交警总队第2大队分驻监利、刘家铺、太马、观音寺、汴河到朱河一线。敌人企图从三面逐步推进压缩，逼迫我军北渡襄河，将我军赶出襄南。
乍看敌布阵严整，气势汹汹，实际上却是兵力不足。捉襟见肘，战线过长，难以合拢，且纵深很浅。这样就给我军留下了极大的机动空间和歼敌的机会。李人林认为，战场态势是实施指挥和运用战术的客观依据，两军对垒，先下手为强。决定我军赶在敌人前面，迅速采取行动，打乱敌人的部署。
2月15日，我驻监利汪家桥的江、监、石部队经1天激战，挫败了由太马袭击他们的敌交警部队。翌日，分区派第2营配合江、监、石指挥部，对太马之敌实行钳击。敌猝不及防，死伤过半，夺路而逃，我军紧迫不舍。
17日，当曙光初露时，我军占领刘家铺，遇敌通信兵架线，当即将其击毙，接过已要通的电话，和其上司通话，诈称：“共军机关部队被我包围，望火速派人运送弹药增援。”然后，我军在荷花池设伏，全歼20余名送弹药之敌，缴获了大量弹药。
我其他县武装也积极出击，捷报频传。
此时，我分区主力部队正酝酿着围歼白马寺之敌，以挫败敌人的进攻势头。
白马寺位于江陵东南约40公里处，守敌为湘保1旅1团第3营（辖2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加上1个乡公所，共290余人。敌第3营为湘保1旅主力，配有10挺轻机枪，4挺重机枪，且士兵较老，战斗力颇强。10天前，敌即进驻该地，筑有较坚固的工事，不易攻取。但该旅防线较长，各部相距较远，难以互相支援。我军只要动作迅速，完全可以歼灭该敌。
为达此目的，我军先对敌情、地形进行了详细的侦察，然后作了周密的部署。以第1营第3连一马当先，利用夜幕和地形的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插入敌南面的前沿阵地，未等敌人发觉，密集的手榴弹已在他们中间落地开花。各部队也同时打响。顿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很快，第3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丁固守白马寺街头的敌1个排，直捣街心。同时，江、监、石部队全歼了敌在街北白马寺里的排哨，占领了该寺。最后，固守榨油房的敌1个排见大势已去，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此战，敌第3营全部就歼，副营长肖楚被俘。
白马寺一战，大振了我军声威，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敌人遭此意外沉重打击，西、南两线阵脚大乱。我军趁敌慌乱之际，从容离去，乘兴东进，寻机歼敌。
积极善战的部队，永远不愁找不到战机。果然，在敌防守薄弱的施家港，我军路遇驻峰口的敌490团的1个连掩护其通信人员架线。我军即乘敌不备，迅速发起进攻，将其击溃。第2天，敌营长龙飞带4个连前来报复，遭我迎头痛击，全部溃散，龙飞束手就擒。我军遂乘胜向洪湖以西、监利以北地区横扫过去。
此时，敌192旅集中设防朱河一带，正竭尽全力对我桐籽湖地区进行“清剿”。他们处处扑空，乃烧杀抢掠，以泄其愤。该旅3团1营住汴河，距其主力较远，突出而暴露。我军抓住此机，速以分区的2个营及监沔部队连夜奔袭该敌。敌自以为“清剿”刚毕，太平无事，做梦也未料到我军会如此神速从天而降，因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大部被歼。
我3分区主力奇兵征战，连续给敌以重创，由开始歼敌土顽，发展到歼敌正规军，打乱了敌人“清剿”部署，使其自顾不暇。我地方武装和民兵、贫农团则采用麻雀战，夜摸偷袭等战法，昼夜活跃在辽阔的襄南水乡，搞得敌人焦头烂额，疲惫不堪。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
在我3分区部队及地方武装的有力打击下，敌人苦心经营的第2次“清剿”又告破产。此阶段，我先后歼敌土顽及正规部队共约4个营。
至此，江汉地区的土顽大部已被我军歼灭，残余之敌，也都逃进大的县城，在国民党正规军的卵翼之下苟存，再不敢随意出来骚扰、盘剥人民了。
由于我江汉军区正确地贯彻执行了中央和刘、邓首长的战略意图，横扫了土顽，镇压了地头蛇，挖掉了敌正规军的耳目，广泛地发动群众，实行了土地改革，建立革命政权。仅1个多月的时间，即建成了纵横350余公里，300余万人口的江汉解放区，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中原主力和鄂豫、桐柏军区的斗争，也为下一步粉碎敌人的“清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具有特殊战略地位的江汉地区被我军控制，使国民党蒋介石更加惊恐不安。于是，首先抽调了52军、85军、56军和湘保1旅等22个团，对我3分区进行围剿。尔后，又相继从大别山、四川调来了58军、28军、48军、10军、20军、7军等，对我江汉军区施行“重点清剿”。
