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民国十二年徐志摩、胡适等的一次雅集
对中国人来说，八月十五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月好共传唯此夜”，是“一年明月今宵多”。
也许是历经了八月十五团圆的艰难，使得人们对八月十六的月亮充满了期待，所以人们总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十五的“月亮”是终于团圆了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十六的“圆”是昨日脚踏实地今日仰望星空的“一切景语皆情语”。
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的农历八月十五，“人间天堂”的杭州，“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这一天“阴雨竟日，晚间微晴，月出不久，即为云遮尽”
（胡适：《胡适日记》，１９２３年９月２５日）。
好在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所以人们对西湖的“雨”
是不生气的。没有西湖的雨，哪有天堂的伞？没有天堂的伞，哪有许仙与白娘子千年等一回的姻缘？
这夜天上的月亮先不显，后未圆，地上的胡适也没有和家人团圆。小脚太太江冬秀与二个孩子在北京，他一人在西湖。一人是一人，却不是孤身。
“我的朋友胡适之”中的胡适之是不缺朋友的。这一天，安徽老乡、美国同学陶行知（当时还叫陶知行）与胡适在一起，雨是“竟日”，他们相聚也是“竟日”，陶行知当晚还与胡适同住。
真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十六这一天，胡适与陶行知、高梦旦等好朋友一起在西湖走花坞、游西溪。果然，一日雅集畅游，天助人兴，晚上雨去云淡，“月色极好”。
在整个杭州湾，从古到今，伴随着中秋佳节，有一件盛事，那就是钱塘观潮。呈喇叭状的杭州湾两岸，中秋之后，海起潮，人如潮。这个潮与天上的月亮直接相关，月亮是十五满十六圆，潮水是十五起十八盛。
１９２３年的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潮迎来了一批特别的观潮人：今天为八月十八，潮水最盛。
潮初来时，但见海外水平线上微涌起一片白光，旋即退下去了。
后来有几处白点同时涌上，时没时现，如是者几分钟。忽然几处白光联成一线了。但来势仍很弱而缓，似乎很吃力的。大家的眼光全关注在光山一带，看潮很吃力地冲上来：忽然东边潮水大涌上来了，忽然南面也涌上来了。潮头每个皆北高而斜向南，远望去很像无数铁舰首尾衔接着，一齐横冲上来。一忽儿，潮声澎湃震耳，如千军万马奔腾之声，不到几秒钟，已涌到塘前，转瞬间已过了我们面前，汹涌西去了。（胡适：《胡适日记》，９２３年９月２８日）此潮起潮落处为浙江海宁盐官，离徐志摩家硖石镇不远。徐志摩是本次观潮雅集的组织者，同行者有胡适、曹诚英、汪精卫、马君武、任鸿隽、陈衡哲、朱经农、陶行知，还有一位外国友人埃勒里小姐，是美国藩萨大学历史学教授，陈衡哲留学美国时的老师。
雅集，一般指文人雅士吟咏诗文、议论学问、叙旧交流的小型聚会，类似西方近现代的沙龙。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雅集有东晋永和年间王羲之等的兰亭雅集、北宋元丰年间苏东坡等的西园雅集、清末民初年间陈去病、柳亚子等的南社雅集等等。雅集，自古即因其凸显友情、组织松散、不拘形式而成为爱好相近、志趣相投的文人墨客间诗文唱和、笔墨交往的风雅之事，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演变发展史上的一种重要的集会形式。
这次观潮雅集，七男三女一共十人。此番十人在中秋佳节后三日分别从杭州、上海会合于盐官。钱塘潮水自然是千军万马澎湃震耳，几秒钟就汹涌西去了。观潮的这十个人，除了一位外国友人之外，都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弄潮儿。潮起潮落间，他们也成了时代的一部分。
以年齿为序，此九人为：
马君武（１８８１—１９４０），汪精卫（１８８３—１９４４），任鸿隽（１８８６—１９６１），朱经农（１８８７—１９５１），陈衡哲（１８９０—１９７６），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陶行知（１８９１—１９４６），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曹诚英（１９０２—１９７３），１９２３年，民国十二年，农历癸亥年。
北洋政府自从１９１６年６月袁世凯一命呜呼之后，顿时群龙无首。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黎元洪、张勋、冯国璋、段祺瑞，总统像走马灯似的，换得人眼花缭乱。１９２２年底大总统还是徐世昌，１９２３年初便换成了黎元洪，才到１０月又变成了曹锟。
而几年后异军突起、北伐成功的国民党，此时正忙着准备改组。新年刚过的１月２６日，孙中山指派廖仲恺与苏俄代表越飞进行会谈，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８月１６日，孙中山又指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出发，赴苏俄考察军事。这为蒋日后执掌黄埔军校埋下了伏笔。
而建党才两年多的中国共产党，这时还处于地下状态。作为苏俄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领导人物，急性子的陈独秀感觉当时的工作是方方面面里里外外都不给力。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倒是一时风行，接连悄悄地印刷了好几次。共产国际马林、中国共产党李大钊、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共同谋划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与国共第一次合作则即将拉开帷幕。
