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中的百里江面上，数千只木船竞渡。炮弹爆炸掀起的根根水柱，在敌人探照灯的光柱闪动之下，跌落下来，像一朵朵巨大的水花。从江北看去，每只船后都挂着一盏红色指示灯，如火光点点。整个渡江场面宏伟壮观，激动人心。
一、中央军委指示：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
1949年4月10日晚，北京香山双清别墅院内，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正在研究和谈与渡江问题。
周恩来屈着左手，坐在沙发上说：“和平谈判已有进展，可能于4月15日以前达成协定。”
朱德说：“这样，我们还按原计划不变，要求部队在4月15日之前做好渡江准备。”
毛泽东一直在抽烟，一付沉思模样。听了朱德的话后，毛泽东问：“长江水位在一个月内有没有大的变化？”
朱德放下刚刚端起的茶杯，回答说：“我们前两天打电报给总前委询问一月内水情，他们还没有做出明确答复。今天早晨，总前委来了一封电报，说已经派部队调查去了。”
“总前委在电报中说，曾希圣在长江边驻过数年，他说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到那个时候，渡江作战将会很困难。”刘少奇补充道。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一手叉腰，走到大幅地图前，思虑了一会，说：“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的协定。这些天，我同南京的各位代表都交谈过，他们都不愿意再打下去了，所以，如果和平协定能够签订，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就可以改变为和平渡江，这样，渡江的时间势必要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
原来毛泽东关心长江的水情，是想推迟渡江的时间。
毛泽东接着又问：“总前委对推迟渡江有什么意见？”
刘少奇说：“总前委认为，‘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渡江，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那时又因江水上涨不能渡江，只好到秋后过江，这样就给了敌人好几月的布防时间。现在我百万大军拥挤在江边，粮食、柴草都非常困难，如过久推迟，必须将部队后撤。’”
朱德也担心推迟渡江时间，会给作战带来不利，他说：“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我看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这个方案更为有利。”
毛泽东从地图前回过头宋，微笑地对众人说：“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战也。如果我们能够和平过江，可以避免许多牺牲。这些年，我们的牺牲已经不小了。”
毛泽东以一个战略家的胸怀对待战争，他希望用战略家的智慧来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尽量避免让士兵们流血。
尽管如此，刘少奇仍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说：“渡江的时间不能推迟太久，若推迟半个月至一个月，万一和平渡江不成，战斗渡江也很困难了。”
周恩来眼见大家的意见不一致，不好表示支持哪种意见，而是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他说：“从南京代表团来看，和平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他们未必能够代表南京政府，未必能够代表蒋介石，所以我们对和平也不要希望过高。我看还是推迟一个星期。给南京政府一段时间准备签字。如果他们不签字，这时才4月22日，离5月份还有8天，我们完全有时间通过战斗来渡江。”
毛泽东见此，也不好再坚持持自己的意见。“那就这样吧。告诉他们，让他们做好推迟一星期渡江的准备。”
朱、刘、任对这样的安排也表示同意。
很快，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了一份命令：
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10日3时电悉。
（一）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二）按照总前委10日3时电，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即由4月15日至5月初，尚有半个月至二十天未发大水，我军从4月22日至5月5日十四天内渡江完毕，似乎并无不利情况。是否如此，请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张震即日电告自己的意见，以凭决策。
（三）现南京主和派（李宗仁、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及行政、立法、监察三院大多数）正在团结自己，准备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共同反对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此种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准备于15日或16日签字。签字后两天（即18日）公布，对于主战派及江南敌军，估计必起大的瓦解作用。
（四）和平协定签字并公布后，李宗仁、何应钦须有数天时间（即17日至21日），说服汤恩伯及江岸敌军，向后撤退若干里，或让出某几个地段给我军。
（五）我们方面，则协定公布后还有数天时间，即18日至21日未渡江（协定规定签字后立即开始实行），对于南京政府及江南军民表示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
（六）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的损失只是推迟七天渡江时间，此外别无损失。
（七）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七天时间，即23日至29日，但此刻不作此决定。
（八）你们下达推迟渡江至22日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九）总之，4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
（十）每日联络，随时电告你们意见。（《渡江战役》，档案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79页。）
军委的电报传到了陈毅、邓小平手里，传到了粟裕、张震手里，传到了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手里，也传到了谭震林的手里，但是由于他们不在一处，所以无法对此进行讨论。
粟、张在江苏泰州以南白马庙三野指挥所，指挥东集团作战。
刘、张、李在安徽舒城二野指挥所，指挥西集团作战。
潭震林在安徽庐江第7兵团指挥所，指挥中集团作战。
陈、邓坐镇合肥郊外总前委。
邓小平拿着电报，对陈毅说：“陈老总，你看我们如何答复中央？”
陈毅双手叉腰，站在窗前。他已看了军委的电报，此时心里正有点想不通。他说：“依我看，推迟渡江的困难较大。就长江水势来说，推迟半个月渡江，估计尚无大碍。长江5月份涨水，但今年不一定是一到5月1日，它就涨，这还得有一个过程。但是，粮食没有，草料也困难。”
邓小平把电报放在桌上，坐下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中央要求我们推迟渡江，这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战争要服从政治，我们也只好遵照中央的指示行事。”
