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对敌人堵塞我船筏出口的障碍物，或直接排除之，或另辟水沟驶出船筏，或推船筏翻过坝头出江，均须依据具体情况而决定之。但船筏应排列于隐蔽的船坞，以便防空而又容易出航。
其六，因长江及其两岸地形经常变迁，故不能专靠地图，必须实地侦察，进行判断，而善于利用之。
（一）江幅狭窄部容易漕渡，且便于我岸火力掩护，但一般流速大。
（二）江幅过宽，则与上项相反。如江中有浅底，特别是有错综罗列的江洲，则敌人舰队受到一定航路的限制，易遭我炮击，故只能以小艇游击。这些江洲我应分别夺取之，而以火力互相掩护，逐步跃渡长江，或仅据江洲作为掩护渡江的阵地。
（三）江身弯曲部向我岸鼓出者，可以组织交叉火力，掩护渡江。
（四）南岸常有淤泥，特别在敌短兵火力下不易登岸，这要我们善于组织战斗，并铺上芦苇或木板通过之。
（五）南岸湖沿限制我登陆机动，我只能用之作为掩护阵地。我在登陆后，必须向无障碍地带机动。
（六）如登岸处急峻，则先头部队须带绳子、梯子攀登之，尔后即修筑码头与通路。
其七，当我占领南岸掩护阵地时，我炮兵应先以一部转移到南岸阵地，支援部队向前进展，压制坦克活动，拦阻敌人逆袭；或炮击敌舰，掩护渡江。此时两岸的对空射击，应能确实掩护渡江。
其八，各路渡江军队应以宽正面而有重点地（对敌弱点）同时渡江。一达南岸，即控制要点，首先以足够的兵力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接应友邻登陆，其主力接着（即主要地）放胆向指定地点透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歼之。不可为途中残敌（或掩护部队）所抑留。这些残敌，只能由后梯队派一部兵力肃清或封锁之。各部队在挺进攻击中，应有随伴炮兵并大量发扬飞雷（注：即以迫击炮或抛射筒发射炸药包，炸毁敌工事）与爆炸的威力。
其九，我军一达南岸，应向主要方向派出先遣支队，察明敌人纵深部署与我军前进道路之状况，最好以工兵带器材附于该支队，扫除地雷与修复道路。
其十，在渡江作战向江南进军中，对敌人的政治攻势必须与战斗密切配合实施，以达到从政治上瓦解敌人之目的。（《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580—583页。）
刘伯承将这份战术指示交给参谋长李达，对他说：“将它印一些，下发到团一级指挥员。我们要让每一个指挥员打明白仗，要让他们在战斗之前就知道如何去战斗，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牺牲。”
3月31日，李达参谋长拿着一份电报走进刘伯承的办公室。“司令员，总前委来电子，让我们在棕阳至望江段之间渡江，渡江后以一个兵团向浙赣线挺进，其余部队往东向三野靠拢，接替三野留下的任务，准备攻取南京。”
刘伯承高兴地说：“好啊！我们该往前转移下。通知部队，明天出发，进驻舒城！”
十二、大战未起，“御林军”倒戈，国民党朝野上下震动
1949年3月24日，国民党第97师师长王宴清率部渡江北上，投身于人民怀抱。大战未起，一支“御林军”即已倒戈，在国民党朝野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国民党第97师是“首都警卫师”，原是蒋介石及其高级官员的内卫部队，该师的289团，前身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警卫团，直接负责蒋介石本人的警卫工作；第290团是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长时的警卫团；第291团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警卫团。三个团共13000余人，是—支地地道道的“御林军”。
1948年，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国民党频频失利，兵员枯竭，首都防务捉襟见肘，不得不将这支“御林军”与第102师合编为第45军，名义上算是野战部队，实际上仍然负责南京城内的警备任务，归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指挥，军长是赵霞。王宴清于1948年9月接任97师师长之职。
