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出版的双子星座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张元济诗。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陆费逵《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
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奇人：18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点翰林，30岁考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32岁被“革职永不叙用”，36岁加入商务印书馆，从此“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直至1959年以93岁的高龄去世。1948年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次评选院士，他几乎没有任何专著，甚至单篇文章也很少，却全票当选。
他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奇人：幼时母教5年，父教1年，师教1年半，一生只付过12元学费。17岁开始教书，19岁起专事书业出版，56岁壮年早逝，毕生从事教育出版。他的企业从2.5万元资金、5个员工起步，第一年资本就增至7.5万元，第二年即增至100万元。抗战爆发前，其资本已达400万，营业额近千万，员工6000人以上，彩印业务远东第一。他被评为与爱迪生、高尔基、叶澄衷、杨斯盛齐名的“自我挣扎的模范”。
前者与商务印书馆密不可分，后者与中华书局生死相依。
前者是张元济，后者是陆费逵。
张元济，浙江海盐人，1867年生，1959年卒。
陆费逵，浙江桐乡人，1886年生，1941年卒。
张元济与陆费逵是中国教育出版史上的一对双子星座，如同商务与中华，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对并蒂莲，一双连理枝。
不过，在张元济与陆费逵两人中间，我们可能会对前者了解得多一些，对后者要少一些。即使是张元济，我们的了解，恐怕也是“多乎哉，不多也”吧？
张元济是历史转折时期传统儒家学者最好的榜样，他实现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又发挥了高超的企业管理能力。他又以同样非凡的气度和开阔的胸襟对待新时代准则的种种变更，然而他始终没有丝毫偏离过自己的终极目标一通过知识启蒙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新西兰叶宋曼瑛《从清末的改革家到20世纪的出版家家现在说起商务印书馆，只要上过学的人都知道。上小学时，要用《新华字典》；上中学时，要用《现代汉语词典》、《新华成语词典》；上大学时，要用《牛津英汉双解词典》；进入社会，或许要用《辞源》。而这些无一例外都是这家叫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社出版的。
如果根据汉语的字面理解，商务印书馆应该是一家与商业有关的印刷企业。事实上，一百多年前的1897年，商务印书馆刚成立时，它确实就是一家与商业有关的印刷作坊。
1897年，是一个不太好记的年头。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渐渐“不重视”中华帝国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外国开始“轻视”大清王朝了；而到了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连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蔑视”自己的政府了。
1897年，正是戊戌前一年，甲午后三年。现在看来，商务印书馆的诞生，应该算是这一年的大事。
这一年的2月11日，春节刚过，一位名叫夏瑞芳的26岁年轻人，约上自己的大舅子鲍咸恩、二舅子鲍咸昌，还有一位当年教会学堂读书时的同学高凤池，四个人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一间租住的旧屋里，开办了一家手工作坊式的印刷所。这四个人，都是基督徒，从小在一家叫清心学堂的教会学校里读书。当时的教会学堂，除了教读圣经之外，还传授一定的职业技能。在校期间，他们四人都学习了印刷技术。此后，又都在洋人的报馆做事。因为同样的宗教信仰，又是同学多年，也算是职业同行，特别是结为姻亲后，常常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当年在洋人的报馆做事，收入不算很低，但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他们，特别渴望尊严与自由，而他们在洋人手下，恰恰就没有这个。夏瑞芳常常与他们说起自己的痛苦。穷则思变，痛定则行变。于是他们商量决定离开洋人报馆，开始自主创业。
因高凤池此前所在的洋人报馆名叫“美华印书馆”，加之当时开办印刷所，承印的主要也就是商家所需的账册、表簿、票据、传单、名片之类，所以印刷所就被取名为“商务印书馆”，英文名为“CommercialPress”，同样只是“印刷”而无“出版”之意。当时在夏瑞芳等的思想中根本没有搞“出版社”、“书店”的意图。不想这一叫就叫到现在，已经整整116年了。
