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罐头蚝厂没有办成功，因为集美附近海域的蚝，由于海水溫度不同，生长期没有新加坡海域的蚝长，这种蚝一经高溫加工制作缩水厉害，不适宜制作罐头。加上工艺技术不过关，制作出来的罐头蚝，保鲜期极短，很快时间就发臭。这时，陈嘉庚便决定放弃在家乡投资任何实业，而是全力以赴兴办家乡教育，并表现出对兴办教育的极大兴趣与超常天分，他非常内行而坚定地说广晚清开始学制改革已十余年，以前之旧学先生日减，乡村私塾大半停歇，新学师校则腐败如此，吾闽教育前程奚堪设想。余常到诸乡村，见十余岁儿童成群游戏，多有裸体者，几将回复上古野蛮状态，触目心惊，弗能自已。
默念待力能办到，当先办师范学校，收闽南贫寒子弟才志相当者，加以训练，以挽救本省教育之颓风。”陈嘉庚是一个做事雷厉风行的人，说干就干，他丝毫没有过多考虑自己的个人财力与企业情况，他说：“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尽。如欲待富而后尽，则一生终无可为之一日。”陈嘉庚还真是了不起，他是一个敢当风险的人，他的子女都说父亲“往往蛋还未孵就先数鸡了”。
陈嘉庚从1913年创办集美小学开始，就踏上了一条毁家兴学乐此不疲的，既壮烈又辉煌的人生路。人确实是需要精神的，尽管陈嘉庚的企业在1923年一度进入鼎盛时期，不过仔细算一算他的资产，在南洋为数众多的华商中，陈嘉庚只能算是中等偏上而已。陈嘉庚筹建厦门大学，本来是想自己牵个头，依靠一批闽籍富商，众人拾柴火焰高，各自分担一些，自己带头多捐一些。不想这些富商一毛不拔不以为然。开弓没有回头箭，无奈之下的陈嘉庚只好独资筹建。那时陈嘉庚倾其家当也就400万元而已。企业家做公益可以慷慨解囊’但不能倾囊而出啊！可是陈嘉庚这种以天下为己任，视名节为生命的道德高标的人，谁又能劝得了他呢？所以黄炎培称赞陈嘉庚说：
“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陈先生平日的财富，完全献给大众，陈嘉庚的名字就是代表博爱和牺牲。晚年陈嘉庚定居厦门，他给远在国外的众多子女写信，差不多就是一个主题：要钱。当然他要钱的目的不是个人享受，相反他的生活可谓极其简朴。一次陈毅来集美看他，他给秘书一元钱，让他买点糖果招待招待陈毅。那时一元钱如果全部买糖果，还是不少的。陈嘉庚发现糖果那么多，竟非常生气，很严肃地批评那位秘书，责备他为什么买这么多糖果？陈毅不是小孩，不需要吃那么多糖果，这是铺张浪费。
陈嘉庚向子女要来的钱全部投入到集美办学上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陈嘉庚毁家兴学，带动和影响了一代南洋华商捐资办学。有数据统计，新中国建立前福建晋江县的200所小学、4所中学中，由南洋华侨独资兴办的私立学校占90%以上。华商不仅回国兴学，在居住地兴学也同样成果丰硕。据统计，华商们在马来亚一带所办学校，1911年为14所，到了1940年增至1051所，30年增长了70倍。
张謇和陈嘉庚尽管身处时代、环境以及个人学养、经历等不尽相同，但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创办实业，兴办教育，参与社会公益之路。他们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但是又都非常重视日渐扩张的西方商业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作为早期民族资本家、华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面对当时积弱积贫的国家、对外软弱对内腐败的清政府和贫困疾苦的黎民百姓，有着浓厚的乡土意识和强烈的家国情怀。他们虽然创下富甲一方的巨大财富，但这并不是他们的终极人生追求，他们甚至刻意选择简朴的生活方式，不留或少留私人财产于后人，而把所创造的财富无私奉献给社会，甚至不惜举债做公益，又或者以个人名誉向公众募捐。他们都是深具儒家思想及人文关怀的社会贤达，他们是中国社会，或者说东方华人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成功先行者。
李光前作为南洋华商，作为陈嘉庚的女婿，他对教育的投入，无疑也是深受陈嘉庚影响的。不过，相比之下，李光前是一个把做企业与办教育都做到完美的人，从这一点上来看，他确实有超越张謇、超越陈嘉庚之处。
