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乘看潮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的先生Ｅｌｌｅｒｙ，叔永介绍了汪精卫。１９１８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有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徐志摩：《徐志摩日记》，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曰）胡适与汪精卫，相差八岁，汪精卫出道较早，为政界精英、民国功勋。而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被蔡元培礼聘至北大，２７岁即为文科教授，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起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誉满士林、名震天下，风头不减当年汪精卫。汪精卫与胡适，一时惺惺相惜。
１９２３年夏秋之际，汪精卫因为筹备新南社的事来到上海，他听任鸿隽说胡适正在杭州养病，便托他带信给胡适，希望一见。胡适不是糊涂人，自然一拍即合，表示相见恨晚。
尽管后来汪精卫投靠日本，做了汉奸，但胡适对汪精卫倒也没有因事废人。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汪精卫死在日本，１１月１３日胡适获知此事，在当天日记中他就很惋惜地写道：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的“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ｃｏｍｐｌｅｘ（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汪精卫终身“烈士”情结，他的太太陈璧君也概莫能外。话说抗战胜利，陈璧君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判处终身监禁。但陈璧君坚决不认罪，同时在法庭上明确表示：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心，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不过当年汪精卫对胡适也是礼遇有加。１９３３年任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曾亲自写信给胡适，恳请他出任教育部长。胡适的回信情真意切：
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绝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荣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不肯就任教育部长，汪精卫还是不肯罢休，继续恳请他出任驻德公使。汪这回说广先生虽然不是外交界的人才，但先生对于政治外交，运用丰富的学识与锐利的眼光，极真极远，无所不烛。试问今日，政治界、外交界的老手，有几个及得先生呢？所以先生不必以外交仪节未熟等等为词，那是无关弘旨的。先生必然能成为一个好外交家，我无所疑。”胡适回之：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之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
顺便说一句，胡适这种坚决不从政的态度，倒是一生未有任何动摇。蒋介石１９４７年恳请胡适出任行政院长，１９４８年恳请胡适参选民国总统，胡适差不多也都是用同样的态度回绝的。
仔细说起来，革命出身的汪精卫还真算教育中人。
１９１６年６月袁世凯离世，黎元洪继任总统。当时的教育部礼邀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元培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第一时间征求同在法国的老朋友汪精卫的意见。汪赞同蔡元培回国。蔡元培当时表示：那我先回国，你随后也回去，我们一起到北大共事。
１９１７年１月４日蔡元培正式走马上任北大校长，随后就向汪精卫伸出了橄榄枝，不想与一直想拉汪精卫入伙商务的张元济来了个迎面相撞。２月４日张元济向蔡元培去信，表明想邀请汪精卫加盟商务印书馆。蔡元培是个厚道人，他在表达完自己期待汪精卫加盟北大的意图后，又把张元济的意愿实话实说转告给了汪精卫。于是，汪精卫便于２月１７日主动拜访了张元济。
张元济２月２０日写信给蔡元培：“精卫南下，京馆续有电来。且前日亦已晤面。据云尚须赴法，却未提及尊处先已有约。现正托人续商。如精卫之意果入大学者，弟处自应作罢。惟渠前夏归国，曾告弟拟赴南洋集资，专营出版之事，弟亦允以印刷发行之机关为之尽力。此事想公亦必闻知如精卫有意进行，亦乞我兄赞助。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稚晖、精卫实当其选，窃愿我兄公之天下也。”