夏瑞芳、鲍咸恩等人凑了3750元，租了三间房，购买了两部手摇印刷机，三部脚踏圆盘机和三部手扳压印机，商务印书馆就开张了。刚开始员工也就是夏瑞芳、鲍咸恩两人，鲍咸昌、高凤池还在美华那边上班。夏的妻子就是鲍的大姐，装订折页的事，往往就是她带着放学回家的孩子一起干。这种开开停停的小印刷作坊，在当时的上海，已有几百家之多，就像马路边上的小餐馆一样，一条弄堂里鳞次栉比地有好几家。
但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几年时间，商务印书馆迅猛发展，资金积累到近千万元，拥有上千员工，一跃成为我国现代出版业的领跑者与龙头老大。这一切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商务印书馆遇到了一位事业发展上的贵人一张元济。
张元济的一生本来应该是中国最传统的文人的一生：童年刻苦读书，少年高中秀才，青年进士翰林，接下来中年官运亨通，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可是他的命运却并非如此。
1898年6月16日黎明，年轻而渴望有为的光绪皇帝破例召见时年32岁、官品六级的刑部主事、充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依朝廷规矩，皇帝是非四品以上大臣不能单独召见的。此次破例，一来是光绪想实行新政，急需人才。
张元济科班出身，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正是新政所需人才。二来张元济为官几年，素有清誉与实绩，光绪皇帝所读新书均由张元济采购提供，尽管尚未召见，但皇帝对张元济已是耳熟能详。
此前张元济的主要政声为：创设健社，约为有用之学；代派《时务报》，推进新学；创建通艺学堂，专讲泰西实学。
这天一大早，张元济就来到颐和园西苑门外朝房。天还未大亮，张元济在太监灯笼的引领下，来到勤政殿东偏室。光绪首先问张元济，通艺学堂有多少学生，学什么功课。张回答说先学英语及算学，现在都还只是初步。光绪说国家外交事关紧要，翻译工作一定要重视，要知己知彼。又问通艺学堂有没有开设铁路课程。张答说没有开，将来要开办大学堂，那必须设立。光绪说，“外患凭陵，宜筹保御。廷臣唯诺，不达时务。旧党阻挠，部议拘执，帖括无用，铁路当兴”（转引自张元济复沈曾植书，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光绪帝还再三说现在讲求西学的人太少了。
在张元济听来，皇帝的声音颇低，但语气很和蔼，并且特别要求张元济不必有所戒惧，可以畅所欲言。张元济一开始自然很是紧张，但见光绪帝如此和蔼，气氛很是宽松，便也开始放松起来。他说，要开铁路，必须赶紧预备人才，洋工程师断不可靠；不但铁路，即矿山、河渠、船厂、机器厂，人才也同样重要，应该责成大学堂认真造就。张见光绪帝频频点头，便接着说，皇上注重翻译，确实是关键所在，如果我国驻外公使、领事都能通晓外文，了解域情，外交一定会渐见起色，他在总理衙门总是看到使领人才特别缺乏，现在仅有京师同文馆和外省的广方言馆，断乎不够。
张元济感觉皇上对此很有兴趣，听得很认真，于是胆子更大了，他请求皇上坚定变法的意志，不要听信异说；希望皇上能常延见群臣，宣传提倡变法之要，以减少阻滞；再要设馆储才，随时预备咨询。不知不觉间，张元济与皇上单独会谈快一个小时了，就在张元济还想多说几句时，忽然隐约看到御座后面有人影晃动，于是立马住嘴不敢多说了。
自6月16日光绪召见过张元济后，张元济又先后给光绪上了几份奏折。
此后光绪颁布了不少新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多方面，几乎天天发布政令，表现出他变法的坚定决心。我们无法知晓光绪到底有多少地方听进了张元济的见解，多少条款政令采纳了张元济的建议，但张元济对光绪推行新政正向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由此张元济毕其一生，对光绪帝都始终抱有难忘的知遇之恩。张认为，光绪虽然性格上有些懦弱，但他确是一位一心想把国家搞好的有志向的皇帝。
可是，9月21日这一天很快就来到了，慈禧从颐和园回宫立即再度垂帘听政，从此光绪自身难保，新政戛然而止。但在关键时刻，年轻的光绪帝还是用心用力地保护了这位有思想、有才干的青年才俊。却说政变发生后，慈禧天天抓人。这时外面有人传马上要抓张元济了。张是个孝子，他坚持天天上班，且早到晚退，以免衙役到家搜捕惊动老母。一个半月后，张元济终于等来了结果：革职，永不叙用。事后张元济获知，一次在处理曾经上书皇上议论国事的维新派官员时，光绪帝主动对慈禧说：“张元济也曾上书，应同案办理。”这里分明包含了保护张元济的意思。比起其他掉脑袋、遭流放的维新派官员，这就算是“免于刑事处分”，没有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革职后，李鸿章曾专门派手下来看望张元济，问及以后打算。张说想去上海。过了几天，李鸿章手下又来，对张说，李鸿章已经与上海盛宣怀说好，你到上海，盛会帮你安排。
当年的上海，是晚清中国仅有的一处中西文化交融汇合的地方。在这里，官僚气息较淡，民间力量较大，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渐次生根，对张元济这种官场革职之人来说，要想做些事情，这里相对气候比较适宜。盛宣怀把张元济介绍到南洋公学担任译书院主事。
