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日晨，饶阳河和柳河的沼泽地上，浑身烂泥的“王牌军”到处挣扎着。河岸扔满了美国汽车，武器。重炮牵引车倒在赂边，榴弹炮在激流里伸出脖子。印着“虎威”、“鹰扬”徽记的吉普，两年前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横冲直撞过的，现在沉没在污黑的烂泥沼里，只露出一个个灌满污水的车座。
廖耀湘这个美国化的蒋家心腹大将，这时正在和他的参谋长杨昆、军长李涛几个人落荒而逃，踩着高粱槎子，乱跑乱窜。身边跑过去一群群亲手训练出来的老兵。可是任凭他怎样吆喝，也没人答理他了。只得把身边这两个少将，派出去当探路的尖兵。一阵乱枪突然从屯子里打过来，仅有的“尖兵”也不知去向了。
廖兵团的覆没，如同一阵惊涛骇浪，突然扑向沈阳蒋卫匪帮这只破船。
所谓“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文官武将，以及躲在沈阳的官僚政客们，顿时象一群翻身落水的丧家之犬，只好拿飞机票做“救命符”。从二十六日起，每天十几趟运输机日夜不停地飞着。七层楼的“剿总”大厦，变成了争夺飞机票的激烈战场。可是排山倒海的东北人民解放军，也在这时候向沈阳滚滚而来，匪帮们的“救命符”也不灵了。
二十九日，“王牌”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独自逃回沈阳，只是重复着一句话：“完啦，都完啦！”
宋子英说，当时“剿总”八大处已经没人管了，都各自钻门路抢飞机座位去了，他和另外两个副参谋长一起，去找参谋长赵家骧，赵却打起官腔说：
“蒋总统的命令：投有撤退的必要，廖司令长官还要作背水一战！”
但是从辽西逃回来的溃兵，却满街嚷道：“解放军已经过辽河了！”他们散着裤腿，拖着破鞋，连“剿总”的白面仓库也抢起来了。
当天下午三时，两架运输机已经起飞，又被无线电话叫了回来。飞机刚刚着陆，卫立煌的卫士们立刻一拥而上，拖死猪似的，把连哭带骂的乘客们，全拖下飞机。
飞机场上，卫的警卫团分布在跑道两旁，象防波堤似的，把上千的大小“官员”挡住。
卫立煌和几个嫡系高级将领一上飞机，广场上顿时象地球崩裂一样，轰起一阵绝命的狂号，全副武装的警戒线也被冲垮了。
黑压压的脑袋淹没跑道，围住飞机，冲着飞机舱口浮沉滚动着，这个说“我是少将主席兼行政委员！”那个说“我是中将参议兼高级顾问！”都一个嘟嚷着自己所有的官衔和最大的阶级，向站在飞机舱口的卫匪呼救。
伪嫩江流亡省主席兼“剿总”秘书长彭济群，让古普车朝着舱口倒开过去，从车座迈腿爬上飞机，被扶梯上的卫士一脚踢翻下来，栽到古普车里。
而匪帮们还是挤着，扑着，厮打着，在末日的呼号中向前挣扎着，差点没把机身撞翻。直急得卫立煌顿脚大骂，又怕狗急跳墙；也等不及飞机满座，便下令飞逃了。
五、决裂
——京国民党政府崩溃前的一幕
一
汪纯真早就决定不随父亲到广州去。和家庭分裂的局面早就形成了。
她父亲是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专员，外祖父是何应钦长行政院时的副院长。她自己是个大学生，在社会系学习。关于中国社会往哪里去，跟父亲他们的意见不同。
早在刘、邓大军挺进到蚌埠的时候，国民党国防部长徐永昌就跑到她家里讲：“快了！两个礼拜，南京就可以听到炮声！”父亲他们（财政部和行政院）就是这时决定要撤退的。父亲说：“跟着走吧，南京是要被围攻的！到那时，有金条也买不出面包来……”
女儿说：“不会的，我看越到后来越不可能坚持。可能兵临城下，问题就解决了。”
父亲摇头。不说话。不满意，也不相信女儿的回答，女儿的谈吐中总有一种隐约的敌意的东西，似乎越到这时局“紧张”的时候，越加分明了。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女儿在最近一、两年内显然地变了。
一九四八年的上半年，父亲从被围的太原孤城飞归馁到北平转南方来（这以前他是蒋方晋绥区货物税局局长），先只知道北方的学生“动得很厉害”，以为女儿在南京念书的这个美国教会学校（金陵女子大学）一定是很平静的；但女儿竟是学生运动里的积极分子了——这—套他是看不惯的，“我拿这些钱不是安培养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信徒，”父亲愤然地说，又问女儿：