1948年11月中旬，97师奉命调往沿江一带布防，3个团分别在板桥、江宁和铜井三镇，师司令部设在居于三镇之中的江宁要塞，与289团毗邻。因此，王宴清同该团团长杨镇洲、副团长邓健中，有比较多的见面机会。从不断的接触中，王宴清发现，杨镇洲粗犷豪爽，邓健中沉毅稳健，二人为人都很正直。三人每当谈起战局，观点总是不谋而合。
一天，他们相聚中山陵，在无梁殿北伐烈士祠前，面对四壁镌刻的北伐阵亡将士名单，无不有感于衷。邓健中感慨地说：“人生百年，终难免于黄土。一个人死后，能在这里占有方寸之地供后人瞻仰怀念，应该说是不虚此生了。”
杨镇洲说：“等我们这些人死后，怕享受不了这种待遇。”
王宴清见时机已到，有所指地说：“那就该好好地反躬自省。当前，共军已占领东北，百万大军入关，平津陷入重围，听说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看来华东战局不日可见分晓，共军挥师南下，饮马长江，恐怕也不是天方夜谭吧？像我们这般下去，将成为千古罪人。”
话已近乎讲明，邓健中见此似乎也就无所顾忌了，他说：“我记得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这样一句话，‘勇夫当识义，智者必怀仁’。作为军人，决不能不明正义地一味盲从，一味愚忠。历史上岳飞的悲剧，不能在我等身上重演。”
杨镇洲点头称是，王宴清心中暗喜。
对王宴清的情况，南京地下党也有所掌握，他们派《大刚报》记者、地下党员陆平同王宴清建立了联系。不久后，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史永来到壬宴清家，对他说：“在这伟大的变革时代，你们能分清善恶，明辨是非，甘愿冒生命危险作一番壮举，精神实在可贵。我们表示极大的感谢。”
王宴清说：“我们之所以决定起义，完全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希望为人民作一点贡献。如果计较个人得失，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望能理解并向地下党和党中央转达我们的衷曲。”
地下党组织对王宴清等人的心情是十分理解的，他们正式通知王宴清，今后的行动归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指挥，到时候，会通过电台指挥他们行动。陆平对王宴清说：“你现在把师部电台的呼号告诉我，随后我把密码告诉你。”
王宴清将电台呼号告诉陆平后，陆平又问：“在唐诗里面，你哪一首最熟？”
王宴清说：“葡萄美酒夜光杯”。
陆平说：“就用它作密码，今天定下来，我立即电告三野。”
“估计行动之时为期不远吧？”王宴清兴奋地问。
陆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吟了两句古诗：“正是春雷动地时，城头已闻战马嘶。”这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暗示。
王宴清从此后心情就非常激动，结果一下子办了三件欠考虑的事。
第一件事是，在全师连以上干部会上，王宴清为了给起义打一点思想基础，说了几句真心话。他说：“抗日战争打了8年，接着又于打内战，真是无意义，老百姓不愿打仗。纵然有长江天险，打下去也无必胜把握。”
第二件事是，起义骨干赵昌然，自告奋勇去做守卫机场的宪兵队的工作，他说：“那里有我一个同乡同学，可以去试试，争取他采取一致行动。”王宴清考虑到控制机场的重要价值，表示同意了。
第三件事是，在同陆平确定了三野同师部的电台联系方法后，王宴清返回师部才发觉自己还不知道向三野呼叫的信号，于是用电话同舅父联系，想找陆平问个清楚。接电话的正是陆平。王宴清开门见山地张口就问：“你们的电台呼号是什么？”谁知“啊”了两声，就挂断了电话。这个从军部转出去的电话，谁能担保无人监听呢？
