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达希逃回磨黑不久，喜讯传到了曼乃：普光部队于2月11日解放了思茅县城，活捉了县长孙接武。江越支队受到这一消息鼓舞，指战员求战热情更加高涨起来。为了扩大武装充实军备，支队部决定袭击敌军某营区指挥部。部队轻装出发，前卫第一大队挑选了能讲两种民族语言、作战英勇的杨崇保担负前卫队突击组长。杨崇保一马当先，搜索前进。到距敌营区十来里处，派出的侦察员报告，敌人用钢筋水泥和石块混合结构筑成碉堡，配有三门小炮和十多挺机枪．，有一个连防守，易守难攻。指挥部对战斗作了具体部署。杨崇保同志率领分队刚进入潜伏区，左侧的卫树海分队就与敌巡逻队遭遇。指挥部当即命令突击队冲锋，杨崇保首先跃起率队冲抵敌营区外墙通道。我冲锋号阵阵，敌人用机枪、手榴弹疯狂抵抗。指挥员命令搭人梯上墙，杨崇保首先登上墙头，但来来得及展开火力，就被敌机枪击中右大腿而摔下墙外。这个刚强的拉祜汉子不哼一声，用双手捏住断腿。战友尹子玉撕下衣袖为他包扎，血流不止。不久又有7名队员挂彩。指挥员果断下达撤退命令。杨崇保被安置在小溪畔的草坪上，由潘明、荀彬、邹建民、张良琼几位同志合作，做止血和抢救工作。但因流血过多，杨崇保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青草地，映红了蓝天。牺牲前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的伤势严重，……看不到革命胜利了，我有一点遗愿：待全国解放了，我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请民主政府照顾，我盼望共产党早日夺得天下，让受苦的老百姓早日翻身解放。”
潘明同志致悼词，战友们向杨崇保作了遗体告别。掩埋好战友后，支队返回曼腊。
1949年2月，王少和留守易武，恰逢反蒋武装鲁文聪部要攻打车里，为了互相支援，在未告知支队其他领导的情况下，带着未编入支队的何永昌、张凤鸣两个中队到车里。赶到时，鲁已接管了车里县政权。随后，王少和率两个中队到佛海，参与鲁部追歼逃往勐混、打洛一线的在乡军人。战斗结束后，王参加了鲁文聪在佛海召开的车佛南宁镇五县会议。会上鲁和与会者一致推举王少和为总负责，而王以自己没有军事知识和指挥作战经验而推辞，未曾就任。之后，王带领其部属返回车里。不久，王获知“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二纵队”已到达宁洱，就于4月带着许丕武、吴儒宗、杨乔顺、朱光祖等十多人到宁洱，找到二纵队，汇报了边情。两个中队则仍从车里返回易武。5月，二纵队党委将王安排在二纵队二期军政干校政干班五大队学习，其他3人也分别进了军干班、政干班。
八、江城风波
江越支队在曼乃、曼腊边防守边休整，确知张达希已经退却，又鉴于缺粮，于是部队决定转移。1949年3月1日，二纵队第四支队到达江城，宣告江城解放。同月4日，第七支队和江越支队也同一天到达，几支反蒋武装在江城会师。亲人见了亲人面，高兴得热泪盈眶！会师部队云集在一起举行了热烈的汇合营火联欢晚会。几支队伍的指战员围坐在大草坪上，场内燃烧着熊熊营火，把指战员的脸照得通红。满场是口号声，南北战友载歌载舞，沉浸在会师的喜悦中。
会师后，二纵队领导传达了云南省工委的指示：先在江城开展一段时间武装建政和群众工作，而后到车佛南建立革命根据地。
但就在这时，江城革命队伍内部出现丁一股不小的风波，并时起时伏，持续了好长时间，使广大指战员的脸，时而喜，时而愁，时而阴，时而晴。四、七支队的张云仁等几个军事领导人反对到车佛南，主张把四、七支队拉回石屏、建水。提出江城气候不好，给养困难，声称战斗员开小差他们不负责，江城有江越支队，不必同他们争地盘，根据地应建在元江、墨江、新平、镇沅、景谷、景东等地。共提出了15条理由，其目的是摆脱党的领导，建立完全在他们控制下的武装，因而出现了分裂。
这场斗争的实质是革命武装要不要共产党领导，是建立革命的人民武装还是搞私人武装，是坚持建立根据地还是搞“游吃路线”，搞地方割据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地下党依靠部队中的党员、民青成员及有觉悟的指战员，同闹分裂的人展开子反分裂斗争。“三八”妇女节时，部队集中开会，方仲伯同志在会上讲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提出了“坚持团结，反对反裂”的口号，会后，党的领导同志方仲伯、廖必钧、范嘉乐等分别在部队中作了许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晓以大义，使矛盾有所缓和。后来，四、七支队到墨江县龙潭街，二纵队总部继续开展反对分裂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为了把江越支队也争取团结到共产党领导的二纵周围，壮大人民反蒋武装力量，江越支队党组织在支队党组织负责人潘明等领导下，在江城仍继续进行反分裂斗争，领导政工人员对部队做了大量工作，要求广大指战员站稳立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经过积极做工作，李衣人等表示愿意接受二纵队领导，驻守江城整训，听候整编。
