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令人败兴的结尾
上面说到宋代的招安政策成为“犯上作乱”的游民回归主流社会的一条道路。《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排座次之后的故事就具体地描写梁山好汉“招安”之路’这是个很令人瞩目的故事。
毛泽东发动“评论《水浒》”的政治运动时就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这个运动赋予招安以政治意义，当时到处揪“投降派”’举国惶惶然。这也增加了招安的知名度。
《水浒传》的结尾也很使读者败兴，因为它是一次不成功的招安。宋江作为梁山泊的领导者，有责任带领梁山一干兄弟走出江湖回归主流社会，但其操作和策略是不成功的。游民、江湖人脱离江湖的目的一是求得生命安全，并能过上稳定的生活；二是取得荣华富贵。宋江为了忠义之名，为了实现报效朝廷的志愿，不仅没有能让兄弟们安定下来，没有封侯拜相、“人人都做大官”，反而处处受到奸臣的诬陷，即使努力为朝廷建立功业，也换不来皇帝的信任，最后还是一杯鸩酒了却了宋江等人的性命，令人叹惜不置。而那些陷害忠良的奸佞之臣却没有受到任何惩治，没有任何报应。这些情节招致读者议论批评最多。
从文学角度来看，“招安”的故事也是《水浒传》精彩篇章的终结。读到这里，仿佛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读到“陨大星汉丞相归天”；《红楼梦》读到“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从此而后，笔调越来越显得衰飒，一回不如一回。从此故事的发展直至结局，再也没有提振精神的情节，再也没有精彩华丽词章，而且小说中原本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也失去了光彩，令人扫兴之至。总之几部古典长篇名著都是越读越败人兴，似乎中国古典小说作家都不善于写收尾。这是不是因为招安最后是悲剧所致呢？其实悲剧如果写得好更感人。关键是施耐庵在设计和描写招安情节时是充满矛盾的，有些描写违反了生活和艺术的逻辑，并与前七十回所塑造的人物性格发生背离，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完整，因此就文学来说《水浒传》所写的招安也不算是成功的。
招安给人的负面印象是如此之深，追慕“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雄的读者，对“招安”故事感到扫兴，他们希望好人有好报，恶人就该遭殃。他们认为《水浒传》中好人就是宋江等一百零八将，而坏蛋就是以高俅、蔡京、童贯等为首的奸佞集团。这些读者同情梁山好汉被招安，因为他们思想深处总觉得老当“强盗”也不是个了局，“招安”也不失为一条出路。但他们对施耐庵写的那种悲剧性的招安是不满的（这是“大团圆”意识作怪，他们认为应该把一百零八将都写成做了大官，娶妻生子，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有的续写者为了适应和满足这些读者的要求，把《水浒全传》中剩下的残余好汉送到海外去当国王，给喜爱《水浒传》英雄好汉的人们一些安慰。近几十年来，人们对于《水浒传》招安的批评，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高度，人们受招安就是投降派，就是去做统治者的奴才，就是缺少彻底的革命精神，因此，要口诛笔伐。
