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陆费逵原籍浙江桐乡，但他一生没有去过那里，不过常常想回去看看。抗战爆发后，他居留香港。一次他获知手下一位员工是桐乡人，便对这位员工说：“我是桐乡人，却从未到过桐乡，等到抗战胜利，由你引我去故乡一观如何？”可惜，他没有等到抗战胜利，1941年7月8日晨，他从卫生间出来，猝然摔倒，从此长眠不醒，年仅56岁。
陆费逵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头特别大，以致员工常常私下叫他“大头先生”。他知道后，不以为忤反以为荣，有时写信还时常自署“大头”。因为头特别大，他所戴礼帽即便是上海最大的盛锡福帽店也没有，只能由帽厂定做。有一天，他的帽子不慎丢失了，家里人急得团团转，陆却不着急，只说让他们上旧货市场去寻找。后来家里人果然在旧货市场找到了丢失了的帽子。面对失而复得的帽子，陆费逵喜滋滋地对家人说：“我的帽子，别人拿去也是不能戴的，只能送到旧货市场廉价出手了。”由此，一来我们可以确信他确实头大；二来也可见陆费逵过人的机智与聪敏。
陆费逵生于陕西汉中。父亲陆费坟是个中低级官吏，母亲出生书香门第，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侄女。陆费逵受母亲影响很大，成年后他常常说：
“我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
当张元济接受光绪帝召见谈论维新变法时，陆费逵还只是一个13岁的少年。不过那时他已经在看《时务报》等宣传新思想的报纸了。为此，年少的陆费逵常常不免与思想守旧的父亲有些冲突，这时母亲总是站在他一边，鼓励他不必照老式法子去读书去科举，而赞成他去研究古文、地理，接触新学、西学。
从14岁起，陆费逵开始自修，他律己甚严，自订课程，每日读古文看新书各两小时，学历史、地理各1小时。
从15岁起，单日自修，双日自带干粮到书报社阅读新书刊。
从16岁起，自学算学，一部《算学笔谈》，每天自学两小时，40天便将整数、小数、分数、四则、开方等学完。
17岁时，与友人开办“正蒙学堂”，自任堂长（校长），兼任教学，是为其教育人生之起步。
18岁时，离开父母，到武汉一边求学，一边出任家庭教师。
19岁时，在武汉集资开办新学界书店，出任经理，是为其书业人生之起步。
20岁时，在武汉参与发起组织进步革命团体“日知会”，出任汉口《楚报》主笔，后《楚报》被当局査封，陆费逵逃亡上海。
清末的上海，中西文化交融，南北风云际会，古今新旧并存，这里注定要成为商人巨贾、各路豪杰英雄的舞台。对陆费逵来说，上海就是他的福地，上海就是他的舞台。
20岁的陆费逵逃亡到上海的时候，可谓一无所有，但他头大心大，手快脚快。因为之前开过书店，很快他就在茫茫上海滩找到了工作，并且一开始就是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兼编辑员。
21岁，因为编辑了《本国地理教科书》，使得昌明公司赢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是年年底’离开昌明，进入文明书局，襄助经理兼编辑员’
同时兼任文明小学校长。
22岁，编成《新编国文教科书》、《新编算术教科书》、《新编修身教科书》
等，与文明书局其他教科书统称“文明教科书”，在教育界享有盛誉。
不过此时22岁的陆费逵还只是一个成功的打工仔，凭着勤奋刻苦，凭着边干边学，他慢慢捧稳了饭碗。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后，孝敬父母友悌兄弟的他，陆续把自己的二弟、三弟接到上海来供他们上学。这时他的宏图大志正待展开，他的辉煌人生即将上演。
他在等待一个机会。机会说来就来。第一个机会与一个叫高梦旦的人有关。
1908年夏秋之际，上海书业商会召开会议。尽管年轻，但陆费逵却是上海书业商会的老人，他是商会的发起人之一，商会的章程起草人。书业商会开会时，陆费逵作为文明书局的代表，与商务印书馆的代表高梦旦相遇了。
高梦旦，福建长乐人，曾任浙江求是大学堂总教习。1903年张元济亲自聘请他来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长。该人为人实诚，为学扎实。他几番与陆费逵交谈，“大奇其才”。当时的商务馆，分为两派，一派为教会派，即商务创办时的一批人，他们多数为基督徒，学历不高，只会印刷，不懂出版；一派为书生派，即以张元济为代表的一批新人，他们大都饱读诗书，学问高深，擅长编译。高梦旦是书生派。他知道，经营书业有发行、印刷、编辑三大部分。现在出版社里是能发行的未必知印刷，能印刷的未必知发行，能编辑的不知发行与印刷，懂发行与印刷的对编辑更不甚了了。而在高梦旦眼中，陆费逵既能操笔编书，又对发行印刷头头是道，实在是人才难得、难得人才。他极力在张元济面前推荐陆费逵，说现在文明书局仅以普通员工身份对待陆费逵，实在是有眼不识泰山，埋没人才，并建议重金聘请其为出版部主任。张元济听从了高的意见，延请陆费逵加盟商务。
