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商界，老一辈的企业家大多不懂英文，也不太懂与外国政府、企业、银行打交道的商业规则。他们有的是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品质，有的是自强不息、造福同胞的精神，但他们从事的产业也大多为粗放型劳务输出性质的种植业、加工业、流通业。李光前作为年轻一代华人，他有思想，有创见，有才干，懂得国际贸易规则与金融业务知识，所以他在国货公司一出手便业绩突出、不同凡响。
就在李光前逐步熟悉实业事务，全力服务企业的关键时刻，陈嘉庚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1916年的一天傍晚，陈嘉庚在一处小商店购买夜宵，恰逢天降大雨，而这时李光前也正好路过，他当然认识眼前这位曾经让他领取毛毯的著名华商陈嘉庚了，于是他便主动把雨伞借给了陈嘉庚，陈嘉庚因急着天李光前如约来到陈嘉庚办公室，当面感谢十多年前陈嘉庚对一个孩童的关怀。陈嘉庚听了李光前的讲述，恍然大悟，一时两人所谈甚欢。言谈间，陈嘉庚获知了李光前的近况，更觉察到眼前这位年轻人，具有诚实的品质、精明的头脑、非凡的才干，便盛情邀请他加盟自己的企业。李光前觉得庄希泉为自己垫付了大笔违约金，自己刚刚在他手下做事，现在贸然跳槽，有惇信义，便明确表示谢绝。不想陈嘉庚也很执著，他告诉李光前庄希泉那边由他来处理。他立即联系庄希泉，希望庄希泉割爱相让。庄见陈嘉庚真心爱才，觉得让李光前多一个舞台，多一些历练，也未尝不可，便欣然同意。这样，陈嘉庚、李光前这对因为一条毛毯、一把雨伞而结缘的忘年交，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也让陈嘉庚有了更多机会全面了解这个年轻人。因为地缘、机缘，两人有了业缘，最后两人还有了姻缘。陈嘉庚得知此时的李光前父母双亡、尚未婚配，便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年仅17岁的长女陈爱礼许配给了当时满腹才华却两手空空，年已27岁的李光前。
陈嘉庚当时的企业名叫谦益公司，取意为“谦受益”，主要从事橡胶贸易。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陈嘉庚作为老一辈的华商，他比李光前要大19岁，文化背景、企业理解、个人禀赋、性格特征有所不同，但他们都献身实业，都重视教育，都厚德重义，都爱国爱乡，都乐善好施。从1916年李光前加入陈嘉庚公司，到1920年成为陈嘉庚乘龙快婿，再到1926年李光前辞离陈嘉庚公司独自创业，作为新一代华商，李光前在陈嘉庚身边历练十年，从此开始了他不同于老一辈华商的实业生涯，也铸造了老一辈华商不曾拥有的商业辉煌。
1926年7月27日，张謇病逝于南通。而在他病逝前的三四年，也就是1923年前后，他的庞大的企业帝国便已经千疮百孔、风雨飘摇了。
1926年，对于以橡胶发家的陈嘉庚来说，也是分水岭一般的一年。在此之前，他的企业迅速壮大，进入鼎盛时期。但就在这一年，英国、荷兰、美国、日本等开始大规模投资橡胶种植业、生产业和销售业，这对陈嘉庚企业的打击与排挤是巨大的，从此他的企业便好景不再，每况愈下。直至1934年宣告破产。
而1926年，对于李光前来说，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不知不觉，他在岳父陈嘉庚的企业里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的历练，使得李光前羽翼丰满；十年的共处，也使得李光前对陈嘉庚的许多经营理念、管理措施产生了怀疑乃至两人间发生了争执。1926年，李光前果断地从岳父的企业辞职并开始自主创业。当然，李光前只是从陈嘉庚的企业辞职，而没有从陈嘉庚身边离开。
陈嘉庚对李光前的知遇之恩、提携之情以及翁婿之谊，是李光前终身感激的。陈嘉庚企业失败后，李光前用他独有的方式在许多方面给予了陈嘉庚终生的支持。
张謇一直说，他不是一个企业家，不是一个实业家，更非一个资本家，自从投身实业之后，张謇是独立面对社会负责、对国家尽忠、为人民效力的事业家。多年饱读经书最后高中状元郎，传统儒生出身的他是“在商言商犹向儒”，于是他坦承自己“为公仆可，为众仆不可”。他崇尚的是“独来独往，直起直落”。对张謇来说，他天生就是一个领袖。可惜在晚清官场，他做不了领袖，或者说他不愿意做官场上的领袖。早在1897年他就在给好友沈曾植的私信中写道广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于是他只能回到家乡。“要知人在一方，事业在一方，则其地之实业、教育、慈善皆吾责也。如是乃合共和之民。”这是张謇的人格自许，也是张謇的道德自律。
之所以张謇会创办大生纱厂，是因为通海地区有大片适宜种植棉花的良田，是因为通海地区有大量贫苦的农民，是因为全中国有无数的人缺衣少棉。而以大生纱厂为核心，上下游产业与相关产业被纷纷创办起来以后，整个地区的经济就发展起来了，社会就稳定起来了，教育就兴旺起来了，文化就繁荣起来了，甚至男女也开始平等起来了。通海地区的女人们都是天足，无论在田里还是厂里，她们和男人们一样能干，甚至比男人还能干，比如她们能纺纱，她们会织绣。