接到张元济信不久，３月５日蔡又赶紧去函汪精卫再次邀请他来北大工作广弟深愿先生惠然肯来，主持国文类教科，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蔡元培刚到北大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而蔡本人对汪精卫更是知根知底推崇有加，自然不会轻易把这等人才让给张元济。可惜后来汪精卫商务没有去，北大也没有来。李宗仁从革命辈分上来看比汪精卫要小得多，但他对汪精卫的看法倒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他说，汪其“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态不定。”尽管蔡元培真心诚意，北京大学虚席以待，但汪精卫还是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了。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这是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一个全国性教育社团。该社第一届董事会董事有范源濂、张伯苓、郭秉文、李建勋、熊希龄、蔡元培、袁希涛、黄炎培等，当然也有汪精卫。名誉董事有杜威、梁启超、严修、孟禄、张謇、张一麟、李石曾等。其中，范源濂任部长，张伯苓司库，并在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广州五地安排了交际主任各１名，郭秉文之于上海、南京，蔡元培之于北京，张伯令之于天津，汪精卫之于厂州。其中汪精卫与蔡元培、袁希涛任期为二年。上面这个名单里所列的每个人，都是民国闻人、教育要人。而中华教育改进社这个大名单中之所以有汪精卫的原因就是其时汪正在做着教育的事。
１９２１年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他说中国今日之现象，如拆屋改建，旧者已经破坏，新者尚未建全，庶政繁多，动需时日……今日民国成立已历十二年之久，种种设施，虽不甚完备，然求之历史已经是收效最速的了。
建设事业历十二年之久，尚无头绪，实因从前未培养人才之故。”孙提出国民党“政纲”，对外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旨，对内注重力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制学制系统，增加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
正卧薪尝胆的孙中山礼邀昔日部下汪精卫出任广州军政府高等顾问、广东省教育会会长。这时的汪心有灵犀一点通，高等顾问是闲职虚职，但教育会会长是可以做许多事的，于是他即刻走马上任教育会会长。
而他的同道前任竟是陈独秀。１９２０年年底，广东军政府陈炯明聘请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也好，会长也罢，其实就是教育上的这些事归你管），主持广东教育改革。陈独秀当时向陈炯明提出近乎苛刻的任职三条件：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作教育经费；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趋势的统一。想不到的是陈炯明照单全收。这下陈独秀只好硬着头皮暂时放下上海的一大摊子事来到广州。陈独秀是个风风火火的人，在陈炯明的信任与支持下，带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的余威，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一时广东的教育风生水起、波涛汹涌。陈将新教育分为以下三类：
（一）未成年教育一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虽分期使其绝对普及；（二）成年教育一即补习教育及社会教育，凡补修学校、图书馆、博物院、剧场、影戏、音乐，一般宣传、特殊宣传皆属之；（三）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及大学工科而外，以设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
天生演说家的陈独秀，不停地到广州各学校发表演说，陈述自己的教育主张与教育思想。他力主中学男女同校，并要求广东省立一中率先实行。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的袁振英，随陈独秀同来广东出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该校前身为广州广雅中学，历史悠久，民国后改名为广东省立一中，梁漱溟也曾出任过该校校长。在陈独秀的强力支持下，一中开放女禁，随后男女同校在全省得到推广。
可惜，此时肩负建党重任的陈独秀，身在曹营心在汉，加之广东教育界的保守势力仍很强大，他任职不满一年，便挥一挥长袖，作别了广州天空的云彩。时在１９２１下半年。于是，中华教育改进社广州地区的负责人自然就非汪精卫莫属了，他在这个位置上直至１９２４年。
说起教育，汪精卫倒也不外行一人家可是秀才出身，留学日法。他上任后即明确主张：
教育家对于民国之责任，在于从事造成民国的工作。十年了，民国没有造成，是因为教育的这些工作没有做好，是教育没有进步的原因。民国的造成与教育的进步是相需的。教育家对于民国的责任，不在投身政党，去做政治的生涯，而在根据教育家之地位，以从事造成民国的工作。