商务给了陆费逵很高的薪酬，即使年久资深的创业元老，也不能望其项背。商务给了陆费逵很高的职位，一进商务他便任国文部编辑员，几个月后即升任出版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相当于现在的营销总监）兼师范讲义社主任、《教育杂志》主编。因赏识陆费逵的才华，高梦旦为长久把陆费逵拴在商务，还把自己的亲侄女高君隐许配给他（高梦旦后来为长久把郑振铎拴在商务，又把自己的女儿高君箴许配给了郑）。高君隐，毕业于爱国女校，以当年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与文化学历，那绝对是下嫁陆费逵。高梦旦认定陆费逵就是“绩优股”、“凤凰男”。
而陆费逵还真非等闲之辈。先说婚姻一事。1910年2月11日，陆费逵与高君隐喜结良缘。按说，尚在年头，婚姻大事，怎么着也得媒来礼去，迎来送往，大宴亲朋，广受礼金，拜天拜地，吹吹打打，吃吃喝喝，车水马龙，热热闹闹个十天半个月的，再说此时男女双方可都是不差钱的主了。然而，2月11日这一天，陆费逵仅一男媒陪同来到女方家中，双方亲朋好友均未通知，而商务同事更是全然不闻。次日一大早，陆费逵照旧到馆办公，一如往常。
中午也还就在单位吃饭，没有回去陪伴新娘子共进午餐。同事知道后，均讥笑他不近人情不懂事理。蒋维乔时为陆费逵同事，他也觉得陆费逵（字伯鸿）不可思议，特地写诗一首调侃之：
底事翩翩陆伯鸿，昨宵婚媾太匆匆。
百花生日春光好，辜负香衾来做工。
不过，事后蒋维乔感慨道：“于此小节，可见陆氏为人之奇突，其能创造中华书局，非无因也！”
再说办事能力。陆费逵一到商务，立马高调上位。单说主编《教育杂志》一事，陆费逵每期都亲自撰写富有革新思想的论文在此发表，内容涉及教育宗旨、教育制度、教科书体裁、国音国语、男女同学等，充分利用杂志这个阵地，大力宣传教育救国思想，宣传简化汉字、推广白话文等教育改革举措。创刊号上陆费逵的《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便石破天惊地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时称俗体字）。这样几期下来，陆费逵已然蜚声文教界。更要命的是，陆费逵一肚子生意经，《教育杂志》讨论教育学术为先、为学校调査表，表上开列学校名称、校长教职员姓名、全校班次、学生人数和所用教科书情况等项目，此外还附上一张二角六分的邮票。如各校把调査表所列各项填满，贴上现成的邮票寄回《教育杂志》编辑部，便可获赠全年杂志一份。这真是“在商言商、无机不钻、无机不商、处处商机”啊！
接着说他的办事魄力。晚清政治腐败，政权摇摇欲坠，旨在推翻晚清统治的起义、暴动、暗杀、哗变等此起彼伏。陆费逵敏感地意识到革命必将成功，国体必将改变。其时商务所印各类教科书林林总总，已经几十种上百册，一旦革命成功，晚清垮台，那么现所用教材均将不容于新政。因此，他向张元济建议立即预备一套适用于革命成功后的教科书。张亲身经历过戊戌维新，自然对打打杀杀的革命心存疑虑，所以他未置可否，斯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见张元济不为所动，久有鸿鹄之志的陆费逵不愿坐失千载难逢之良机，他决定立即下手，先下手为强。白天他一如寻常在商务上班，下班后暗地召集几个商务的得力干将，加班加点夜以继日，预备好了全套新型教材，其中初小教材5种40册、教授书（即教师用书）3种24册，高小教材8种33册，教授书6种28册，中学、师范用书27种50册，可谓蔚为壮观。同时积极筹措资金，秘密准备成立书局。
这是陆费逵来上海后的第二个机会，这个机会是历史赋予他的，也可以说是张元济让给他的。如果没有高梦旦的赏识与推荐，他可能进不了商务印书馆；进不了商务，他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平台与视野，更没有创业的班底。如果张元济当时采纳了陆费逵的建议，至少陆费逵的自主创业大计不会这么快就付诸实践。当然，常言说性格即命运，依陆费逵的性格，久居商务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
——张元济致蔡元培信。
张元济进士翰林，在那个时代毫无疑问属于精英阶层。即便“革职”后来到上海，在南洋公学，先专任译书院主事，后兼任公学代理总理，也是精英无疑。开办特班，召集的学生更是一批精英。100多年过去了，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谢无量、胡仁源，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名扬四海？
但张元济在庙堂之高时，已经渐次感到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只靠精英就能解决。早在刑部行走、章京做事、通艺学堂干活的时候，他就说过：
今曰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张元济：《致汪康年书》）戊戌变法时，他亲眼看到，亲身感到维新改良遭到巨大乃至无法克服的阻力，他深深知道维新变法、全面改革的真正时机尚未到来，老大的中国，必须从开启民智、发展教育、舆论宣传、开创风气开始，等到“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的时候，才能形成一股稳健前行的力量。如果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只寄予在一位“力似不足”的皇帝和几个激进新锐的年轻精英身上，显然是十分幼稚的。