明末清初才子金圣叹处于乱世，坚决反对招安造反的强盗，认为“招安”是向盗贼投降。他批评招安的始作俑者宋代官员侯蒙的赦宋江之罪令其征讨方腊的建言有“八失”“失朝廷之尊”，“坏国家之法”，“显当时之无人”，“将反教之合”（意为拉一贼，打一贼，有可能使两贼合而为一），“使壮夫失色”（显贼之武功，不能显军民武功），“有负百年养士之恩”，“有罪者可赦，无罪者生心，从此无治天下之术”和“颠倒是非”。金圣叹根本反对《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以后的文字，因此便腰斩了袁无涯所刻一百二十回的！忠义水浒全传，删去了第七十一回之后的全部文字，把第七十一回的“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改为“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惊恶梦”，把第一回改为“楔子”。删除了“招安”、“征四寇”等情节，增写了卢俊义“惊恶梦”等情节，预示着梁山一百零八将被一网打尽。这个七十回的删节本，金圣叹称是其家藏“古本”，并作了批点。这个本子流行了两百多年，我小的时候读的也是这个本子。删去了“招安”的《水浒传》保留了全书最精彩部分，前后笔墨大体一致，结尾又带有大团圆的气氛，从而受到读者的欢迎。清代刊刻《水浒传》最多的本子就是这个本子，其他一百回、一百一十回、一百二十回等原汁原味的古本反而日渐式微，很少有刊刻。
“招安”的悲剧通过《水浒传》得以传达到社会底层，给许多现实生活中的造反者以警戒，使得他们在还有一线生路的时候不敢轻易尝试接受招安。有时他们也把接受“招安”挂在口头，但这却是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时进退自如的手段。到了明代“招安”这个词儿巳经在官方文书中隐退（这与明统治者对民间反抗的镇压更为严厉有关），而那些民间的造反者仍然常常据《水浒传》而大谈“招安”。崇祯十五年（1642）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上给皇帝的！题本中说“盗贼”李青山等窃据梁山“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之口实”，并且研究如何“招安”。可见“招安”不仅在统治者那里是弭“盗”之策，在“盗贼”那里也成为一种斗争策略’所谓“打打谈谈”也是这一策略的发展＇明末造反者张献忠就在造反、被招抚、再造反的轮回中强大起来。
2.为什么要写“招安”
大家都爱听江湖人被招安的故事
既然“招安”情节如此败兴，而通俗文艺的生命就在于受众的欢迎，就在于有卖点，为什么南宋艺人和明代作者施耐庵还要写招安呢？
所谓“败兴”那是后世受众的感觉，而南宋，特别是南宋之初临安市民未必觉得“败兴”，招安在当时是个热门词汇。庄绰！鸡肋编》讲到南宋初年的流行语时说：“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如‘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又云‘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这些谣该有对当局制盗乏策的批评，但从中也流露出对被招安者的羡慕。谁不想发达呢？特别是在那动乱的年代。
由于靖康之乱，本来十分繁荣的汴京（北宋首都汴京的繁荣是畸形的）和中原一带马上陷人一片混乱之中。金人烧杀抢掠，破坏了原有的生产力、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组织，这样必然制造了大批的难民。南宋学者叶适在！薛公（弼）墓志铭中说：
自宣和失驭，天下安土乐业之民，皆化为盗贼，更起灭千万，剑槊不能胜，旗膀不能绥，垂二十年，狙啖势穷，乃稍弭戢。
巨大数量的人口被抛出原有的社会结构后，所形成的宏大的、盲目的力量，如决堤的洪水，所到之处，都是破坏，而且无从收拾。
北宋二帝被俘后，康王赵构（高宗）逃亡到南方立国，外有金人大兵追击，内有变乱蜂起，在这种情况下，南宋统治者对于下层人民的武装抗争只好采取了以招抚为主的政策。
滞留在北方的士民与百姓纷纷组织起来自卫以谋求生存。
