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统率三十六将，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宋江等人的结局还算不错，这不仅符合民间绝大多数受众的期待，也反映了江湖艺人的梦想。
中国人在审美习惯上是喜欢大团圆结局的，特别是宋以后的通俗文学，大团圆倾向更为明显。这与通俗文艺面向市场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多有缺欠的平民百姓，为了求得心灵上的安慰，更是喜欢大团圆的故事。“买主”既有这个要求，“卖主”就要使买主满足。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古今小说》卷末所附的！绿天馆主人叙》中说：“大抵唐人选言，人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如果我们把这点不只理解为语言，其内容的“通俗”（例如大团圆的情节）也是为了满足广大听众的要求。不同类型的人，有不同的大团圆。青年人的大团圆是才子佳人，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文人的大团圆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官员们的大团圆是出将人相，连升三级；平民百姓的大团圆是生活富足，子孙满堂……什么是敢于武装反抗的游民的大团圆呢？我想应该是发迹变泰，具体说就是成为帝王将相，最高的当然是做皇帝，最低的也是招安做官。不仅江湖艺人这样想，观众听众也是这样企盼。宋江没有做皇帝是历史事实，谁也改变不了，于是，便采用了招安做官。这样的故事不仅寄托了创作者的理想，也反映了平民百姓的心理需求。所以说“招安”这个被现代人所诟病的“投降主义”，恰恰反映了广大平民百姓的善良愿望，它更是游民重要的爬升之路。
(2)招安是忠义的载体
招安本来只是统治者招抚犯上作乱的一项政策，但到了南宋当“忠义”成为朝廷最关注并大力提倡的意识形态，此时招安就成了忠义重要的载体。当金人铁骑任意驰突，北宋王朝轰然倒塌，天下大乱，千百万人四处逃窜。靠什么能把人们凝聚在一起重建权威和秩序？统治者选择了忠义，金人与宋人的冲突不仅带有民族矛盾的色彩，也是野蛮与文明之争。忠义成为南宋军民苦撑危局的重要动力。招安是江湖人为国献身必经的途径，从而获得了重大的意义。要“忠义”就得报国，那么歌颂为朝廷献身的人士是朝野的共识。这成为江湖艺人在演出宋江集团故事时公开肯定和歌颂他们的基础。
为了使招安更易于理解，说话艺人把宋江集团与太行山联系起来。今人也许对此感到诧异？太行山在山西，水泊梁山在山东，把两者混淆，简直就是“关公战秦琼”。其实在南宋两者就是混淆的。大宋宣和遗事提到英雄好汉上梁山泊，必加上“太行山”三字，仿佛梁山泊是太行山的一部分，或径直说“太行山”，如“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或“这李进义同孙立商议，兄弟十一人往黄河岸上，等待杨志过来，将防送军人杀了，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不仅！大宋宣和遗事如此，宋末周密！癸辛杂识所载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也是多次提到“太行”。
如玉麒麟卢俊义赞中有“风尘大（同‘太’）行，皮毛终坏”；燕青，“大（太）行春色，有一丈青”；张横，“大（太）行好汉，三十有六”；戴宗，“汝行何之，敢离太行”穆横，“出没太行，茫无畔岸”等。这些似乎是地理的错位，但还有些研究者提出，宋江集团故事除了水泊梁山系统之外，还有一个太行山系统的，只是这个故事没有流传下来罢了。我认为宋江故事的原始创作者之所以强调“太行”，只是顺应了当时的民族情绪，与当时倡导忠义有关。因为南宋初年王彦所率领的太行山上的“八字军”是被视为北方“忠义人”代表的，那里活跃着许多不领薪俸官饷的民间抗金武装。宋江集团的故事是当作“忠义”的故事来讲述的，讲述“忠义”怎么能不提太行山呢？
太行山的“遗迹”就是《水浒传》中也没有完全抹掉。如第十六回形容黄泥冈的地形险恶：“休道西川蜀道险，须知此是太行山。”当然黄泥冈是小说作者虚构的地名，但从小说情节来看，当属郓城县管辖。郓城地处今天山东省，怎么也搬到太行？另外！水浒传》中还数次提到宛子城（碗子城），碗子城也在太行山。
从历史真实来看，作为流寇的宋江集团没有迹象到过太行山。宋江集团活动的范围虽然很大，但是以山东西部、西南部为多，也去过鲁西北、河北东路的东南部，总之是在梁山的周围地区活动，到汴京以西的可能性不大。也许南方的说话人弄不清北方梁山泊真正的方位，也许是故意混淆，他们把梁山泊、太行山这两个相隔数百里地区混淆了。我认为不管是哪种原因，这个混淆都与当时太行山是临安军民关注的北方热点有关。