陈毅说：“原定4月15日渡江是大家定下的。现在要等谈判的结果，南京政府哪里会和我们认真谈判，他们的目的是拖延时间。我们推迟渡江，正好上了他们的当。”
“当然，不要推迟渡江最好。”邓小平站起身，走到陈毅面前，“不过，军委已经决定推迟一个星期，这一点已经不能改变了。现在我担心到了22日，我们又要将渡江的日期往后推。”
陈毅一听这话可着了急；“不能再推了，我们赶快给军委去电报，谈谈我们的意见。也给伯承、粟裕去封电报，让他们给军委反映一下情况。”
向上面的汇报就这样决定了，可怎么向下传达呢？怎么告诉部队推迟渡江原因？军委在电报中要求陈、邓：“在下达推迟渡江至22日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了士气。”
对于这个观点，陈毅、邓小平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对下面的工作怎么做，这是他们的事，可以不受军委的约束。陈毅说：“我们不要回避‘为了和谈而推迟渡江’这个原因，只要我们从正面说清楚渡江与和谈之间的关系，不会因推迟渡江而松懈士气。”
邓小平赞同陈毅的观点：“我们要相信干部的觉悟，可以向他们说清楚，我们的部队，我们还是了解的。”
为此，陈、邓给二野和三野前委，以及各兵团下达了一封电报，明确说明了推迟渡江的原因，由此可以看出他俩办事的风格。电报说：
二野、三野前委，各兵团党委并报军委：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以下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订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工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凭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渡江战役》，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这份电报在下发的同时也上报给了军委。军委接到此电报后，对他们没有按指示去做不但没有责怪，反而来电说：“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
军委还告诉陈、邓对和谈的一些看法，他们在电报中说：“我们现在要李、何、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五人来北平共商。如彼等不来，则由张治中派人回南京征求意见。如南京根本拒绝，不愿签字，则争取张治中代表团签字，然后由我军渡江，威迫南京批准。如果南京因受美蒋胁迫不敢批准，并逃往桂林，则将协定公布，号召一切国民党主和派分子（单南京立法院即有一百多个立法委员认为无论如何要和，并谓非共军渡江不能解决问题）拥护协定的执行。万一连张治中也不敢签字，则其曲在彼，我方可将协定草案公布，争取人民及国民党中主和分子及爱国分子的同情，对我军南进甚为有利。而我军损失，不过推迟七天或十天，至多十二天的时间。”
从上述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和谈与推迟渡江可能的有利与不利影响，考虑得也是非常周到！
二、百万雄师横渡，争夺渡江“第一船”
和谈协定已经制定，可南京政府迟迟不作答复，可急煞了渡江前线的各级指战员。为此，中集团总指挥谭震林和两位兵团司令王建安与宋时轮来到总前委。
陈毅见到他们非常高兴，拍着王建安、宋时轮的肩膀，笑着说：“怎么了？等得着急了吧。”
王建安、宋时轮带着一身风尘，没等坐稳就问：“陈老总，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渡江？”
陈毅说：“如果谈判破裂，20日之后我军如何渡江，不受任何约束。现在担心的是，假定南京政府同意签字，他们要求再给几天时间重新调整部署，军委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推迟几天，推到25日。”
第7兵团司令王建安一听此话，赶忙说：“继续推迟比较困难，部队已经做好了20日渡江的一切准备，现在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如果又推迟几天，我担心会松了劲，短时间难以恢复，”
“我们不必对国民党一再让步，打给他们看看。只要我们一渡江，他们也许才会答应签字。”宋时轮在一旁语气坚定地说。
谭震林也不同意继续推迟渡江的时间，他说：“大兵团作战，最怕犹豫不决，兵法说，‘—鼓作气，再而衰’，只要国民党20日不签字，我们立即发起进攻。”
邓小平和陈毅二人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渡江成功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须的情况下，不能推迟渡江的时间。延长一天时间渡江，困难就增加一分，影响士气，特别是有可能会暴露渡江的地点。
1949年4月17日，凌晨l时，陈、邓以总前委的名义，给军委的二野、三野发了一封电报：
军委并二野、三野：
铣（16日）8时电奉悉，我们找谭震林、王建安、宋时轮三同志来商谈结果。
（一）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养（22日）夜举行，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而在政治上我们估计敌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以便团结内部作最后抵抗，此种征候已日益明显。今天南京广播，在汤恩伯总部之下组织“京沪杭敌务委员会”，汤兼主任，谷正纲，邓文仪等为常委。即其具体步骤之一。故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我们渡江成功之后有可能。所以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须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有（25） 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
（二）我们审慎研究渡江有把握，现芜湖、安庆段九、七、三等3个兵团准备均属充分，至少有一处必能首先成功。只要有一处成功且能立稳脚跟，其他各处即可随之成功。
（三）过江后的部署，我们拟作一些改变，即将陈（锡联）谢（富治）三兵团直出徽州，然后沿浙赣公路向东前进。宋（时轮）郭（化若）九兵团担任芜湖、南京的监视任务，而将主力置于南京以南地区。陈赓第四兵团仍沿江东下，首先接替九兵团在芜湖的任务，并准备加入攻取南京。其余王（建安）谭（启龙）七兵团、杨（勇）苏（振华）五兵团之任务不变，这种处置的好处是部队便于展开就粮，并可避免部队过于拥挤，而对支援东线亦未减少力量。特别是我三、五两兵团一沿浙赣铁路一沿浙赣公路平行东进，对敌震撼更大。此种改变是否恰当，请军委核示，请二野、三野提出意见。（《渡江战役》，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
2小时后，军委复电：
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
我们铣辰㈠6日9时）电问你们是否可以由22日改为25日渡江。是假定南京同意签字，并且假定20日确实签了字而要求我方给几天部署时间而说的，并非一定要改至25日。南京是否同意了20日签字，决定于美国及蒋介石的态度，因此把握不大，南京方面认为我军渡江有很大困难，他们不相信我军能够大举渡江。我们估计他们20日以前可能不理我们，要看一下我军能否于20日以后真能渡江。假如我军真能于22日渡江成功，则协定仍有可能于二十三、四、五等日签订。故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22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军委（《渡江战役》，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