首先李光前的文化背景要比张謇、陈嘉庚来得完整先进。李光前旧学有些根底’但主要是系统接受了现代新学教育。无论是在暨南学堂’还是在清华高等学堂，以及后来的唐山路矿专门学校、新加坡测量专门学校，李光前都是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他精通英文，对马来当地语言也很擅长，透过语言，他对语言背后的西方文化、南洋文化有着精深领悟。抗战期间，李光前曾在美国生活了几年，晚年还专门远赴欧洲考察教育。相比起来，张謇是个传统儒者，并且通过科举走到了儒生的金字塔塔尖。他一生只去过日本几次，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更多还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体西用”阶段。陈嘉庚在新加坡创业多年，但他不懂英文，也不懂当地语言，他基本上一直生活在华人世界里，与西方进行大规模的橡胶贸易时，经办人则主要是李光前。
其次从职业选择上来看，张謇投身实业，最初是为了老家父老乡亲的生计。他是状元实业家，他投身实业，主要出于“父教育，母实业”。陈嘉庚投身实业，则既是子承父业，也是养家糊口。是华商的传统，使他走上了回乡办学的人生道路。而李光前在接受过系统教育后，如果不是庄希泉的礼邀，他原本可以做一个当地殖民政府的公务人员。先是庄希泉再是陈嘉庚让李光前走上了实业道路。而当他在陈嘉庚企业工作10年后，他带着对实业经营企业管理的经验、看法与愿景，选择了自主创业。
再次从企业经营理念来看，张謇办实业，他是把实业当成手段，办实业才能有钱，有钱才能办教育，所以他一直总是“言商犹向儒”，最后走上了创办企业服务社会的道路。陈嘉庚办实业，那是下南洋的宿命结果。陈嘉庚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了钱，没有个人享受，也没有一根筋地执著于做大做强企业，企业兴旺时，全力兴办教育；企业不行时，毁家也要办教育。而李光前则更像一个现代社会工商业体系下成长起来的职业经理人，那是在商言商，在学言学。李光前在与西方工商业打交道的过程中，自觉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过程中在金融筹资方面、在企业管理方面、在企业与慈善、企业与公益事业方面的先进经验。所以在张謇、陈嘉庚遭遇企业发展瓶颈时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同样来到李光前面前时，李光前能够未雨绸缪沉着应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一化解转危为安，通过斗智斗勇逐步将企业做大。李光前是橡胶大王，是黄梨（菠萝）大王，是银行业大王。他把企业当成了学问来做’一门心思关注成本’关注利润’关注风险’关注管理流程，关注员工待遇’关注资本运营，关注国际市场，关注股东利益。李光前的企业管理是成功的。
1952年，电脑刚刚诞生时，他便把它用到了企业管理中。作为华商，如何从家族式、劳动密集型企业模式中破壁而出，李光前也进行了成功尝试，对传统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如何制度化、常态化、恒久化进行公益事业投入，李光前从1933年起即为集美厦大办校经费筹措而专门成立“义成”、“新义成”橡胶企业，以企业赢利多少来确定投入额度，规避了实业与公益之间的人亡政息、利薄益废问题。1952年，李光前成功创办“李氏基金”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捐助公益的体制和机制问题。此后，60岁的李光前退出“南益集团”的领导岗位，让位给长子李成义，给南益奠定了企业长久发展的制度化基础，为打破“富不过三代”的怪圈进行了制度化设计。在李光前看来，他的理念非常朴素与务实：只要企业长治久安，那资金便会源源不断，资金源源不断，公益投入便可源源不断。
事实证明，李光前成功了。李光前现在已经离开人世近半个世纪了，但他创办的南益集团仍历久弥新根深叶茂，他创办的李氏基金则本厚利宽源远流长。
张謇、陈嘉庚、李光前都是君子型企业家，都是战略型教育家，都是简朴型慈善家。如果只用八个字来描述他们的话，我以为张謇应该是“独来独往、直起直落”，而陈嘉庚会是“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李光前则为“诚实、信用、严明、谨慎”。
张謇几十年蹲守南通一隅，通盘考量，苦心支撑，长袖善舞，惨淡经营。
他具有极高的道德操守，他具有极高的办事效率，他具有极高的社会声望。
不过在南通，张謇办事也就是“一友一兄两弟子”。他喜欢“独来独往、直起直落”。日本人驹井德三评价张謇，“一为头脑明晰，学识丰富，眼光洪远，且尊重科学，有研究应有之才；二为意志坚固，有心有所决非达其目的不止之气；三为勇，在中国人中，实所罕见，有虽千人我往之风”。（驹井德三：《张謇关系事业调査报告书》，《江苏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10辑）由张謇给他创办的一些学校亲自定立的校训便可见其价值取向——勤逊：张謇依托家庙兴办的张氏义学。