１９２２年年底，北洋政府财政部长罗文干遭到非法逮捕，后经北大校长蔡元培奋力抗争他才被释放。１９２３年１月，教育总长彭允彝为取悦军阀，致使罗文干被重新逮捕。蔡元培激于义愤，于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７日的《晨报》发表了不与北洋政府合作的宣言：“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
自从１９１７年１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以来，短短几年，蔡元培因不堪北京大学此起彼伏的学潮与北洋政府的无能腐败，已经先后辞职四五次，快成辞职专业户了。可是本来水火不相容的官方教育部与民间北大师生，竟在一点上高度一致：都不同意蔡元培辞职。向来待人如春风的蔡元培，这一次却“决然无情”起来：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回老家了，梅干菜就绍兴酒，乌篷船边水悠悠。
刚好蔡先生的第二任妻子黄世振去世已经两年多了，周围的朋友都忙着给他张罗续弦。早年爱国女学时的学生，一直待字阁中的周峻浮出水面，真可谓是“清水出芙蓉”。正无官一身轻的蔡元培来到苏州与在此工作的周几番接触，觉得甚合其意。于是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０日，在苏州留园，蔡元培与周峻开始了蜜月之旅。这一年蔡元培年过五旬，周峻刚过三十。婚礼当然隆重，一批故旧门生新朋老友纷纷前来祝贺。不过，当天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倒不是老夫少妻百年好合洞房花烛，而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婚礼尚未结束，同桌的人发现她竟伏在饭桌上无疾而终了。这位寿星是蔡元培老友张冀牖的三舅奶奶刘老太太。张冀牖的女儿张允和九十多岁时，还常跟人说起当年她亲历的这件事。婚后十天，蔡元培带着新婚妻子远赴欧洲。１９２３年的蔡元培是一个辞职未允的北大校长，一个新婚燕尔的新郎官，一个再度赴欧考察的教育家。
陶行知这一年被推选为南京安徽公学校长。这所学校可谓历史悠久。
它的前身是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由安徽旅宁人士在南京创办的安徽旅宁公学。学校办在南京’属于江苏省地界’而生源来自安徽’经费来自在宁安徽公产，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所办在南京的、主要招收安徽在宁人士子弟的“流动儿童希望学校”，所以该校要同时报苏、皖两省省长公署及教育厅立案。好在那个年头办这样的好事，还没有诸多潜规则，很快也就办好了。
陶行知老家皖南歙县，１９０９年来到南京，先考入南京汇文书院预科，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１９１４年夏以全校第一名成绩毕业，被时任江苏省政府教育司司长的黄炎培赞誉为“秀绝金陵第一声”。同年秋，远渡重洋留学美国。
１９１７年秋学成回国。１９２３年前，陶行知一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工作。但其时的高等教育对意在施展抱负的陶行知那是限制多多。陶觉得学校课程中的“教授法”忽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应与国际接轨，改“教授法”为“教学法”，做到“教学做合一”。他说，好的先生，不是单纯地教书，也不是单调地教学生，而是要教学生去学，就是要把教和学联系起来。对于一个问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去传授学生，而是要把如何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教给学生，使得学生能独立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教学方法叫教学法。现在师范院校就有一门课程叫“教学法”。但当年学校的一些老教授们就是坚决不同意做此改革，搞得陶行知很是“水土不服”，比较郁闷。
陶行知面对教育的老大难问题，一想起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豪情壮志，便总觉英雄气短。安徽公学校长，尽管不是全职，但对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当仁不让，干得津津有味，一口气兼到１９２９年。在安徽公学他率先推行三三新学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与美国中学教育接轨。这个学制是在胡适力主下于１９２２年济南会议上刚获通过的，陶行知用这种实际行动响应了这位安徽老同乡。他提出：“我们学校最注重师生接近，最注重以人教人。”
这一年，陶行知还作为主力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中华平民教育改进社”，出任总干事，全力推行平民教育。当时所谓的平民教育，其实就是平民读书运动。“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银钱，去教一般人民读好书，做好人。我们深信读书的能力是各种教育的基础。会读书的人对于人类和国家应尽之责任，应享之权利，可以多明白些。他们读了书，对于自己生计最有关系的职业，也可以从书籍报纸上多得些改进的知识和最新的方法。一般无知识的人对于子女的教育漠不关心，若是自己会读书，就明白读书的重要，再也不肯让自己的儿女失学。所以今日之平民教育，就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陶行知：《平民教育概论》）因为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这一段时间与朱其慧、晏阳初、黄炎培、朱经农等交往密切。他先坚辞东南大学的教职，再婉拒北洋政府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一职的委任，接着还把家从南京搬到了北京。朱其慧的丈夫是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朱经农是朱其慧的侄子。陶行知确定了安徽公学的校训为“实”，即“德性宜笃实、知识宜富实、身体宜健实”。但找哪位名人题写还未确定。那段时间他与朱其慧过从甚密，便想请熊希龄恩赐墨宝。字不怎么样但喜欢写的熊希龄二话没说，当天就写好了送来。