“贝尔纳斯《战后回忆录》你看过吗？”
“没有。”女儿说。
“以后由我介绍一些书绐你看吧。”
“这些书吗？”——女儿问——“我不用看。”
“你懂吗？”
“不用看，我就懂，我晓得它讲些什么。……”
父亲怔住了。是谁把他的女儿改变成这样的呢？南京——竟能使青年变成这样么？
父亲是一九三O年到德国学“经济学”的。他曾经一再地劝女儿不要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他从不承认马克思著作了什么经济学。用他的话来说：“马克思不过是写了从政治方面鼓动工人农民革命的书，”女儿问他：“你好好看过吗？”父亲讲不出来。父亲常常称自己是“纯粹的经济学者”，他的优裕生活——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坚固立场——使他从来不把眼睛转向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他也不满意于腐败透顶了的这个国民党政权，但还是为它服务；这是为了自己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上的偏见，又是为了自己没有勇气和力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思想基础。女儿为父亲的问题深深思索过；他能够改变吗？能够争取吗？应该争取吗？“不，”女儿自己回答了：“应该争取他，但要他真正改变是很困难的，这还需要时间、历史，给他进一步的教育。主要，他不可能放弃他那富裕的。享受的生活，这是一个关键。”
另外一面，父亲还竭力要女儿随着他走。这也是枉然。从去年十二月份起父亲要女儿先照相，以便买飞机票，又要她办转学手续，好到广州去继续升学，女儿都拖延不办，甚至明确拒绝了。
最后，（经过了三次逐渐激烈的辩论）情况是更僵了。这次父亲已经把飞机票办好，明天清早一定要女儿也一同飞走，父亲提出：“要不走，登报脱离父女关系！”这回他是大发脾气了。
女儿倒冷静起来，她说：“你要脱离关系，我倒不希望—定要这样做；假如你一定要这样做，任凭你登报好了。”
“你不要想我会再供给你读书的经费了！”父亲进一步的表明态度。
女儿说：“没有家庭供给自己读书的人，多得很！解放军来了，我就可以参加解放军！”
父亲发火到极点了，望着母亲，指着女儿说：“走，非带走她不可！不带走她会变成共产党的！”
“对啦，我还不是共产党——女儿答辩道——但是我要留在这里，等共产党来！……”她还想说：“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比你们所统治的世界好得多了！”但又想，不要太激怒了他吧，就没有说，只在心里想：“我老早就希望快快解放，现在刚刚等到快解放了，我还走吗？”
母亲在旁哭起来，她是个没有定见的人，没有能力和解现在父女间存在的巨大的矛盾，女儿走拢去，回答母亲的话：
“你们走就走吧，不要管我。什么东西我都不要，请你放心。”
母亲说：“那边军队来了，不会惹你吗？”
女儿说：“人民解放军只捉战犯。对知识分子是尊重的，你不要听谣言。其实，只要父亲能改变他的思想和态度，人民是会原谅他的……”
父亲走过来说：“你不要受共产党的骗了！”
女儿从沙发旁边完全立起来，站直了；她说：“我没有受骗，将来我的日子会过得比你们要好些；会非常自由、愉快；将来你们会看见的。”又伏下身去说：“母亲，再见了。我回学校去。你们不要再找我了；你们要逼狠了，我就马上跑到解放区去。”
这以上是一段实事的记录。谁能够和解这个家庭的矛盾呢？
二
现在，已经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的下午了。在此以前的一天，解放军已经渡过了长江，向南京进击。同学们告诉汪纯真，说她的外祖父（伪行政院副院长贾景德）在刚才两点钟时候也起飞了，是打电话来通知的；汪纯真在学校迎接解放的应变组织的瞭望台上值班瞭望望，没有接到电话。这个心情沉重的“副内阁总理”走的太仓皇，他也知道这个外孙女不会同他一起向南方逃走的，电话里一句话也没有多说——他走时那种悲哀的心情与面容，汪纯真是完全能够想象得到。