他们中间既有民间自卫武装，也有大量的散兵游勇和脱离了主流社会秩序的游民，还有不少北宋末犯上作乱的“盗贼”。此时他们大多转化为抗金队伍，扰乱金人的后方。这些武装的奋斗屏蔽了南方，也给在南方刚刚安定下来的宋统治者以喘息的机会，给南宋小朝廷确立和稳定以极大的支持。南宋自立朝以来也不断地表彰中原一带民众的武装结社，赞许他们抗金与自卫。本来，北宋统治者对于治下的百姓习武、私藏兵器、武装结社都是严厉禁止的。但此时，北方的统治者换成了与宋统治者不共戴天的金人，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凡是反抗金人统治，或坚持与金人战斗的北方民众，不管是谁当朝都会奉上一顶“忠义人”的帽子，称他们的组织为“忠义社”或“忠义巡社”，甚至倡导北方民众建立这样的组织。
这些以游民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主要还是谋生存的，他们对待金人与民众的态度也不像历史教科书写得那样单纯。他们朝秦暮楚，或军或盗，亦正亦邪。然而，踡局在西子湖畔的南宋统治者感到昔日的“盗贼”不像过去那样可恶、可怕了，甚至有点可爱了。南宋初年，统治者积极推行招安政策，在北方的，授予“官”的虚名（由于时局艰难，当时许多官员巳经没有俸禄了，在北方的更要自谋衣食），用此招诱那些时时刻刻盼望改换门庭和提高地位的游民。在南方被招安的有的被派到海上或北方边境保卫国家安全，有的还参加了对金人的战争。金人大举南侵的铁骑，摧毁了各个阶层人的正常生活，引起全体汉族人民一致反抗。朝廷的做法受到举国上下的认同。用现代的说法，这就是民族主义的高涨吧！
此时的皇帝也爱听游民造反与被招安的故事。南宋初年有个名“纲”的太监，他擅长“说话”，也能自己编撰。他用此伺候和娱乐宋高宗。南宋史书！三朝北盟会编记载：
杜充守建康时，又秉义郎赵祥者，监水门。金人渡江，邵青聚众，而祥为青所得。青受招安，祥始得脱身归，乃依于内侍纲。纲善小说，上喜听之。纲思得新事编小说，乃令祥具说青自聚众以后踪迹，并其徒党忠诈及强弱战斗之将，本末甚详，编缀次序，侍上则说之。故上知青可用，而喜单德忠之忠义。
赵祥原本是官员，后来被游民邵青的造反队伍裹挟，在这个队伍中生活了一段时间’邵青被招安后’他也得以回归朝廷，依附了“纲”。这位内侍“纲”请赵祥叙述自己的遭遇，编为传奇小说，再根据小说为皇帝讲述。他所编写的小说可以称为底本，如果这个本子流传下来就是较完整的话本小说。“纲”把这部小说演说给皇帝听，宋高宗特别爱听。他从邵青的所作所为及其实力和能力，知道邵青可以招安利用。对于邵青队伍中积极支持招安的单德忠特别偏爱（“纲”也一定赋予他很可爱的性格），因为他忠于朝廷，积极支持招安。
邵青（-1140）是个造反起家的游民，济南人，本为五丈河船工，后为盗。靖康之变后，聚舟于楚、泗间，建炎三年（1129）受知建康（今南京）府的杜充招安。邵青是也打金人，也抢劫杀人，而且滥杀无辜，屡次被招安，又屡次叛变（这是无政治目标的游民造反者的常态）。绍兴间被招安，官枢密院水军统制。十年（1140）为濠州兵马钤辖，金兵陷濠州，巷战而死。用现代语说，邵青晚节还不错。单德忠是邵青部将，支持招安，邵青犹豫不决，另一部将阎在坚决反对招安。于是，在诸将谒见邵青聚会时“德忠起身欠伸，即掣刀杀在于坐。众皆惊，德忠曰：‘今邵统制欲归朝廷，唯阎在不从，今杀之敢有不归朝廷者依此。’众默然”。邵青出来责备单德忠篡权，德忠吃泥土发誓，表明他对邵青的忠诚。
单德忠火拼阎在的故事一些情节是不是有点像《水浒传》中林冲火拼王伦？邵青攻打太平州之战，由于知州郭伟率军民坚持防守，战斗特别残酷。郭伟还有用反间计除掉邵青智囊魏曦的故事，也离奇曲折。通过上述可见，邵青故事正是反映游民冒险生活的。皇帝也是常人，也喜欢曲折和冒险刺激的故事。但皇帝就这个故事作出的政治反应也许与一般听众不同。他认为邵青可用，事实也证明邵青被招安后，确实也为保卫南宋政权作了贡献。
内侍“纲”是为皇帝服务，情况特殊，先把故事打成演讲底本的艺人应该是少数，多数艺人只有记载故事梗概（也就是评书术语中的“梁子”）和诗词赋赞的秘本。邵青造反与招安的故事不知道是否流传到瓦子里，是否经过跑江湖的艺人们的演说。如果被这些艺人演说了，他们一定把邵青故事归类于“发迹变泰”一类。
宋江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后来被招安，与邵青故事类似，但它是诞生于民间的。从南宋通俗文艺演变的情况推断，这个故事一定在南宋建立不久就被人创作出来并开始在首都临安演出。