９月，陶行知由北京南下，先去上海商务印书馆找朱经农。他带了《平民千字课》手稿，请时任印书馆编辑的朱经农再修改修改，他对朱说：“不识字的人可以在四个月内读完这套课本。”不久该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很快发行一空，连印５０万册，仍供不应求。
办完这件事后，陶行知从朱经农处打听到了胡适在杭州的住址，便由上海来到杭州，关于人生，关于教育，关于平民教育，他要与老同学胡适好好谈谈。
当年的汪精卫要是放在现在，那不知道会有多少粉丝粉团粉条。常言道“男人四十一枝花”，１９２３年的汪精卫正四十初度。这位翩翩帅哥，绝非徒有其表。他是父亲６２岁时所生，因为庶出，从小便受家族歧视。１３岁母亲去世，１４岁父亲去世，但他刻苦求学，１９０２年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１９０４年考取名额官费留学日本政法大学，１９０５年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时，汪精卫即为同盟会评议长，与黄兴等同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１９１０年年初他那颗为晚清摄政大臣载沣准备的炸弹，尽管没有能够引爆，但已敲响了晚清政府的丧钟。
那时的汪精卫，真是大英雄啊。从１９０８年起，孙中山发起组织革命党人在国内连续六次开展的暴力武装起义均告失败，一大批满腔赤诚的青年才俊、民族精英接连失去了生命。保皇党由此开始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们是唆使年轻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矛头直指孙中山，一时孙中山的威信受到极大挑战，就连章太炎也公开反对孙中山，并宣布脱离同盟会。就在这时，身在日本的汪精卫挺身而出，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廷重臣，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当时同盟会高层无人支持他，胡汉民劝他：
“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去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但汪精卫说不这样便无法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也无法挽回民众特别是慷慨出人出钱的华侨对革命的信心。于是，汪精卫抱着必死的信心来到了北京。尽管刺杀行动没有成功，但汪精卫的这种气概就连晚清政府高层官僚也深受震撼。
按照清朝律法，加害像载沣这样的皇族那是要满门抄斩的，但清廷最后只是判处汪精卫“永远监禁”。
武昌起义后，汪精卫从清廷监狱获释，一时暴得大名，风光无限。但就是这个汪精卫，民国后倒也既未居功自傲，更未贪求名利，他忠实履行革命时许下的诺言，即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坚决推辞袁世凯让其出任广东都督的委任，盛名之下毅然选择赴欧留学。此后一度进入“小休时期”，漫游欧美，寄情秀山丽水，钟情舞文弄墨，并被南社聘为尊贵会员，社号２６０。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啣石存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这是汪旧年狱中所作，时隔一百多年，现在读来，第一则的豪情，第二则的志向，还是令人心动。好汉不提当年勇，看看１９２３年汪精卫为《南社丛选》所作的序言吧：
近世各国之革命，必有革命文学为之前驱；其革命文学之彩色，必烂然有以异于其时代之前后。中国之革命文学亦然。核其内容与其形式，固不与庚子以前之时务论相类，亦与民国以后之政论绝非同物。盖其内容，则民族、民权、民生之主义也。其形式之范成，则涵有二事：其一，根柢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之菁华为其枝干；其一，根柢于西学，以法律、政治、经济之义蕴为其条理。二者相倚而亦相抉。无前者，则国亡之痛，种沦之戚，习焉已忘，无由动其光复神州之念。无后者，则承学之士犹以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由得闻主权在民之理。故革命文学必兼斯二者，乃能蔚然有以树立。
这只是汪精卫给南社部分社员诗集的一篇序言’却相当精准地点出了南社的意义与价值。其时正处在旧南社名存实亡、新南社曙光将显之际。这篇序言，无疑给新南社的成立与发展确立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大家手笔，不服不行。
１９２３年的除夕，汪精卫有诗《除夕邀南社诸子作岁寒小集，何香凝夫人绘岁寒图，诸人皆有吟咏，余亦成一首》：
冰雪满天地，老梅能作花。孤松青不已，相为导春华。
落落心魄在，悠悠岁月赊。艰难谋一聚，何惜最流霞？
虽说此是即兴小作，但在群芳争艳的南社，还是可圈可点的。
平生自视不是一般地高的，差不多眼睛长在头顶上的柳亚子有多首诗作猛夸汪精卫：
一击亡胡帝，平生张子房。风姿犹妇女，家国有沧桑。
廿载盟心久，一宵握手偿。元戎方旰食，何以拯黔苍。
座中人物谁最妍？汪伦一斗才翩翩。
清谈痛饮余事耳，江山万里君仔肩。
如果说柳亚子写诗是明夸，那胡适、徐志摩等人在日记里简直就是暗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