中原沦陷后，民间的抗金武装多在此地活动，或以此为根据地，以此袭击金人部队和所设置的行政机构。这些民间武装说成“强盗”，或者说成“义军”、“义民”都有些勉强，然而南宋从统治者到民众都愿意把他们想象成为“义军”、“义民”，赞誉他们为“忠义”，乐于聆听他们的战斗事迹和取得胜利的消息。因为南宋小朝廷的安全需要抗金的思想和情感的支撑，从上到下，认同忠义’而且把太行山人招安’纳人国家的防卫系统。太行山中最著名的义军是“八字军”。
北宋末在河北都统制王彦率领下聚兵太行山，所部一万余人，皆在面上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用以表达自己的决心。他们是北方汉人坚决抗金的一面旗帜，在频繁与金人交锋中（汴京一带）屡立战功。绍兴三年（1133）随张浚人蜀，在张浚所部军队中亦属劲旅。绍兴六年七月在王彦率领下“八字军”万人奉调杭州，王彦官浙西制置副使，担负起保卫京城北部安全的重大责任。这些必然给杭州人留下深刻印象。把宋江等人与太行山的“忠义人”联系起来，这一方面是为了使听众对这些武装造反者更为理解，对他们的故事不再敏感，以取得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指出宋江等人的招安行为就像“八字军”“忠义人”一样，在抗击外来人侵中是起积极作用的，他们的故事是应该受到全社会的一致欢迎的。因此说话人即使意识到宋江不过是梁山泊一带活动的抢劫集团，但他们既然要演出这个故事，也要尽量拔高这个故事的意义，这正像当今电视剧！火车大劫案也要把劫匪孙美瑶的绑票行为与“反帝”、“爱国联系起来一样。”
太行山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峰，它是一条很大、很雄伟的山脉。
太行山北起北京西山，南达豫北黄河北崖，西接山西高原，东临华北平原，绵延四百余公里。宋代宋江故事里太行山具体指哪里？
北宋南宋之际大多抗金忠义集中在太行山东南麓，即现在的山西东南的晋城市泽州县与河南北部沁阳县之间的羊肠九阪。这里距洛阳很近’离汴京也不算远’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收复了中原，还可以北向进攻太原（八字军就一度攻击了金人占领下的太原）。在两省（山西河南）交接的万山丛中，有个重要的关隘叫作“碗子城”，在《水浒传》中，讹为“宛子城”，书中多次提到，在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之后，预告全书的故事情节时就说：
有分教，一朝皇帝，夜眠不稳，昼食忘餐。直使宛子城中藏猛虎，蓼儿洼内聚飞龙。
第十一回柴进向林冲说：“自这南方有个去处，地名唤作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宛子城、寥儿洼。”第三十五回宋江也说：
“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是宛子城，寥儿洼。”其后的：“祝家庄上三番闹，宛子城中大队来”；“宛子城重添羽翼，梁山泊大破官军”。都可见宛子城巳经成为梁山泊的象征。元人的“水浒”杂剧《燕青搏鱼》，还把“宛子城”写成“皖子城”一齐的去那皖子城中送老，上稍里不眠花，下场头少不的落一会草。
“宛子城”正字应该是“碗子城”，其状如碗。现在这个小城的残迹还在，从网上还可以看到它残迹的照片。梁山泊的宛子城正反映了南宋人对碗子城的记忆，而碗子城是北方金人统治下汉人武装反抗的象征。
“碗子城”“是为太行山之绝顶”，在今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晋庙铺镇碗城村附近，是晋东南边界上的最后一个村，与今河南省沁阳市常平村邻近。相传这是唐朝名将郭子仪所筑，古城堡南边是深壑幽谷，北边是悬崖峭壁。古代著名的“羊肠九坂”就在这里，碗子城就是扼守这条古道的重要建筑。城并不大，约600平方米，石墙约6米高、4米厚，城内现在巳经无人居住，但还能够依稀看到古代屋舍的遗址。它又从属位于晋庙铺镇的天井关（又名太行关），是这一组防守关隘中的一个，居于太行山南端要冲。北宋靖康元年（1126）改称雄定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使它成为太行山的代表。
（3)水浒英雄也想回归主流社会
当年毛泽东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似乎梁山一百零八将中只有宋江一个人想被招安，如果是这样，宋江虽是梁山领袖，也有可能像王伦一样被火并。其实一百零八将中向往招安的占其全部的90%以上。