写于南宋中叶的《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一节中提到“说话”就明确指出当时有专门“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捧，乃发迹变泰之事”的说话艺人。“搏刀杆棒”就是“朴刀杆棒”。我在《朴刀的故事一文中说“‘朴刀’这种兵器只在《水浒传中大量出现过。再细一点还会发现，它在百回本《水浒传（有‘天都外臣序’本）中共出现过207次，集中在前七十一回，前七十一回出现195次，后二十九回仅12次；《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共出现222次，前七十一回出现188次，后四十九回出现34次。
朴刀在其他通俗小说中出现得很少”。由此可知，《都城纪胜所说的“搏刀赶捧，乃发迹变泰之事”就是“水浒”一类或与“水浒”非常近似的故事。
江湖艺人是属于游民范畴的，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在城乡娱乐圈中闯天下，北宋南宋之际的战乱，更增加了这类人的数量。
中原一带南逃人士，对于三四年前纵横京东、淮北地区的宋江集团记忆犹新。宋江在协同宋朝官军平定方腊时又曾活跃于杭州的周边地区，这样临安瓦子里北来的江湖艺人演说宋江等人的又造反又招安的故事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从历史的真实性来说，宋江等人的武装反抗活动只是一股力量不甚强大，但是却十分精悍的、流动作战的绿林好汉所为。他们只有三十六人（江湖艺人把他们夸大为三十六伙），纵横驰骋于京西、河北、山东、淮北之间，有时剽略至海边。三十六人之间团结十分紧密，有“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之说。这一伙人采取的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略，以致“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这些绿林英雄不仅特别勇敢，而且其行动必有传奇性，这些也能给逃难的人们以鼓舞。那些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人们一生过的都是安全平庸、周而复始的生活，突然而来的流血与苦难把他们惊呆了，此时江湖人的冒险故事自然对他们是个震撼和吸引；宋江等人驰骋江湖的经验和他们之间的团结精神，又会使得那些逃离家园、无依无靠、只是凭劳力与技艺糊口谋生的难民（包括江湖艺人）羡慕不巳。演说宋江的故事不仅城市人爱听，艺人们也爱说。
那时“水浒”故事是遵照历史事实的，其中巳有“招安”情节。
也正因为宋江曾被招安，艺人的创作和演出强盗的故事才能得到官方认可。江湖艺人们把“招安”视作是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发迹变泰”，而官方视为“忠义”。南宋早期的“水浒”故事里，很可能不是《水浒传》中悲剧性的招安，而是大团圆的招安。大宋宣和遗事》写到宋江所率领梁山泊好汉“略州劫县，放火杀人，攻夺淮阳、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余县；劫掠子女玉帛，掳掠甚众。朝廷命呼延绰为将统兵，投降海贼李横等出师收捕宋江等，屡战屡败；朝廷督责严切。甚呼延绰却带领得李横，反叛朝廷，亦来投宋江为寇。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这三人来后，恰好是三十六人数足”。这也像《水浒传》一样，张大了梁山好汉的实力，逼得宋统治者无计可施，只好招安。这与！水浒传》中宋江积极争取招安、由于奸臣的破坏统治者还多次拒绝是根本不同的。大宋宣和遗事》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