这时候，南京上空还忙碌着机群结队南飞的声音；这是蒋家王朝的官员们在南京最后一次的飞行了。汪纯真仰望那些机群，心里默念着：“这是他们走了。家庭关系，从此断了……”但是奇怪，她忽然想到她这样坚决不去广州，父亲母亲一定很伤心，又想到父母从此不可能再干涉她的进步，同时在其他方面也不可能再关怀她了，倒觉得心里有些发软，有些“难受”。“这是不健康的，——”她马上想——我不能为这些行将灭亡的东西悲哀，为什么我对家庭还能有这点忧伤之情呢？她听着长江对岸的炮火正猛烈的向这边发射，心想：“摧毁它吧！这些旧感情。南京的新生，就在眼前了。我不信赖父母，自己身上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了。这还不值得高兴吗？”
接着，汪纯真对新生活来临的喜悦，是远远超过她那忧伤的回忆了。二十三日上午，国民党特务警察已撤退，这学校的同学和教职员们都围在校园里形成了一个个小圈子在谈话，等待情势发展，打听解放军进城的消息。汪纯真更兴奋了。到下午，她在学校里没法安静下来，跑到街上去看剩下的国民党军队撤退的狼狈情况，心想：“看看这最后一幕吧。”看了这些，又很自然地走到她外祖父的家里去，外祖父贾景德的院子只是一幅荒凉景象，往日的热闹与宾客完全不见了．留下的老年仆人对这位从前的“小姐”鞠着躬，嘴里说：“副院长走了！”汪纯真稍带一点迷乱，马上沉静地回答说：“我知道了。”，顷刻之间，她在这座人去楼空的公馆里已经能用冷静的眼光来作观察了；她从这沉闷的空气里，已经能具体地看见这个官僚买办资本独裁政权所豢养的高级官员大家庭的崩溃和败倒：从前这客厅里来往过竞选猪仔“国大”代表的亲戚朋友们，沸腾过因裙带或同乡关系而“晋京”找事求官的各色腐败人物们虚伪的寒喧和客套，观在，他们都无影无踪、随大势而去了；如今满地上都散乱着字纸，名片，空的洒瓶，楼上楼下短间屋子都空空如也，在前三天（十九号），汪纯真还故意回这里来看过一趟外祖父，她是想把自己对家庭要断绝关系的话对外祖父说一说，哪知那时贸景德表情就很沉重，使得汪纯真无法提到自己的事；只是向在一块吃晚饭的时侯，老头子猛然问这外孙女道：“你们住美国教会学校为什么也反对美国人呢？”汪纯真回答：我们不是反对美国人，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老头子又不说话了。直到最近这一时期，汪纯真越来越觉得这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们的弱小了。这不是在体形上，或年龄上，而是在思想上，在对于自己前途信心的认识上，汪纯真是一次次地看出这些官员们的颓唐不振丁。现在她毫无目的地在这各个屋子里走着，觉得自己与住这些屋子的人们相比，实在是清醒，实在是值得自豪！她没有跟他们去走那一条死路。记得她父亲走的时候说是要去教书，汪纯真劝过他：“算了，不要教书了，现在学生们要的不是你那—套。”真的，连自己女儿都不相信的经济学，还拿去教谁呢？此刻她走出这些屋子，迈出大门，松一口气，心情倒是轻快了不少。
跑回学校，汪纯真在同学中忙着布置学校的警卫。这晚上她守候着电话，安静又是激动地等待着各个学校互相通知解放军何时到来的消息。等到最后，她接到电话通知说是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到下关了，整个学校的同学都欢跳起来，互相拥抱，这里完全是不平静了。南京完全在狂欢中，完全不平静了。忽然她想起父亲走前的话，说是他“最好到四川去，过一段平静的生活。”“不会得到那一种平静的！——汪纯真一面和同学们在写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小纸旗，一面心想着——要就是我们这里胜利的欢喜，要就是你们那里临到死亡前的分崩离析。你所学的经济学不能使中国繁荣和富强起来：我如今所走上的道路是多么对啊，你不要很久？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