梁山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游民出身的江湖人，如武松、石秀、鲁智深、李逵、石勇，包括原来各个山头的寨主等；二是官吏阶层中的边缘人物，包括中下级武官、胥吏等，如林冲、花荣、秦明、关胜、宋江、雷横、朱仝等；三是其他阶层的边缘人，投人江湖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他们多是官方文件所说的“不逞之徒”，如晁盖、柴进、吴用、卢俊义等。这三类人，虽然地位差别悬绝，处境也有很大不同，但他们也各有各的不如意之处，这些人也多有改变自己处境的意识，民众的武装抗争就可能成为这些人改变自己处境的一个契机＇如何利用民众的武装抗争，道路只有两条，一是推翻现有政权，自己做皇帝；另外就是“招安”做官。实现第一条路，需要许多条件的配合，而“招安”只要统治者愿意就可以了，因此，宋江努力争取招安的行为并没有受到梁山好汉们坚决的抵制和根本的反对。一百零八将中的活跃人士大多赞成招安，即使有些反对宋江过急做法的人士，也非反对招安，而是不赞成不讲任何条件的“招安”。这种“招安”不仅不能使他们变泰发迹，而且威胁到个人生命的安全。他们反对的是不成功的招安，要的是成功的招安。
“评论《水浒》”时期的许多大批判文章都把武松说成是反对招安的好汉，实际上《水浒传》中最早说出“招安”两个字的就是武松。在第三十二回中，武松被宋江救下，二人同榻而卧，长夜谈心，宋江邀武松去清风寨，武松怕连累了他，要上二龙山，并说：
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
这也是《水浒传》第一次出现招安。在“评论《水浒》”的运动中为了把罪名坐实在“投降派”宋江头上，不引武松说的这句话（因为武松巳被定为“反招安派”），而突出武松这句话后面宋江与武松告别时所说的：“人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可见在招安问题上他们是没有多大差别的。除此而外，江州小吏出身、巳经在梁山人伙的戴宗在遇到游民石秀时挑动他说：
如此豪杰流落在此卖柴，怎能够发迹？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
石秀表示自己不能发迹时，戴宗鼓动他上梁山，并说：
如今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
这一席话不仅为石秀等人赞同，而且引起他的无限歆羡，当前的享受，未来的前程，都是游民所向往的。社会下层人物如此，至于那些朝廷命官出身的好汉招安意识则更强烈。
许多研究者认为梁山好汉中反对招安的领袖人物是军师吴用，他数次破坏宋江的招安计划，把宋江置于尴尬境地，这确是事实。然而，吴用也不是根本反对招安，作为军师，他要全面考虑到梁山的现实利益和招安以后梁山全体人员的安全问题，这是他的职责所在。所以他不能像宋江那样简单地、一心一意地想快点招安（这有些不符合宋江这一形象的发展逻辑）。当被奸臣蔡京、高俅所左右的招安使陈宗善到山东招安梁山好汉时，吴用向宋江建议说：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可见吴用主张在实力的基础上才可以谈判招安，不能胡乱受招安，给将来留下隐患。高俅攻打梁山做了俘虏、曾许诺梁山若放他回京，他将在皇帝面前力奏保举梁山，并请皇帝派人来招安。
高俅走后，宋江有些不相信他，吴用便对宋江说，梁山应该再派两个“乖觉的人”，多将金宝前去京师，探听消息，打通关节，让皇帝了解真实情况，实现招安。吴用在招安问题上也是尽其军师的责任，破除朝内奸臣对招安的破坏，实现完满的招安，并非一味反对梁山排座位后争取朝廷招安的总方针。
实际上，梁山泊中出身于社会最下层的英雄好汉们也是认同招安的，因为他们造反和上梁山的目的就是追求快乐。阮小五曾对吴用说：我有一身本事就应该过“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
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幸福生活。
前三句是追求精神自由，后四句是物质享受。如果通过更安全的渠道获得，当然他们也不会反对。所以，三阮在开始参与武装抗争时就有招安意识。劫取生辰纲的好汉在抗拒官府逮捕的战斗中，三阮唱的渔歌中巳经表现出来。他们不满的只是贪官污吏，而非宋朝皇帝，而且他们与贪官污吏的战斗正是用以报答皇帝的。例如阮小五唱的：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阮小七唱道：
老爷生长石碣村，秉性生来要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报答赵官家”、“献与赵王君”的前提都是“招安”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