１９１７年胡适刚回国时曾郑重宣告：“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两相比较，汪精卫与胡适，可谓声气相投、所见略同。没有国民，哪有民国？鲁迅在《呐喊》后开始《彷徨》，彷徨的也是如何改变国民性：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两地书》）如果汪精卫也能像胡适一样，践行自己的誓言，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去直接投身政治，恐怕“卖国贼”、“大汉奸”、“当代秦桧”这些帽子怎么也戴不到他的头上，而“教育家”的帽子说不定正适合早年决意“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他。其实，“教育家”这一顶帽子当年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备帽的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陈嘉庚。
陈嘉庚早年随父背井离乡下南洋，多年风餐露宿，苦心经营，省吃俭用终成“南洋橡胶大王”。他久居南洋，心系桑梓，独钟办学。从小学开始，中学、师范、女子中学、商船学校直到水产学校、农业学校、幼稚园，蔚为而成“集美学村”，陈嘉庚对办学一往情深、乐此不疲，一生醉心支持教育事业从未懈怠。
办学离不开名师与大师，还在办集美时，陈嘉庚就专门瞩意江浙一带的名师，挖地三尺，求贤如渴。当年曾在集美学村任教的就有“江南名师”钱穆、杨晦、王伯祥、许钦文、王鲁彦、侯鸿鉴等。后来办厦门大学时，林语堂、鲁迅、顾颉刚、沈兼士、秉志等大师级人物也曾尽入彀中。
办学离不开大师，自然也离不开大楼，陈嘉庚是建大楼的高手。如果把陈嘉庚说成是一位建筑大师，大概大家都会觉得意外，但陈嘉庚真的当之无愧。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美国后现代主义建筑师迈克尔？格雷夫斯第一次来到厦门大学。他在校园里转悠了一圈，激动地说：“你们的陈嘉庚先生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大师。”陈嘉庚留下的建筑物现在在厦门大约有１００多座，主要分布在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它们自成体系、风格统一且特色鲜明：传统闽南大屋顶，檐角翘起如飞，西洋式的毛面墙和屋身结构，立柱挺拔而厚重，楼宇相连，红砖绿瓦，拼花、细作、线脚、回廊等均土洋混搭而整体和谐。当地人生动地形容这些陈氏独创的建筑为“头戴斗笠，身穿西装”。我倒觉得这些建筑也体现了陈嘉庚那代人“中体西用”的思想：形式可以是西方的，但灵魂一定是中国的。历经近一个世纪，这些建筑而今依然优雅、从容、风格强烈、别致而且实用，构成了厦门别样的城市地平线，令人叹为观止。据当地老人回忆，陈嘉庚建造房屋，不画设计图纸，而是以步代尺，以杖代笔，指指点点，一幢幢大楼就由建筑工人凭空建了起来。陈嘉庚说每个民族都有它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性的建筑艺术，强同于异族而抹杀自己民族的建筑文化艺术，是没有国性的。”可见陈嘉庚对建筑是有自觉的文化追求与系统的美学要求的。不过在集美校园里，虽然教学楼均是高高大大、风姿绰约、气象庄严，但校长办公室却是平屋简陋。而校主陈嘉庚的住宅更是比校长办公室还要简陋破旧，好像没有体现文化追求，也没有体现美学风格，纯粹就是当地一所普通民居而已。
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建筑，是很能体现时代精神与社会风尚的。看看现在各地混乱不已、不堪入目，或中或西，或实验或后现代，或传统或先锋的现代建筑，再看看陈嘉庚的建筑，你还能说他不算是建筑家？不是建筑大师？
２００６年６月，集美和厦大的这些建筑被列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个陈嘉庚，凭借一个集美、一个厦大，成为了厦门永远的名片与象征、厦门永久的自豪与骄傲。我们可以大胆想象一下，如果没有陈嘉庚的厦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一没有陈嘉庚，那肯定就没有了集美学村与厦门大学，也就没有了集美学村校园里的鳌园。集美学村、厦门大学，是两座学校，一旦失去了它们，那厦门每年也就失去了数以十万计来自国内五湖四海，来自国外东西南北的充满朝气、充满活力、充满智慧的青春脸庞。国内还没有一座城市是把一所大学当成该城市的主要旅游景点的，除了厦门。许多城市会有这样的宣传文字，不到何处就等于没有到某某城市，比如不到虎丘，就等于没有到过苏州（苏东坡语）；不到故宫长城，就等于没有到过北京；不到中山陵，就等于没有到过南京等等。而对每一位到厦门来旅游的人，没有到集美，没有看厦大，那也就基本等于没有到过厦门。
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刚刚从厦门回南京。之前去厦门订酒店时，我特地选了一家连锁酒店的“厦门大学店”。由于飞机晚点，我到达酒店时已是晚上１１点，但因为酒店实在太靠近厦门大学西门了，所以我还是放下行李后即去了厦门大学。虽说已是深夜时分，更兼暑假时节，但厦门大学校园里仍然是游人不减，群贤楼里“厦大时光”书店依旧灯火通明。当我绕芙蓉湖一周再走出西校门时，仍见有带着某某夏令营、某某旅行社帽子的游人进出厦大，厦大校门处的保安们个个正装，热情而认真地坚守岗位。我很喜欢厦大这种对游客的包容。如此的厦大，就是在这里散散步，我也觉得很是享受。
我认识一些厦门的朋友，偶然发现当中好几位的孩子名字里都有一个“嘉”字，我曾问过这是不是与陈嘉庚有关？他们未置可否’但他们说起自己孩子的名字时，都会说“嘉”就是“陈嘉庚”的“嘉”，倒没有说是“嘉禾”的“嘉”或“嘉宾”的“嘉”。可见陈嘉庚真是与厦门融为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