艰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
平实：张謇创办的常乐张徐女学。
忠信：张謇创办的第一实业小学。
勤俭：张謇创办的狼山盲哑学校。
勤、苦、俭、朴：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农科。
忠实不欺，力求精进：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医科。
忠信持之以诚，勤俭行之以恕：张謇创办的南通商业中学。
在张謇眼中，他的人才观是诚实、守信、艰苦、坚毅。他是这样期许学生、要求别人，也是这样要求自己、表现自己的。
陈嘉庚在新加坡实业的发展，从1903年开始自我创业，到1934年企业全面收盘，计30年。和张謇一样，陈嘉庚也是一个个性突出，具有强烈偶像色彩与领袖气质的高调的人，因为他鲜明而倔强的个性，他的许多部下、族亲、同乡甚至爱婿李光前等都曾辞离他的企业。他的企业最后被迫收盘，国外财团打压、世界经济危机等均为外部原因，但他很难听进别人意见以致几乎众叛亲离，昔日部下纷纷辞职继而创业成为同行进行竞争，也是不可小觑的内部原因。好在他“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财富观，加之他敏锐的形势判断力和超凡的社会活动能力，成就了他的辉煌人生。辛亥革命时期，他慷慨资助革命党。民国时期，他选准了教育，慷慨资助集美和厦大。抗战时期，他又慷慨支持抗战。解放战争时期，他更慷慨支持共产党新政权。解放后，他回家乡办教育，全力重建集美、厦大，以及南安的国专小学国光中学。他个人并没有多少钱，但他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及清廉务实的个人社会形象使得他很能得到南洋华商企业家们的信任与支持。
他给集美学校所拟的校训是“诚毅”，诚以待人，毅以处事。他给厦门大学所拟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他的人才观是勇于担当、不怕失败。
李光前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低调得几乎无名。但他管理企业实在是一把好手，“诚实、信用、严明、谨慎”是他管理企业发展实业的“八字箴言”。这八个字，融合了“东方传统道德精神与西方科学管理方法”，可谓中西合璧。
从1927年创办南益开始，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低调谨慎周全稳妥。他能博采众家之长，兼听众人之言，能善待所有员工，诚待所有客户，能够抓大放小，自我约束。
张謇一生留下无数诗词书画文稿，陈嘉庚也写有洋洋数十万言的《南侨回忆录》。但李光前不求闻达，几乎未留片言。他给国光中学所拟的校训是“公毅”。集美的校训是“诚毅”。公毅与诚毅，一字之差，毅以处事是一样的，但陈嘉庚主张“诚以待人”，李光前主张“公以立世”，我们当然不能过度解读，但识得其中微妙，自然会觉得妙不可言。从实到诚，从诚到信，从信到公，从公到毅，从毅到能，从依赖一己道德品质个性的力量，到崇尚公众公正公平公道的力量，其中也不难发现时代对人才要求的百年嬗变！
在我快要结束本文写作的时候，我的内心是诚惶诚恐的。我选择的张謇、陈嘉庚、李光前这三位前贤，无论哪一位，对他们的生平、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业绩、他们的精神，都可以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而此前关于他们的研究资料也早已汗牛充栋了（相比之下关于李光前的研究资料要少一些，但也很可观了）。但我一下子竟然选择了这三位来做比较研究，真有点当年张謇评价孙中山所说“不知崖畔”（不着边际之意）的味道。好在陈嘉庚在述说他捐资办学的缘由时说过：“念社会事业，当随时随力，积渐做去，如欲待富而后行，则无有可为之日。”“如欲待富而后行，则无有可为之日”，要等我全面掌握、了解、研究完这三位前贤的资料之后，再动笔写这三位前贤，那可能也会是“无有可为之日”了吧。当然，我不能原谅自己在史料掌握方面的缺失，我也不能原谅自己在史料分析方面的偏颇抑或浅薄，我更不能原谅由此可能带来的对三位前贤评论上的失当，不过我唯一可以原谅自己的就是我毕竟用有限的时间完成了这篇文章。
今年是公元2013年，张謇诞辰160周年，陈嘉庚诞辰139周年，李光前诞辰11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张謇，纪念陈嘉庚，纪念李光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