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聚义
佛学中有“聚义”这个词，但与《水浒传》中的所用的“聚义”不相干。“聚义”是“好汉”们结合起来的专用词。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曾对“桃源三结义”作了分析、解译。“聚义”的含义比“结义”更广泛一些，游民们凡是在“干大事”（大多是干与当时法律相抵触的事情，比如拦路抢劫、上山造反等）时的结合，这种结合有暂时的，也有较为久远的，都称为“聚义”。《水浒传》智取生辰纲前晁盖、吴用、公孙胜、三阮等人就有“七星聚义”。这是为取生辰纲的暂时结合。结合前也有些仪式。如在“后堂前面列了金钱、纸马、香花、灯烛，摆了夜来煮的猪羊、烧纸”。然后六人在神前发誓，“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诛地灭，神明鉴察”，烧化纸钱，喝散福酒。较为长久的“聚义”可以第七十一回“石碣受天文”、“英雄排座次”为例。这是梁山最大的一次“聚义”。这次是以“聚义”的形式，在梁山这个地盘上建立一个带有政权性质的法外秩序。当然，这次“聚义”的仪式也更为隆重。
游民“聚义”的目的是做干犯当时社会法纪的事情，大多情况下就是劫财取物，那么他们坐地分赃的地方也就称为“聚义厅”。梁山在宋江掌权之后把“聚义厅”改名为“忠义堂”，虽然只是“招牌换记”，但确有向主流社会靠拢之义。
“聚义”这个词产生以后是用于游民的组织化过程，游民在社会上争取自己的利益，面对的是强大的有组织的政府和带有组织色彩的宗法网络，而他们则是无权无勇的个体。要使自己强大就要组织起来。最简单的组织是结拜义兄义弟，“聚义”是结义的发展。不过“聚义”始终没有像“好汉”那样得到主流社会的普遍认同。游民把自己的结合加一个“义”字以自慰，可是在主流社会的人们看来“聚义”这个词仍然带有绿林色彩。明清两代，乃至近代，“聚义”这个词几乎被通俗小说用滥了，但主流社会的文件上基本没有出现过。可见主流社会认为它只属于盗匪或江湖。鲁迅讽刺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大员们就有这样的句子，“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这是把这些居于庙堂的大人物，视为山大王了。其实事实也是这样，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中，有不少绿林人物，著名的王金发就是一个；因此国民政府中也有不少江湖分子，热衷于结拜之类（冯玉祥、蒋介石、张学良就是换帖的兄弟），称他们“聚义”也不为过。“聚义”一词反映了游民对自己组织化的向往与肯定。
6.上梁山与逼上梁山
西汉末年新市人王凤、王匡组织荆州的饥民武装起义，并以绿林为根据地，这支军队当时称为“绿林军”。从此留下“绿林”这个词，用以指聚集在山林荒野的武装反抗者和武装劫盗集团。
继承西汉的东汉政权的创业者刘秀武装起事不过是绿林的继续，乃有所谓“光武创基，兆于绿林”。因此，主流社会是肯定“绿林”
的，然而它却变成了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武装力量的代名词，而且这个词汇所带有的褒扬性质却没有改变。例如唐代李涉诗！井栏砂宿遇夜客有句云：“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
“绿林豪客”虽然是强盗，但在这首诗中却如此温文尔雅。正因为它不完全是个负面词汇，才有人把做土匪或干革命以“上绿林大学”自豪。后世能和“绿林”齐名，并作为民间武装反社会力量象征的称呼是《水浒传》的“梁山”。《水浒传》中有云：
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
这是前七十回各路英雄好汉的共同向往。如果说“绿林”仅仅是武装造反者的象征或代号，没有更丰富的内容了，而“梁山”则不同，它有《水浒传》和大量各种文艺形式的“水浒”故事为依托，一百零八将的上梁山和在梁山上相处的事迹都是“梁山”的丰富内涵。
自从“水浒”故事中的“梁山”这个词产生后，它就不是那个坐落在今山东省的小土山包了。它成为造反者的圣地，给许多武装反叛者以想象力，成为他们敢于把造反事业坚持下去的精神力量。早在明代初年，刘基写的！咏梁山泊分赃台》诗云：“突兀高台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赢。饮泉清节今寥落，何但梁山独擅名？”那时《水浒传》还没有问世，仅凭南宋人创作的水浒的故事和元杂剧中的水浒戏就独享大名于世了。明末《水浒传》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作品，梁山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崇祯时的刑科给事中左懋第在向皇帝上奏写的“题本”中说：
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东鼎沸。
诸贼以梁山为归，而山左前此莲妖之变，亦自郓城梁山一带起。
明代万历间的白莲教起事的首领徐鸿儒特别相信梁山泊的故事，特意把自己的活动总部迁至郓城梁家楼，并模仿宋江礼贤下士。
清代的秘密会社则把他们的组织直称作梁山。
《水浒传》描写和塑造了梁山的形象，为了说明“上梁山”的合理性，书中从第七回起叙述了好汉林冲被迫上梁山的过程，通过这个故事读者把同情心都交给了林冲，并从内心赞同他这个选择。“逼上梁山”这个词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给了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受到不公正对待又得不到伸张的人们以勇气。给在现实生活中实在活不下去的人们指了一条“出路”。当这些无路可走的人们或因为传统的熏陶浸渍而有些畏葸的时候，“上梁山”、“逼上梁山”这些简单的词语会给他们以鼓舞，鼓励他们迈出那关键的一步。主流社会中有些人士也会因为有“逼上梁山”的故事，对某些造反者产生些同情的理解。“上梁山”与“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过程与归宿。沈从文就说“近三十年来，所有土匪都用‘逼上梁山’为借口；合伙吃血酒时且照例引用‘桃园三结义’的典故”（《新烛虚·读〈论英雄崇拜＞》）。这些词语也进人了主流社会，谢冰心谈到读书也说“凡小时候看书，是逼上梁山的。哪个小孩子愿意整天坐在家里看”。我们用这个词语时只是用了其中的一个“逼”字。
7.江湖
