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上流行的话语
过四十岁的人们大都还会记得“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些！列宁在十月经典台词，尽管这部电影极其粗糙，其中还有不少篡改历史、伪造历史之处，但“文革”当中人们对此尚不了解，而且那时也没什么电影可看，就这一部苏俄三十年代的影片一演就是好几年，有人反复看过十多次，几乎熟悉其中每一句台词。当然在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时代，这几句话最刺激人，所以许多人都爱说，一直说了一二十年，直到“牛奶”、“面包”拿钱随便买的时代，它们才消失，或说被新的流行话语取代。
这新的流行语，大多也是来源于电影或电视剧，或以幽默，或以好玩，或与当时思潮有合拍之处，于是便流行个一两年，如“打死我也不说”，“一点技术含量没有”，“二十一世纪最缺什么？人才啊！”“做人要厚道”……不过这些流行时间都很短’多则两三年，少则一年半载。为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是影视及娱乐发展太快，后浪推前浪，新旧交替，新的流行，旧的也就忘了；其二，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缺少深刻的内涵，不是大多数受众念兹在兹的问题。所以流行了一个时期，就被遗忘了。这还不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于北京的京剧（当时称为“皮黄”），当时京剧在北京热的程度绝不亚于现今的流行歌曲。它也制造了许多流行语，在北京流行了二三十年，直到五十年代才逐渐消退。
八十年前戏剧学家齐如山先生曾就此做过一番调查，写成《戏文警句》。文中列举流行于二三十年代北平的“戏文警句”
185句，读此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个时期北平人的想法和心态。这些警句有的是表达自己的情怀。如《打渔杀家》“家贫哪怕人笑咱”，这是萧恩唱的，用以表现落魄英雄的无奈；《桑园会》中的“一日离家一日深，好似孤雁宿寒林”，这是离家日久的秋胡唱的；《挑袍》关老爷唱的“身在曹营心在汉”，表达自己对汉室的忠诚；《打樱桃》书童说的“我想平儿，平儿不想我”是单恋的自嘲。更多的警句可以反映一般市民心态，如！朱砂痣》中的“银子是好宝贝”；《四郎探母》中的“起誓当白玩儿”；《一匹布》中的“真是清如水，明如镜，我的青天大老爷”；《珠帘寨》中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玉堂春》中的“羊人虎口，有去无回”等。不用分析读者都可以看到当时小市民的处境和与此相关的种种想法。
流行话语中更多的是关于世态的警句，如！群英会》中蒋干的“这曹营的事，真是难办得很喏”；《捉放曹》中曹操的“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乌盆计》中张别古说的“莫谓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连环套》中窦尔墩的“鸟枪换炮，越闹越壮”，“如今晚交朋友，真真叫人寒心”；《苏三起解》中崇公道的“王法就在我腰里呢”（讽刺法律的随意性）；《三堂会审》中绿袍所说的“大人说比得就比得”（讽刺官大一级压死人）；《大登殿》中国舅说的“金殿上不论亲戚”；《甘露寺》中家人乔福转述乔玄的话：“要做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等等。其中许多警语如“起誓”、“这曹营的事”、“王法”等在我小的时候（950年代）尚活跃在人们的口头。从这些流行语中可见当时北平市民所关注的问题。这就是当时大众文化所展现的社会学的意义。
齐先生在“小序”中虽然也注意到这些警句多是“编剧的人，经过一番苦心烹炼制造的”，甚至可以与“莎士比亚等相提并论，实无愧色”；但他更为强调戏曲的精彩对白在民众间的影响。他说这些流行的话语，“真能感化人民心理，左右社会趋向。使人们口类（疑有误）一念出两句话，听者便觉得是合理的制裁（剪裁制作）。若论社会教育的力量，恐怕这几句话，比经史还大的多”。虽然齐先生“左右社会”云云，我觉得有些过当，但是回顾文学史，通俗文艺对民间的影响往往大于“经史”确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不论现在的流行语，还是前几十年的京剧流行的台词都没有化人日常话语，只有化人日常话语，才会进人人们的心灵，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我们考察近三四百年的社会运动中，通俗文学遗留下的话语也曾起过很大作用。现在人们讲传统文化一开口就是“儒释道”三家，或是“四史”、“三通”，而忽略通俗文艺作品，我以为这是不够全面的。
通俗文化，当然也包括《水浒传》，《水浒传》自其产生之后，在明代一直是畅销书。清代是屡禁屡刻，而且大量地改编为戏曲、曲艺在社会上流行，使那些没有读书能力的人们也能接触到它，其影响力更超过一般图书。
历来谈叙事性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影响，大多关注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对于作品的话语很少有人涉及。其实话语的影响更深人、更持久。而且《水浒传》所提供的话语与主流话语有根本的区别，它是一套造反者的话语体系。
2.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