果然，3月22日，事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上午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召集45军营长以上军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一开始，张耀明就突然宣布撤消军长赵霞的职务，遗缺由副司令陈沛兼任。他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卫戍部队中有人意志消沉，在军官集会上散布失败情绪，瓦解军心，这实际上是为共匪张目。如果他不愿意为党国效忠，他可以立刻滚蛋！我决不允许有人在我们内部搞鬼！”
王宴清的心一下子紧缩了，他已经猜到张耀明话中所指。就在王宴清忐忑不安，准备迎接灾难临头的时候，张耀明把目光盯到他的脸上，恶声恶气地说：“王师长，你今晚到我家里去，我有话同你谈。”说罢就悻悻离席而去。
事情来得这么突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王宴清百思不解。在同军长赵霞同桌吃饭时，王宴清终于打听到一个消息：原来有人告密，说赵参谋在外边乱说乱讲，引起了上头的注意。王宴清总算有了一点底，回味张耀明所说的“谈话”二字，以及谈话的地点是在他自己的家里，他觉得事情尚未发展到最坏的地步。
谁知，原本约定晚上的“淡话”，又改到24日上午8时在卫戍司令部进行。这一下王宴清可紧张了。他想当晚把家属转移，并同地下党联系，商量一下对策，但又担心特务跟踪，弄得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误了大事。所以只好静观事态的发展，走一步应付—步。
24日，王宴清按时来到设在长江路上的卫戍总司令部，举目望去，警卫森严，连总司令办公室的门口也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时至今日，王宴清往回走已是不可能的了，只得硬着头皮往前闯。
张耀明一见到王宴清，就恶语伤人：“我过去把你当作小老弟，现在看来，你不是人！”
王宴清毕竟是久经沙场的人，他虽然感到事情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但他觉得，既然用谈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说明自己还有辩解的余地。于是，他故意茫然地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事？”
张耀明把一张纸条往王宴清面前一推，“你做的好事，你自己看！”
白纸黑字，历历在目：“王匪宴清被共产党金条收买，拉拢部下，密谋叛变，该匪在军中散布流言，扰乱军心，并派参谋赵昌然发动宪兵队参加叛乱，欲占机场，拦捕我高级将领。”
语语道中，字字惊心。王宴清虽然不寒而栗，但他知道，眼下需要的是沉着、冷静。他缓缓地坐下来；说：“总司令，如果这张纸条上说的是事实，就请拿出证据，既然共产党用金条收买了我，我请求，现在就派人到我家去搜查，搜出金条，我甘受军法制裁。”王宴清的口气很硬，因为他家里根本就没有金条。
“那么，你集合全师连以上军官讲话，说这个仗打得没有意义，这也是冤枉你吗？”
王宴清不得不承认：“确有其事。”
张耀明说：“你身为师长，怎么能对部下讲这种混账话？”
“那天，我心情不好，又喝了酒，发了几句牢骚，事后自己懊悔了好几天。总司令明鉴，如果我真的图谋不轨，会集合大家公开宣传吗？我当真蠢到这种地步？”
张耀明面对王宴清的“以攻为守”，一时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会儿，命令道：“你打个电话，叫赵参谋到这里来一趟。”
明知他要对质，王宴清也不敢违抗，索性坦然地打了个电话，叫赵昌然立即赶到总司令部。
“你在这里等侯，没有我的命令不准离开！”张耀明说着走到门口，又同卫兵嘀咕了几句，急匆匆地走了。
王宴清被软禁起来。
不久，副总司令覃异之突然来了。王宴清抓住机会，激动地对他说：“我是黄埔军校和陆大毕业，历史清白，而且校长亲自召见，委以重任。眼下却蒙不白之冤，希望你能主持公道。”
覃异之和颜悦色，似有同情之感，但却笑而不语。当赵昌然来了之后，覃异之即把他领到了隔壁，进行了一番盘问。