面对这一严重形势，军区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总结了过去5个月建立江汉根据地各项工作的经验教训，并确定了尔后反“清剿”斗争的方针。会议认为：尽管敌人纠集了十倍乃至几十倍于我的兵力，但是，由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战略优势已经丧失，所以敌人在江汉的优势是局部的、暂时的和相对的，他们进攻与“清剿”的性质，是以战术进攻手段，达到其战略防御的目的。而我江汉军区遵照刘、邓首长“消灭敌人，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消灭敌人”的指示，已在全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充分发动了人民群众，发展并壮大了地方武装，做到了区有小队，县有大队。各分区的独立团和军区独立旅，数量大发展，质量也有显著提高。我方则是军民一致，军政一致，上下一致，又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做指导，这个根本的优势，敌人是无法比拟的。
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我江汉军区遵照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采取了“敌进我进，避实击虚”，外线作战与内线坚持相结合，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与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3月11日，军区独立旅）团在随县以南刘店，全歼守敌新17旅的2个连。
3月下旬，敌33旅98团进至随县以西安居、均川一带，97团则伸到应山以北余家店进行“清剿”。安居和均川在随县的正西和西南，而余家店则在随县的东北，两地相距50公里，这样，敌人就等于将两手同时向左右相反的方向伸出。这是我军各个歼敌的一个极好战机。于是，我军决定围歼余家店之敌。
22日拂晓，在夜色掩护下，军区独立旅2、3团和1分区部队分两路向余家店进发，乘敌立足未稳，便来了个猛虎扑羊，一举拿下岗和上岗，并控制了四儿岩制高点。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多的解放军突然出现在面前，而且火力如此猛烈，于是乱了阵脚，仓皇向南逃窜，我军当即猛追，在追击中全歼敌2个营，毙伤俘敌570余人。
这两仗，不仅策应了我内线反“清剿”的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而且也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华中剿总”白崇禧大为恐慌，即刻颁发训令惊呼：“李先念残部，都是一些亡命之徒，能征惯战，不可忽视。”
余家店战斗后，敌整编85师由钟样、京山、天门一线调至平汉铁路花园以西地区，企图北援豫中。这样，正在二阳店、宋河一带“清剿”的敌新17旅，便成为突出在我腹地的孤立之敌。为了牵制敌85师北援，配合我中原主力作战，军区党委决定组织宋河战役。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该敌，除独立旅外，张才千还命令军区警卫团和2分区部队参加战斗。
为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我独立旅经40公里的行程，奔袭了三阳店之敌，守敌新17旅第1团，一击即溃，仓皇向宋河逃窜，被我追击部队和堵击部队全歼于三阳店与宋河之间的青丈口。我军随即包围了宋河之敌，并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发起了总攻。经过12小时的激烈战斗，干净、利索地全歼宋河守敌。宋河战役，毙伤敌300余人，俘敌代旅长李亮熙以下2100余人。1个被俘的敌团长不服气地说：“我虽然打败了，但是我没有错，我是按照步兵教范指挥的，可是你们搞的叫什么战术？一点也不正规。”我军的战十说：“么事正规不正规，老子的战术就是要抓你俘虏！”敌人的代旅长倒是很服气。他说：“我真没想到你们来得这样快，打得这样勇猛，我连化装逃跑也没来得及，就被你们抓住了。”