历来我见于书面的只有一种话语体系，那就是主流社会的话语。这些不仅充斥于经史子集和文人士大夫的各种著作之中，也流行于老百姓的口头。久而久之，成为一种集体认知（许多情况下还是集体无意识）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为什么简单词语就能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呢？因为每个词语都有特定的文化内涵，甚至社会意义。1950年代新社会要和过去彻底决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哲学史家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其意思是古代社会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忠孝节义是封建的东西，不能继承，但这些词（如仁义礼智、忠孝节义等）可以继承下来，填充进无产阶级思想。此论一出，群起而攻之。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斯大林语），两者不能剥离。当然这种说法绝对了一些，怎么不能剥离？但剥离需要时间，词汇话语的转变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时间。那时急着革命，一看到这流行了几千年、携带者陈腐内容的词汇就感到恐惧，因此怀疑冯友兰借继承之名，行贩卖之实。由此可见，简单词语往往携带丰厚的内容或有强烈倾向的情绪。马克思的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就是通过对话语权利的掌握实现的。
从《水浒传出现以后，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与主流社会相对立的话语体系。这些大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只在社会底层流行，逐渐为更多阶层的人士接受。这种话语不是作者编造的，最初它们一定活跃在广大游民、流浪者的口头，经过江湖艺人的总结提炼，并写成了文字，编织在通俗著作里，通过各种渠道流播在广大民众之中。这种话语与主流话语一样也是蕴含着特定的思想意识的。《水浒传》所提供的与传统悖谬的思想意识许多也是通过话语的流播实现的。
经过五六百年的流传，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不觉得《水浒传》在话语方面提供了些什么新东西。这一点只有通过文学史、文化史的排比才看得出来。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里我们选一些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词语作些分析。
3.好汉
“好汉”这个词儿虽然不始见于《水浒传》，但是它在此书中的独特含义被后世的下层民众所接受。我们从！旧唐书》中初见这个词的使用：
初则天尝问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仁杰曰：
“陛下作何任使？”则天曰：“朕欲待以将相。”对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臣李峤、苏味道亦足为文吏矣。
岂非文士龌龊，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则天悦曰：“此朕心也。”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尽节于国家矣。”
到了宋代宋祁修《新唐书》认为“好汉”不雅，改为“奇士”，这个解释是对的，但少了点口语神韵。不过在实行重文轻武政策的宋代，士大夫认为通过读书取得功名的人才算得上“好”。《默记》中记载，韩琦帅定州时，要惩处总管狄青手下将领焦用，狄青为之讲情，说焦用有军功，是“好儿”。韩琦驳斥他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好儿”也即“好汉”。在韩的眼中，通过科举考试考出来的状元才是“好汉”。有“军功”算什么，充其量不过一个兵痞而巳。
宋代江湖上开始把“好汉”这个称号给予一些英勇的打拼之士《齐东野语》记载活跃在山东一带南宋时附时叛的强人李全＇这是个很像梁山人的人物，溜州、青州地界内有个杨家堡仿佛是《水浒传》中扈家庄之类＇淄、青界内有杨家堡，居民皆杨氏，以穿甲制鞞（同靴）为业。堡主曰杨安儿，有力强勇，一堡所服。亦尝为盗于山东，聚众至数万。有妹曰小姐姐（或云其女，其后称曰姑姑）年可二十，膂力过人，能马上运双刀，所向披靡。全军所过，诸堡皆载牛酒以迎，独杨堡不以为意。全知其事，故攻劫之。
安儿亦出民兵对垒，谓全曰：“你是好汉，可与我妹挑打一番。若臝时，我妹与你为妻。”全遂与酣战终日无胜负，全忿且惭。适其处有丛篠，全令二壮士执钩刀，夜伏篠中。翌日再战，全佯北，杨逐之，伏者出，以刀钩止，大呼，全回马挟之以去。安儿乃领众备牛酒，迎归成姻，遂还青州，自是名闻南北。
这位杨姑姑是扈三娘式的人物，其兄杨安儿对李全说：“你是好汉，可与我妹挑打一番。若赢时，我妹与你为妻。”从这里可见江湖人对好汉的理解。《水浒传》承继的就是这种意义的“好汉”，它不仅与“武”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带有不遵守国家法纪，专干一些作奸犯科之事的意思。《水浒传》中第一次出现“好汉”就是指少华山上的强盗朱武、陈达、杨春等三人。第八回在介绍柴进时说他：“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个养在家中。”所谓“好汉”多是“流配来的犯人”。第十四回说他接待天下“好汉”，又说他“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第十五回，介绍阮氏三兄弟，说他们“与人结交真有义气，是个好男子”，“好男子”也是“好汉”之义。其他如不怕死、遇事敢作敢当等都属于“好汉”的行为。这些说法与主流社会对“好汉”的看法有了根本的区别。