南洋公学即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由盛宣怀创办。所谓“译书院”，就是“选诸生之有学识而能文者，将图书院购藏东西各国新出之书课，令择要翻译，陆续刊行”，用盛宣怀的话说，译书院就是“为成材之助”，“朝廷侧席之求”，“周知四国之为”。李鸿章与盛宣怀都认为张元济是该院主事合适的人选。
当年译书院的译书选题首先是“以练兵为急务”，“理财、商务、学校次之”。张元济就任主事后，逐步改变原先盛宣怀过于注重实用的选题方针，开始拓展翻译范围。他先后主持翻译了西方物理教材：英国人编的《格致读本》，法国人与英国人合编的《中等格致读本》；翻译了历史方面的书籍：英国人写的《万国通商史》、《英国文明史》，日本人编的《美国宪法史》等。不久，张元济购进了晚清大思想家严复翻译、英国人亚当？斯密著的《原富》，这是一本资本主义经济学著作。此书对英国经济发达原因和方法的理解，对我国旧观念“以言利为讳”、“重农抑商”的批评，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效应，一时洛阳纸贵，一书难求。梁启超、孙宝這等名流均专门托人或亲自到南洋公学求购此书，仔细阅读后还得出“西国民权之所以能日振者，其功皆在农工商贾”的结论。正是在张元济的主持下，一两年时间，译书院就已经翻译了31种图书。
对张元济来说，图书翻译了，自然要出版，出版自然就要找印刷厂。而对夏瑞芳来说，商务印书馆开业了，自然就要找需要印刷的主顾。以夏瑞芳的精明与勤勉，他盯上了南洋公学的译书院，盯上了张元济。在个人学问、人生阅历上，对于进士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当年的夏瑞芳只能是高山仰止。但夏出身社会底层，有的是一股向上的蛮劲，加之年轻，又在上海滩混了这么多年，有的是精明的生意经。懂生意经加上有蛮劲，对张元济这样的读书做官的人看来，那就是有冒险精神，有做事魄力。
夏瑞芳创办商务几年了，从印刷一般的商业纸品开始，逐步承接书本印刷，继而买了一些教科书稿件，跃跃欲试准备涉足出版，已然尝到了离开洋人自主创业扬眉吐气、腰包渐鼓踌躇满志的味道。但他知道，单靠自己的初中文化，要想从印刷业转向出版业，实在是困难重重。不要说制定出版宗旨与方针，把握知识界的文化脉搏，掌握阅读市场的动向，就是花钱买来稿件，究竟质量如何，印数多少为宜，也觉得难以判断。有一次，夏瑞芳用两百两银子买回一部教科书稿本，自己印刷发行，结果由于稿件质量太差销不出去，血本无归。
不过稿件质量难以判断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夏瑞芳判断出了张元济将是自己事业发展的贵人，并且对此判断他坚信不疑、矢志不渝。夏瑞芳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学识来打动张元济，也没有办法用雄厚的资金来吸引张元济，他只能用自己创办事业的雄心、发展事业的抱负、为人做事的魄力来试图感动张元济。
当年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担任译书院主事，短短几年一显身手后便已经是位高人尊了。不久因原公学总理（校长）突患脑溢血病故，盛宣怀礼请张元济兼代总理。这回他又一次一展身手，在南洋公学筹办了特班。何谓特班？就是“增设特班，广招秀出之材，俾跻大成之域，满满多士”，“以待成材之彦之有志西学者”，“凡学识淹通，年力健强者，均可入学”。张元济亲自主持考试，先笔试，后口试。他录取的第一批特班学生中，就有后来声名显赫、实力非凡的李叔同（弘一大师）、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胡仁源等。这些学生，不少已有功名，比如黄炎培，举人出身。为教育好这些一流的学生，张元济邀请了一流的教师，其中班主任就是张元济的进士同年、翰林同事蔡元培。
按说，这样的岗位、这样的舞台，张元济是不应该轻易放弃而来屈尊于一家小作坊起步的印书馆的。可张元济还就是轻易便放弃了，1901年他开始投资商务，1902年开始投身商务，1903年开始亲任商务编译所所长，自此终身服务商务。张元济选择了夏瑞芳，选择了商务，完成了晚清翰林、清廷官员到官商合办南洋公学高管，再到民间资本主义企业投资者、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开拓者的人生转型。客观上讲，张元济成就了商务，不过历史地看，商务也成就了他。
张元济有学问，懂书情，曾在京城任过官职，交游广，人脉深，上层人士多为其科举朋友、官署同僚。他的社会地位、人生经历、个人声望、道德文章，使得商务不同凡响、声名大振、鹤立鸡群，自然与那些众多书贾开办的书局不可同日而语。
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
兹将本局宗旨四大纲列下：
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
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
三、注重实际教育。
四、融和国粹欧化。
—陆费逵《中华书局宣言书》
陆费逵要比张元济小几乎二十岁。
陆费是个复姓’这个姓，宋朝人编的《百家姓》上是没有的。因为明朝末年在浙江桐乡一带才出现此姓。这一支祖上本来姓费，明朝时先祖出嗣舅父陆氏，遂冒姓陆，后费氏一支无后，为兼祧两家，便改姓陆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