宋河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不仅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迫使企图北援之敌85师转向西进，而且鼓舞了群众，促进了地方工作，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的注释中说：我军“在3月8日至6月3日，先后发起了洛阳战役、宋河战役、宛西战役、宛东战役，共歼敌5．6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中原防御体系，发展和巩固了中原解放区。”这就是对宋河战役重要意义的评价。
在我江汉军区主力机动灵活转战外线之际，各分区部队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根据军区党委制定的军事斗争方针，积极主动地进行了反“清剿”斗争。无论是北面的洪山、随县、应山，中部的钟祥、京山、天门，南部的监利、洪湖，还是西部的远安、荆门、当阳，东部的安陆、孝感，到处都燃起了反“清剿”的烈火。敌人每进犯一处，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总是以失败而告终。
据不完全统计，各分区配合主力，进行了龙王集、普济观、客店坡、九真庙、东桥、新沟嘴等大小近500次反“清剿”战斗。其中3分区的普济观一战，歼敌192旅1500余人，受到刘、邓首长的通报嘉奖。
三、连下老、襄
老河口、襄樊地区，位于中原地区汉水流域的中段，地处川陕鄂的要冲，夺取此地，则直接威逼武汉重镇，并进而可南渡长江，西进四川，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48年6月5日，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在河南彰新庄召集各纵队领导同志开会，刘伯承司令员从全国的战略态势出发，结合中原军区的任务，透彻地分析了敌情、我情，定下了进行老、襄战役的决心。
刘伯承司令员员指出：“在顾祝同集团、白崇禧集团、张治中集团联合防线上，汉水区是其最大的弱点。我在中原作战的三支大军自转入蒋管区作战以来，依托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逐鹿中原。如在老河口、襄樊地区开辟战场，不仅可以切断敌华中白崇禧集团与西北张治中集团的联系，有力地配合我华东野战军在鲁南战场的行动；同时，可以进而开辟汉水两岸地域，变汉水为我解放区的内河，为建立渡江、入川的战略进攻基地奠定基础。”
1948年6月13日，野司即下达了老、襄战役的作战命令，计划以西兵闭（2、4纵队）、南兵团（桐柏军区主力及6纵队）于6月下旬向老河口、襄樊的敌人发起战役。正当此时，华东野战军粟兵团在豫东发起新的战役，敌人急令18军兼程北上增援，华中白崇禧机动兵力张轸兵团也有沿平汉线北进的迹象。为配合豫东的战役行动，刘、邓首长于6月15日下令暂停老、襄战役，急调我1、2、3、4纵和华东野战军10纵队赴平汉线钳制敌整编第18军，阻止敌吴绍周兵团北援。但唯独将6纵队放在唐河地区待命。当时，6纵队的指战员不理解刘司令员的意图，求战心切，纷纷要求参战，而刘司令员却电令部队：“好好休息。”原来，刘司令员并未放弃老、襄作战的方案：他将6纵队放在东可驰援平汉、南可奔袭老、襄的机动位置，使部队保持箭在弦上，引而不发的势头，可以说是他当时预先伏下的一着棋子。
当我粟兵团攻克开封，白崇禧判断我军将东西会合，向华中进军，便下决心将其机动兵力向北集中，老河口、襄樊之敌已成为孤立无援之势时，刘、邓首长当机立断，令6纵队、桐柏军区主力及陕南12旅乘隙发起老、襄战役。在发起战役行动前，粟兵团又在豫东发起睢、杞战役，形成南北配合、互相。乎应之势，敌机动兵团被钳制在平汉线上，南瞻北顾，无力回援：此时的老、襄敌人，就完全处于坐以待歼的境地了。刘司令员把老、襄战役比喻成一场激烈的篮球赛：“在双方主力队员互相牵制中，我以一人乘机钻空投篮。”
老、襄守敌为第15绥靖区，特务头子康泽为司令，郭勋祺为副司令，所属104旅、163旅及164旅487团驻老河口；164旅旅部率488团守谷城；164旅2个团担任樊城的防务。因我兵力与敌比较只占相对优势，不能同时分兵围歼老、襄两地之敌，刘司令员即决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先奔歼老河口、谷城的敌人，然后沿江东下，包围襄阳、樊城。并要求保持战役行动的突然性和隐蔽性，要事先隐蔽企图，以突然神奇动作，向老河口奇袭，攻敌不备，以便突然歼敌于不意中。
战役第1阶段的老、谷战斗于7月2日开始。我6纵队自河南新野地区出发，以急行军速度，迅速隐蔽地向老河口突然奔袭。战士们冒着风雨，踏着泥泞，一昼夜行程75公里，于2日夜12时解放老河口；陕南12旅于均县以南的草店隐蔽东进，3日晚在谷城城南老君山截断南逃敌人退路，一举歼灭164旅488团及487团1个营；桐柏3分区部队于同日在太子店对岸的白虎山截击、歼灭163旅辎重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