我在论《水浒传》主题时曾说过“水浒”是写游民的成功与失败的，最初这个故事的创作者与演播者是江湖艺人，江湖艺人实际上是一种有才艺的游民。他们对“好汉”的理解实际上是游民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这种自我肯定和评价由于《水浒传》的艺术感染力量得到广大受众的理解与认同。因此，自“水浒”故事普及以后，社会公认了这个用法。于是，“好汉”之名流于天下，不仅通俗文艺作品使用，而且也用于现实生活。为那些处于社会下层，又不甘于穷困以没世，并有几分强力的游民，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称呼。凡是敢于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秘密组织的成员、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强、闯荡江湖各类人士，乃至称霸一方、为人所惧的痞棍，都会被畏惧者恭送一顶“好汉”的帽子。驯良的老百姓突然遇到一个劫道的匪徒，惊恐万状，对匪徒如何称呼，过去没有，自读了《水浒传》之后，便有了一个现成的称呼：“好汉爷”。现代作家老舍也说“土匪们对于下过狱的人们，谥以嘉名曰‘好汉’”（《老张的哲学》）。有了“好汉”这个“嘉名”，便有了自我慰藉，干了违反社会舆论的事情，在心理上也不会造成负担。
4.义气
“义”作为伦理观念在先秦就产生了’义者，宜也，宜就是应该的，那什么是应该的，不同的人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回答＇因此也自先秦开始，义就有了多种解释。孔子把义看作“利”的对立物；而墨子把义利打成一片。墨子说义是“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墨子？鲁问》）。因此，古人说到义，一定要进行分析。
“义气”是“义”的通俗表达，两者本来是一回事，士大夫也用。南宋初，抗金将领韩世忠与刘光世不合，宋高宗为他们和解时说：
“烈士当以义气相许，先国家之急而后私響。小嫌何足校。”！这里的“义气”就是义。为了国家才是义，个人之间一些小恩怨，根本不值得计较。但“义气”这个概念普及到民间是靠通俗小说，最初是“说三分”中所创造的“桃园三结义”，故事中把刘关张的结合视为义气的样板。金元南戏《杀狗记》中就有这样的唱词：
“却不道赛过关张有义气？冷清清冻死你做街头鬼，又还是孙荣背负你归。”明代的《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将义气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宣扬以后，义气逐渐与义区分开来，它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道德观念。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曾指出“义气”是游民借以团结同伙的道德，它是与“报”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游民和带有游民气的人们在江湖上的一笔笔投资。宋江在江湖上最负盛名的就是“义气”，这是他凭金钱和冒险行为买来的，所以常常自我表白。“及时雨”、“呼保义”的绰号以及后来他在梁山上的地位就是这些投资的回报。
“义气”是包含着感恩图报的内容的，因此当这个词随着通俗文艺作品流播到民间的时候，下层社会的人们就把它看作是同命运的人们互相帮助的道德，像宋江舍给卖药汤的王公一具棺木，帮衬卖糟腌的唐牛儿一些赌资，这是有去无回的施舍，是慈善，而非义气。宋江对武松和李逵慷慨资助就明显地带有拉拢同伙的色彩，这是同命运人之间的互相帮助，企望回报是隐隐蕴藏在慷慨大度之中的。明清以来帮会等秘密组织，张大了这一点，并且把它作为凝聚团体和连接会众的纽带。洪门、青帮、哥老会开香堂，掌门的训话，千言万语都会围绕着义气二字。没有了义气，这些组织就不存在了。从这一点上说义气就成了这些组织的意识形态。
江湖人浪迹四方，很少有帮他出头的资源，靠的就是人缘，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结交朋友就靠义气，不讲义气就会寸步难行。
这与儒家的讲究志同道合的交友之道是大不相同的。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反派人物胡传魁也懂得“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偿”，就因为胡传魁是江湖人，他懂得自己报偿了他人的滴水之恩，将会得到更大的利益，也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老舍先生描写下层社会人们生活的作品，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关心他人，用的就是“义气”这个概念。至于脱离了主流社会的“江湖客”们则更是把“义气”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自己人的一个标志。“义气”这个概念虽然没有完全摆脱游民气质，但还是被大多数人所运用、所宝贵。那些干犯法纪的人们也以“义气”（主要指不出卖同伙）互相勉励。“义气”实际上是隐性社会的人们对抗主流社会的一种武器，然而现在主流社会的人们也在用，有些大人物也常说我们是“讲义气的”，可见这个词义也在慢慢演变。“义气”这个词还是为伦理学增加了一个新概念，它是应该写人伦理学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