一直等到下午5时多，谁也没有再来见王宴清。就在王宴清痛苦、焦灼中冥思苦想时，覃异之又来了。他带给王宴清一句意想不到的话：“你回家去等着，随传随到，快走吧。”
王宴清立即离开了卫戍总部，赶回家中。他在家中只停留了5分钟，除了对夫人曹恬说了几句宽心话，关于起义的事情连一点暗示也没有。接着飞车直驱江宁镇，他的师司令部。
几十分钟后，就在张耀明责怪覃异之不该放走王宴清的时候，王宴清已经召集杨镇洲、邓健中、政治部主任萧汉杰、警卫营长叶宏昌、中校参谋黄克栗等骨干，商量起义的事情了。王宴清知道，在这紧迫的形势下，再同地下党联系，和等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再开放江面，迎接大军，都是不可能了。这等于俯首待毙。与其如此，不如孤注一掷。
王宴清将提前行动的决定，公开告诉他们，几个人不禁为之愕然，有的提出了异议。
叶宏昌提出，江面控制很严，不宜过江。
黄克栗说：“所有大船均已强行集中在下关，几叶扁舟怎能抵挡封江的第二舰队？而且总部早有明文：凡未经批准夜间过江的船只，一律击沉勿论。这该怎么办？”
“船包在我身上。”邓健中说，“江边渔民还隐蔽有部分船只，只是小一点，等下我就派人去搜集。守卫江边的290团1营营长易文超是我多年老部下，他一定会协助，一般说来，二三十条不成问题。”对于炮舰封江问题，邓健中胸有成竹地说：“封江军舰的位置，在我们重追击炮的射程之内，它如敢对我们开炮，我们就用重追击炮的密集炮火还击，完全可以将其击沉。”
王宴清命令说：“就这么办。邓副团长，你马上就走，负责搜集船只，并在南岸设置迫击炮阵地。”
接着，王宴清又把大家招呼到作战地图前，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根据我们所知，在芜湖以东、丹阳以西沿江地区，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抽调一个师兵力来进攻我们，即使勉强纠集一些部队，最快也得在明天拂晓以后才能到达我们的防区。因此，只要今晚渡江，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稍停，王宴清又说：“我们不是走投无路才决定起义的，目的是想带大家共同走上光明之路。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不想过于勉强你们，自己决定吧。”
光明与黑暗的抉择，诚挚而善意的开导，使几位刚进入情况的参谋坚定了决心，他们都表示：“跟师长走，决无反悔！”
但是，眼下只是解决了289团和直属部队的起义问题，其余两个团又该如何办？王宴清不能不作一番缜密思索。290团一个营在江北七坝，离起义渡江的地方较近，部队过江之后，可以亲自下命令给黄子安团长，要他们随师行动，谅他不敢不从，至于291团，一来距离甚远，二来团长王义鸾政治上保守，即使骗他过江，也不易取得一致行动，反而可能招来一些麻烦。暂时放一放，过江后看情况再定。
直到一切布置停当，王宴清才想起了家人。他看了看仍在不安中的萧汉杰，心想：此人胆小怕事，带他走也起不了大的作用，倒不如让他回去通知妻子尽快转移，对他来说，也算是个顺水人情。于是把想法告诉了萧汉杰。萧汉杰自然是求之不得，匆匆告辞，返回南京。
3月24日，夜幕已经拉开，起义前的司令部里，人们都在根据王师长的安排，忙着各自的工作。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司令部的寂静。王宴清拿起话筒，听出是副司令兼45军军长陈沛的声音：“王师长，刚才张总司令叫我通知你，明天他请你吃早饭，你可一定要来。”
对于这个“邀请”，王宴清自然是心中有数的。他想：上午还骂我“不是人”，禁若囚徒，而今却以客相待，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他应酬道：“我来，我来，张司令这样看得起我，我一定赶早来。”放下话筒，他在心里说，再见吧，南京！
晚上8点30分，江面灰蒙蒙的，东南风一阵紧似一阵，二十多条小船聚集在小小的码头上，首尾碰撞。部队上船的动作静肃而迅速，井然有序。每条船坐30人，篷帆升起了，凭借着东南风，向江北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