在整训中，党组织采取“争取上层，团结下层，从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重点作基层干部战土的教育工作，同时不放松做李衣人、朱惠光等人的转化工作。通过整训，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如春风暖人心。党组织发现并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7名党员和8名民青成员，团结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战士，干部、战士政治觉悟有了提高，普遍要求接受二纵队整训。他们对人民军队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三大民主”有所了解，对支队、大队少数领导人的封建残余和在生活上搞特殊表示反对，在各级会议上开展了批评，使那些领导人的不良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极少数军事领导人仍感到担心和不满，支队长李衣人和副支队长朱惠光、一大队长卫自贵等人从中作梗。虽经党组织多次说服，但难以奏效。最后李衣人什么事也不与政工人员商量，连规定的联名签署命令也不干，独断专横，我行我素，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把共产党的组织推到一边。在此情况下，党组织只好发动指战员签名，结果，不少战士要求靠拢二纵队，而且希望马上走。众怒难犯。在战士们的压力面前，李衣人才软了下来，表示愿意编入二纵。
此间，四、七支队离开江城时留下杨林、杨石田、吴化龙（龚培康）等9位同志加强江越支队和地方政权及小学校工作。部队整训期间，在党组织领导下，向各族人民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各族各界人士共同反蒋，建立农村政权。在临时军政委员会下，组织了以李衣人为县长的江城临时联合政府，组织工作队以点带面，建立农村各种组织，搞救荒、反逼债、反敲诈勒索等工作。
1949年4月，七支队老党员黄荣身和江越支队党员黄理中被党组织派回易武开展地方工作。他们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首先恢复了易武小学，找回小学教师，招收学生，由黄理中任校长。接着，在5月至9月开办了一期青年训练班培训干部。这是我党在西双版纳地区开办的最早的干部训练班，训练班开设了政治课和文化课，黄理中、黄荣身二同志为政治教员，其他老师为文化教员。训练班选学毛泽东同志写的《论联合政府》以及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等教材的有关内容。训练班排练了《满三娘劳军》、《朱大嫂送鸡蛋》等文艺节目，在易武、象明向群众宣传，组织发动群众。针对象明那时还有妇女缠足现象，文艺宣传队还进行了妇女解放的宣传，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产生了良好效果。开办训练班期间，选送了训练班的积极分子杨天赐等2人到二纵队第三期干校学习。经过培训，大部分学员后来当了人民教师，成了学校的骨干，少部分如车学礼、黄国华、肖允康等则参加了武工队。
支队整训期间，为解决部队经费困难问题，支队决定并指挥攻打了江城县宝藏乡刮风寨民愤极大的地霸蔡和中家。缴获长、短枪20余支，没收了一些浮财。接着将发动参加这次行动的武装力量约70余人收编支队，成立独立大队。大队长谢文华，副大队长王定国，政委黄灿东，副政委刘端祥。
4月21日，正当“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即将被我人民解放军从总统府门头扯落时，“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进驻多年作为国民党思普专署的首府——宁洱。潘明接纪庆明通知到二纵队部开会，讨论建立思普根据地等问题。会后，他回来的任务是把部队带到宁洱二纵队部整编，限期5月底到达。于是江越支队党组织就抓紧做争取工作。根据二纵党委指示，江越支队召开整军会议。对全军干部、战士进行人民军队宗旨、发展方向、官兵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以期经过整训，将江越支队编入二纵行列。经过教育，广大指战员心明了，眼亮了，懂得了人民战士应为谁扛枪打仗，应视人民为父母，爱护人民，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否则，就如同一伙乌合之众。
不久，南京、上海相继解放，消息传到江城，支队组织了庆祝活动。指战员和政工队员一跃而起，把秧歌扭到大街小巷。秧歌队越扭越长，许多市民、学生、农民都跟在后面，欢快地又扭又唱，热闹非凡，气势壮观。
李衣人原借口“部队不适应，需要休整”、“没有钱”，不愿到宁洱总部参加整训，而现在部队休整了，钱也有了，并且已处在国内外形势对人民大为有利的形势下，但他还是顽固地坚持错误立场。他不去整训的主要原因，就是怕丢掉部队的指挥权和江城地盘，怕部队被打散重编，使自己成为“光杆司令”。
经过反复讲道理，他们仍无转变。党组织不得不开了一个军政干部会议说服解决，问他们：“两个月的时间超过了，为什么还不去？”
李衣人把关系弄得很紧张，此时，党组织研究认为：对他们还是要争取，但政工人员不便在此工作，应全部撤走，其他干部战士确实不能留下的可以走。不过，在指战员中新发展的党员、民青成员都要说服留下，四、七支队留下的政工人员也不走，以利于二纵队派人来时便于工作。决定撤走的50余人，到宁洱采取秘密约定时间分散走的办法，于6月中旬从江城出发，下旬先后到了二期干校学习。江城的工作交二杨负责：杨林主管党务、部队工作，杨石田主管地方工作。其他的在小学教书兼搞农村工作。