他曾亲自把这一观点告诉康有为，并劝他适时出京回粵，一则韬晦一时，免得锋芒毕露；二则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开办学堂，培养和储备人才，徐图起事。聪明智慧如蔡元培者，当年便是如此这般，辞官南下回乡办学，走了一条差不多农村包围城市的迂回道路。晚清状元郎张謇也是变法开始时，悄然告假离京回乡，经营他的“父实业”、“母教育”的。康有为当然听不进张元济的话，张元济自己也没有像蔡元培、张謇那样全身而退独辟蹊径。不过，尽管张元济支持维新变法，但他始终没有成为康梁为首的激进维新派圈内人物，也正因此，在那场政治风波中，他没有玩掉脑袋。
关于教育，他内心明白：“我们的教育，不要贵族化，要贫民化（平字还不够）；不要都市化，要乡村化；不要外洋化，要内地化。”为此，尽管南洋公学这个平台很好，他也请来了蔡元培一起干，但他更坚信，教育不能只有精英教育。在他担任公学代理总理时，公学监学是美国传教士福开森，盛宣怀对福开森言听计从’张元济感觉到处处受制于人。福开森主张，南洋办学要照搬美国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全盘西化。张元济虽很开明，也主张自觉吸收西方文化，但传统士大夫出身的他，自然要比福开森更懂得中国。他说：“吾之意在欲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耳。”他特别反对中国学校“以洋文为常课”、“以外人主持学事”、“沿用洋人课本”。他说：“俄亡波兰而强习俄语，美据菲律宾而议用英文。灭国手段，此为最酷。”他还引用美国人之言以自警一美国人说，中国的财赋之权在英国，军事之权在德国，那教育之权应该归他们美国。张元济认为，中国人必须自己掌握中国教育之主权，不能以创设新学而失去王权。
道不同不相为谋，“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文化传统，图教育以自强”
的张元济自然不会为代理总理之名、高位高薪之利所动，而当夏瑞芳向张元济求助时，不能不说，此时是一种为国民效劳而绝不为洋人效劳的民族气节，使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南洋公学。
在南洋公学的三四年，是张元济教育观从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的重大转折期。以前科举取士，国家要的只是少数官僚。现在一些洋学堂，一般平民根本无法入学，即使进入，培养出来也只是“外国芯”的洋工具。最广大的劳苦大众，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这正是国家贫弱、发展停滞、国民素质低下、文化传统沦丧的根本原因。张元济指出：“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
“本此意以立学，则必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则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
张元济与夏瑞芳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而投身商务后，首先把编辑中小学教科书看成当务之急，他聘请蔡元培、高梦旦、蒋维乔、庄俞，包括陆费逵，主要就是请他们编好中小学教材。商务从我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1905年）开始，先后出版了《女子教科书》（1906年）、《简明教科书》（1910年）、《共和国教科书》（1912年）、《普通教科书》
（1916年）、《实用教科书》（1916年）、《新法教科书》（1920年）、《新学制教科书》（1923年）、《新时代教科书》（1928年）、《新课程标准基本教科书》（1931年）、《复兴教科书》（1934年）、《更新教科书》（1939年）。清末到民初，商务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市场占有率平均在70%—75%之间。张元济由衷而自豪地说广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
商务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辅助学术”为宗旨，所以它是一家出版机构，更是一家教育机构。张元济在商务陆续创办了速成小学师范讲习所、国语讲习所、商业补习学校、函授学社、尚公小学、平民夜校、励志夜校、印刷技工艺徒学校等，仅仅师范讲习所，前后就毕业11000多人，国语讲习所毕业的也有560多人。这近两万人后来都是全国各地基层学校的优秀骨干教师。张元济矢志经营的商务帝国就是一个人人充分接受教育，用教育去改造世界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