在这一点上，陈嘉庚与张謇有许多一致的地方。虽说陈嘉庚书读得远没有张謇多，但他们都不愿意做只会读书的人。尽管张謇贵为状元郎，但他比谁都厌恶科举。陈嘉庚在乡间读到16岁，忽然老师死了，于是读书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张謇出身亦农亦商的家庭，陈嘉庚17岁便下南洋投身商海。由此也可以说，他们两个人从小就都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具有一定经商的天赋。翻看张謇日记，你会发现他对数字具有超凡的记忆力：
青口圩周九百丈，高一丈八尺。外基砖六层，最上两层无砖，有焦楼。砖每个重六斤八两，每个钱六分半……合工料二万五千金上下，木石料不在内。（张謇：《张謇日记》，1888年4月30日）中国人常说旧式读书人总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吟诗诵词、舞文弄墨”，什么事情都是差不多先生，习惯模糊思维，缺乏数量概念与精细计算。可是，这些在张謇身上全不适用。张謇脑袋里永远有着精细的数字观念，而他的这种本领，除了他本人博闻强记之外，无疑与他从小对父母经商的耳濡目染不无关系。
陈嘉庚也是一个凡事喜欢亲自动手的人。从创建集美学校开始，到创建厦门大学，再到解放后修建集美学校，扩建厦门大学，陈嘉庚都是亲力亲为、事必躬亲。现在在厦门，“嘉庚建筑”已是一个专有名词了。当地人把他主持建造的集美、厦大等建筑亲切地称为“头戴斗笠、身穿西装”的“嘉庚体”。
目前现存的这些“嘉庚建筑”已经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对象了，总数有数百栋之多。这些建筑，都是陈嘉庚自己设计、自己督工的。据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说，陈嘉庚建造房屋，那是一派浪漫气质。他不画设计图纸，而是在现场以步代尺，以杖代笔，凭空指指点点，比划比划，等工人点头明白了，不久一栋栋楼房就拔地而起了。厦大的第一批校舍，从楼房的位置、屋顶的造型、门窗的大小、楼梯的材料、走廊的颜色，都是他一一亲定。陈嘉庚建造房屋，浪漫的是形式与外表，内容上那是无比务实、非常节俭、估算精细的。为了节省开支、控制成本、确保质量，陈嘉庚在建造厦大校舍时，专门选择在邻近厦门的漳州生产相关建筑材料。厦大校园里所有房屋用的都是“嘉庚瓦”，这种瓦也是陈嘉庚亲自设计的。
和陈嘉庚一样，张謇也很喜欢建筑房屋。张謇在南通创办了无数的学校、无数的工厂、无数的公益设施，这些建筑，费用是他出的，但有些式样、图纸也是他出的。他从小就喜欢研究建筑，中年投身实业教育后，几乎没有一年不参与规划新建筑，大到区域、具体地点位置选择，小到门窗配置、地基如何防潮，他都很在行。
一百多年过去了，现在无论是漫步在南通的濠河边，看那风格别致的南通图书馆、南通博物苑、濠南别业，还是徜徉在厦门的五老峰下，看那一字形的群贤建筑群，看那半弧形的建南建筑群，看那环湖的芙蓉建筑群，你都会为当年张謇、陈嘉庚留下的那一大批造型别致、风格鲜明的建筑群而啧啧称奇。
当然作为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张謇、陈嘉庚两位在价值观、世界观、企业观、人生观上的相似之处是更为重要的：他们都是爱国爱教育的模范，重实业、重教育的典型；他们都是意志坚定、生活简朴、精神充实、精力充沛的人；他们都是重事业重社会，轻金融轻资本的儒商典型。
陈嘉庚对商业的理解，就是靠商机、靠汗水、靠节俭去挣钱，挣了钱即去服务社会，办学建校，铺路造桥。有一则传闻是这样的，一次他的爱婿李光前有意把自己几年积累起来的工资薪酬，作为股份加入公司，自己做一个股东’陈嘉庚听后一口回绝，并毫不留情地说：“我赚钱是为了办教育，你赚钱却是为发财。”这则传闻来自陈嘉庚儿子陈济民的口述，他告诉给了自己的堂兄弟，陈敬贤之子陈共存，然后就传开了。按说，济民、共存、光前都是平辈，属于子舅关系，他们朝夕相处，知道这样的事情应该是正常的、可信的。
我相信这件事的真实性。对于这则传闻，我们当然可以将之解读为刚出道时李光前热心赚钱发财，不像他岳父那样热心公益，但同样也可以解读为李光前对实业、对公益的理解与陈嘉庚不尽相同。在李光前这里，他认为，公益是事业，实业也是事业。实业有实业的发展规律，股份制总比家族式好。实业就应该更多地赚钱、更多地发财，在企业内部，那是为股东创造财富，在企业外部，那是为社会创造财富。至于有了钱以后下一步做什么，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如果把实业与公益混为一谈，无疑是不妥当的。