7月上旬，四、七支队留下的同志，也按二纵指挥部的指示全部撤回宁洱，大部分进了三期干校学习。当地工作改由张志钧、陈明斋两位党员负责。
这样，江城反分裂斗争又一次处于低谷，暂告一段落。
九、总队诞生迎黎明
1949年6月中旬，根据省工委指示，分别在滇南地区成立思普地委和红河地委。思普地委于7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张华俊为书记。原思普特支撤销。思普区的革命斗争和工作，统一在思普地委领导下进行。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战斗在滇桂黔边区的游击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二纵队编为九支队，于9月13日在宁洱宣告正式成立。辖41、42、43三个团，一个机动营、澜（沧）宁（江）源（沧源）整训总队、车（里）、佛（海）、南（峤）整训总队和镇（越）江（城）整训总队。“江越支队”整编为“镇江整训总队”。原计划将三个整训总队在整训结束后编为45、46两个团。
1949年6月，江越支队在江城军政分裂以后，李衣人为了标榜自己是革命的，派出亲信四出招雇“政工干部”，企图另树一帜，长期盘踞江城。革命军队搞招雇政工干部，真是荒谬绝伦。他们在经济上困难重重，于是滥发布质流通券，逮捕商人进行敲诈勒索，欠下群众很多债；政治上内部不团结，李衣人、卫自贵与李君平发生了争斗，一大队与三、五大队产生矛盾，李衣人政权与人民群众产生矛盾，百姓怨声载道，盼望共产党来领导。思普地委、九支队党委为了把这支反蒋武装引导到革命道路上来，派出以纪庆明为首、第三武工队（江城武工队）队长荀彬参加的谈判代表团，赶赴江城与李衣人进行谈判整编江越支队为镇江整训总队。王少和经二期军政干校学习后觉悟有了提高，地委决定让他同代表团一起到江城工作。
动身前地委领导同志找王少和谈话，首先肯定了他杀国民党反动县长，占据易武的反蒋行动，讲了革命的总趋势；指出车佛南镇革命武装力量薄弱，需要加强；同时指出江越支队中镇越人占大多数，若李衣人把这些人带走对他不利。经做工作，王少和接受了地委的决定，愿意随纪庆明同去江城做争取工作。
9月24日，纪庆明率领身负党的重托的思普地委、九支队党委派出的谈判代表团抵达江城。
此时，李衣人举棋不定，进退维谷。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全国全省全区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地委、九支队党委谈判代表团的到来，这些因素，迫使他必须从犹豫中作出抉择。
经过代表团几天的分头工作，查明了江越支队的实情。同时，代表团一边跟李衣人当面谈，跟他讲形势、出路、地委的决议和要求；一边直接做其他指战员的工作，让地委的决定和要求与广大指战员见面。由于政工人员在支队时对干部战士做了不少工作，打下了基础，有了一定依靠力量，因此工作进展较顺利，战士、分队长、中队长大部分被争取过来了，正、副大队长多数也倾向于服从地委决定。从镇越去的大队长态度明朗，愿意接受整编，坚持反对态度的只有卫自贵一人，做李衣人原部下的工作，也有了进展，这样，失道寡助的李衣人要拉部队走已经不可能了。此时，北京天安门广场已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解放大军已向祖国大西南进军，重庆、昆明解放在即，大势所趋，迫使李衣人不得不接受地委和九支队党委的决定，悬崖勒马，接受整编。这样，江越支队得到了挽救，江城反分裂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这支反蒋武装，在经历了严重挫折、面临走向深渊险境的时候，走上了光明的坦途，犹如由失去清醒头脑舵手掌舵，眼看就要触礁翻船，幸亏又有了新的舵手掌舵，重新扬起风帆，破浪前进！
整编时，原副支队长朱惠光打刮风寨后调军政干校学习未归，参谋长李君平在军政分裂后一人自动离队到宁洱九支队部，三大队长杨伟整编后离队回易武，独立大队因参加江越支队的时间短，经做工作动员他们回乡，不参加整编。由于政工人员缺乏，就从第三、四武工队中各抽凋党、团员4人到整训总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10月30日，在江城县城勐烈召开军民庆祝大会。会场锣鼓喧天，红旗飘扬。纪庆明代表思普地委、九支队党委宣布将“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江越支队”正式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九支队镇江整训总队”。人们热烈欢呼，庆祝支队回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怀抱。
整编后总队长王少和，副总队长李衣人，政治特派员纪庆明。总队下辖三个大队，一个政工队。一大队长卫铭，教导员杨振家；三大队长卫自贵，教导员岳潮；五大队长胡其超，教导员杨明；政工队长姜翔（女），指导员罗志。全总队约120余人。次日，江城县临时人民政府成立，荀彬任县长。不久，总队开拔前往易武。
镇江整训总队的成立，标志着作为“车佛南镇”一支重要反蒋武装力量及镇越县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