如果问《水浒传》所创造的词语以何者最为流行，肯定是“江湖”一词。有人可能觉得奇怪，江湖这个词不是《庄子》中就有了吗？但《水浒传》中说的江湖与庄子说的大自然的江湖不是一回事，甚至与范仲淹名文《岳阳楼记》所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文人归隐的江湖也不是一回事。文人的江湖是脱离了朝廷的鸡争鹅斗和名利是非的，这里是安谧的，是文人士大夫修心养性的好去处；而《水浒传》告知我们的江湖则是充斥刀光剑影、阴谋诡计的，是争生存、求发展的所在。我们现在所说的江湖多指此类。《水浒传》第一次告诉读者有这个江湖的存在。第九回林冲发配，在沧州官道上的酒店之中，店主人对林冲说：
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
这是《水浒传》中第一次出现这种异类的江湖，它是有别于主流社会的。柴进是贵族，又是财主，必然与主流社会、官府、士大夫有频繁的交往，但柴进在书写拜帖（类似今天的名片）时，绝不会写上“小旋风”三个字，“小旋风”是属于江湖的，是江湖上的字号。这个江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第二十八回有段描写：
两个又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说：“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仗义疏财，如此豪杰。如今也为事，逃在柴大官人庄上。”两个公人听得，惊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难得你两个送我到这里了，终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你休要吃惊，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我不是忘恩背义的。你只顾吃酒，明日到孟州时，自有相谢。”
武松与张青、孙二娘谈论的江湖，连押送武松的两个解差听了都“惊得呆了”，解差出人衙门’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没见过，他们对恐怖与残酷的耐受能力比常人不知高出多少倍。令他们惊恐的江湖，其残酷可以想见。这里是干犯法纪、为非作歹的渊薮，背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为主流社会所不容。因此后世把许多非官方的场合都称作江湖，本身带有挑战官方之意。把官场以外的其他的“场”（指一些存在却无形、又很难把握的存在称作“场”）比如商场（商业争斗）也称为江湖则是反映人们以农业社会为主流社会之思。
江湖这个词汇进人各个领域，很活跃。江湖的纵横捭阖、血腥杀气也都随之而至，使其失去原来的本色。江湖这个词的流行对于主流社会的游民化与江湖化起到推动作用。特别是近四五十年来，新派武侠小说把“江湖”浪漫化、文人士大夫化，人们几乎不知江湖的本来面目，把江湖看成很美的一个场，引起更多的青年人的追捧。实际上用这个艺术化的江湖与现实生活中的江湖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它们是南辕北辙的。《水浒传》中“江湖”的出现本来是宋代以来的社会生活的反映，但这个语词的出现确实带动了“江湖”的发展，推动了隐性社会的形成。
8.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这是智取生辰纲之前，刘唐赶到郓城鼓动晁盖领头劫取生辰纲时所说：
小弟打听得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去年也曾送十万贯金珠宝贝，来到半路里，不知被谁人打劫了，至今也无捉处。今年又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早晚安排起程，要赶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而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
晁盖接受了这个意见，后来他对吴用也说“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后来公孙胜也说过这样的话。意思是梁中书作为大奸臣蔡京提拔的赃官，他大刮地皮，攒了十万两银子的金银珠宝，运到东京给蔡京祝寿。在晁盖等人看来，这些就属于“不义之财”。他们就可以掠取它，“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这些话所显示的观念有别于正统的、传统的价值观。孔子说：“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西汉刘向！列女传？齐田稷母传》中说：“不义之财，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这些人都对“不义之财”采取了推拒的态度。《水浒传》提出的却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大有凡是不义之财人人可取之意。
劫取财货者代代有之，可是在《水浒传》之前没有如此理直气壮为这种掠取作辩护的。唐代诗人刘叉为人特立独行，与韩愈交好，一次拿了韩愈数斤金子走，丢下一句话说：“这是谄媚死人（指韩愈常为人写墓志铭，其中多讲死人的优点）所得的稿费，不若与刘君为寿。”这种做法与说法带有点玩笑性质，又显示出刘叉不受世俗礼法束缚、放荡不羁的个性，似乎不是被贪财好货思想所支配的。“水浒”讲的故事就是赤裸裸地掠取钱财，没有其他含义。然而这种贪财在“水浒”故事所造成的语境里却很容易被读者接受，蔡京、梁中书都是臭名昭著的赃官，他们的钱财也多是搜刮老百姓来的，这是真正的不义之财，掠取它的人又都是未来的梁山好汉。于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说得堂堂正正，做得理直气壮。自《水浒传》以后，这个道理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并且成为游民劫掠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实际上，尽管在它产生的具体语境上有几分合理性，但总的说来，它仍是“强盗逻辑”。然而这种“逻辑”有个貌似有理的支撑那就是“劫富济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