张謇对实业的认识与陈嘉庚是类似的。学者傅国涌将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成功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通海一带气候、土壤等适合种植棉花，当地早就有“种棉卖钱，胜过种稻贩盐”的说法；（二）当地劳动力富余；（三）当地劳动力成本较低；（四）当地人口众多，市场巨大，可以自产自销；（五）张謇在企业管理上制度严格。
当然事实上更重要的还有一条原因，这就是张謇是以一个状元郎的身份创办大生纱厂的。他具有非凡的个人影响力，他穿行在官商之间，非官非商，亦官亦商。管理这个企业，他依靠的不是资本，不是股份，而是他状元的头衔与人脉资源。加之张謇的以儒家入世的情怀，以公益济群的实绩，一时他和他企业的社会美誉也是如日中天。这样在清末的通海地区，张謇与他的大生纱厂可谓风调雨顺，处处能够逢凶化吉，真是想不成功都难。
但就像张謇是科举状元但他厌恶科举一样，张謇投身实业但他并不喜欢实业，在他心中，他对实业的执著，主要来自童年的贫困生活，来自父母亦农亦商的熏染，来自自己冒籍后家里四处告贷的困窘，来自家乡的百业凋敝民生艰难，来自儒生“营志重于营利”的社会担当与名声追求。所以当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以及其他实业以后’他更热心的是扶持教育、公益事业。他把企业管理的重任交给了自己的三哥张詧，以致后来形成了张謇主外、张詧主内的格局。进入民国后，张謇更加热衷的是地方自治、宪政政治。当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国内民族工业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好景不长昙花一现，一战过后，国内政局持续动荡，国外经济发展迅速，民族工业由此雪上加霜。由于企业内部管理上的捉襟见肘、利益上的明争暗斗、资金上的收支失衡，投入教育公益事业的战线过长，从1921年起，大生纱厂对外负债400万两，张謇的资金链开始频频亮起红灯。年已老矣的张謇当年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而此时却是“运去英雄不自由”了。
当张謇企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当时就有人总结了张謇的成败原因，即“二好二多”、“二无二差”。所谓张謇成功的“二好二多”舆论好，机会好，状元办实业，致力地方事业，天时地利；存款多，往来多，这主要是指张謇的人脉资源厚与社会声誉好。所谓张謇失败的“二无二差”一无计划，张謇办实业只是手段，所以他并没有全面统筹的计划；二无制度，大生纱厂早年还有张謇制定的许多制度，但这些制度大多属于道德层面、人治层面，不是现代企业的制度，加之后来企业用人、行政、财务等都交给了张詧，这些制度已就形同虚设。一差，舆论差，当年是舆论好，后来成了舆论差，真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舆论差主要体现在张謇晚年热衷地方自治，与军阀权贵们不清不白，对独生儿子张孝若的提携重用超出了社会的普遍承受能力，比如张孝若才二十多岁，张謇便要大家选他做江苏省议会议长，实在是操之过急。
二差，团结差，不能说众叛亲离，但张謇与股东不和，张詧与张謇之子张孝若不和，张謇与创业时的一批元老不和，张謇与张詧因为家族企业接班人的问题也开始面和心异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张謇企业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就是1923年至1926年间，陈嘉庚的企业正如日中天，但好景不长，到了1926年也就是张謇去世的那一年，由于日货的削价倾销，同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陈嘉庚的企业开始连年亏损，入不敷出。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以橡胶业为主业的陈嘉庚，遭遇橡胶货价惨跌，更是雪上加霜，江河日下。危急关头，有人不止一次要求陈嘉庚停止对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投入，“停止校费，以维持营业”。但将集美、厦大比之自己性命的陈嘉庚’则坚持宁可停业停产’也不停学停课。他认为，一经停课关门，则难望恢复，自己误青年之罪不小，影响社会之罪甚大。
当一家外国公司提出以陈嘉庚停止两校经费资助为前提，向陈嘉庚企业注入资金、双方进行合作时，陈嘉庚怒不可遏、断然拒绝，这次他明确指出，企业可以收盘，但学校决不能停办！但市场总是无情的，为了企业的生存，初期陈嘉庚只能做让步，他被迫把自己的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让外国资金注入，但他仍坚持每月支付两校日常经费5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