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为例
清末民初，新式教育铺天盖地全面取代了旧式塾馆教育。伴随新式学校的纷纷设立，传统教育开始向现代教育转型。从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到教育制度，从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到教育手段，教育的各方面都面临着变革。在这个巨大的变革面前，要让这种变革为师生们所知晓，所理解，所掌握，就需要强大的传播媒介。传统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教学模式显然无法满足新教育的需要。这时现代教育出版便应运而生了。
以教科书出版为抓手，商务印书馆一跃成为了支撑教育变革的强大文化传播机构。张元济以其德厚才高望重，利用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积聚了当时几乎所有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冯春龙曾在他的《中国近代十大出版家》中评选出了十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出版家，包括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章锡琛、叶圣陶、邹韬奋、胡愈之、张静庐、徐调孚、赵家璧等。我对这十位出版家的生平做了一番研究，发现他们几乎全都曾是商务印书馆的一员。
以辅助教育为己任的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出版方面一直是一家独大，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进进出出其间，不知不觉中商务印书馆便走出了一批出版家。而这批出版家又大多为教育家，甚至可以说，那个时代的出版家都有另一张面孔叫教育家，而教育家则也都有另一张面孔叫出版家。
张元济、陆费逵就不用多说了，详情可以参见第四章。我们还可以简单列举一批其他这样兼具教育家、出版家身份的人物：
杜亚泉（1873—1933），浙江绍兴人。他是一位文理百科无所不通的科学家，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翻译家。在教育方面，他的主要成就是创办了上海亚泉学馆、绍兴越郡公学、上海新中华公学，出任浙江南浔浔溪公学校长。专著有《格致教授法》、《博物学教授指南》、《小学自然科词书》等。此外，还著有《算学问答》、《化学问答》、《珠算开方法》、《电学试验》
等大量教学辅导性文章。在编辑出版方面，他早年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科学刊物《亚泉杂志》。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28年期间，他主要致力于编译、出版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科学类图书、教科书，主编出版有《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小学自然科词书》等大中型辞书。我国现在使用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不少也出自杜亚泉的首创。
舒新城（1893—1960），湖南溆浦人。教育家、出版家。曾任教于湖南长沙兑泽中学、湖南省立一中、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出任福湘女学教务主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研究部主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因编写出版过《道尔顿制研究集》、《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而成为教育界著名专家。1928年应中华书局陆费逵邀请出任《辞海》主编。这项巨大的文化出版工程，使舒新城名垂千古。
蒋维乔（1873—1958），江苏武进人。他早年投身革命，参与了蔡元培等组织的中国教育会，后投身商务印书馆，从事文化出版与教育事业。蒋维乔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是和中国最早教科书的编辑出版联系在一起的，他是商务教科书最早的开发者和编撰者之一。他曾长期负责商务版小学、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的编辑工作。二三十年代商务扩大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到大学范围，他还与人合编了《中国文学史》。蒋维乔是《辞源》的主要编辑者，也是《东方杂志》的第一任主编。除了编辑外，蒋维乔在商务还做过另一件主要的工作，就是教育培训。早在1905年，他就参与创办小学师范讲习所。
这是商务为自己的教科书培训师资的培训班。蒋维乔还参加创办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堂、爱国女学校等。民国后，他协助蔡元培筹建民国教育部，后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校长等职务。蒋维乔一生数度在教育与出版间进退，对这两个领域都有不俗贡献，是20世纪中国重要的出版家与教育家。
王云五（1888—1979），广东中山人，早年几乎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只读过一点私塾，上过英语夜校。他曾用三年时间通读完原版《大英百科全书》，并因此被上海中国公学聘为英语教师，胡适便是他当年公学任教时的学生。民国后他曾出任大总统秘书、教育部部员等，一度是蔡元培筹建教育部的重要助手。1921年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出任总经理。尽管其管理方式、经营手段等颇遭诟病，但他无疑是继张元济之后，历史上对商务印书馆贡献最大的人。他的“四百万”，即创立四角号码检字法，编撰《百科全书》和《万有文库》至今仍为出版界所津津乐道。王云五几度进出商务印书馆，游走于政、学、商之间，直至1964年76岁高龄时重返台湾“商务印书馆”出任董事长，此后15年为振兴台湾“商务印书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谓“居功至伟”。王云五自己没有任何学历，却在台湾亲自培养了30名硕士、15名博士，是台湾岛内第一批博导，故有“博士之父”的美称。
他有子女九人，大儿子理学博士，二儿子工程博士，三儿子在美从商，四儿子牙医博士，五儿子法理学博士，六儿子神经外科博士，七儿子医学博士，大女儿早逝，二女儿医学博士。八个成年子女，七个博士，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就更是“博士之父”了。曾有人评价王云五为“当代奇人、社会好人、学界通人和企业界巨人”，也许这样评价稍有过度之嫌，但王云五之为教育家、出版家那却是实至名归的。
叶圣陶晚年曾说：“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补充一句广编辑也是教育工作。”
叶圣陶说得真好，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出版家与教育家的关系。
此外，夏硏尊、丰子恺、吕叔湘、高梦旦、朱经农、何炳松、钱君甸，包括朱自清、胡适等，差不多也全可以被称为出版、教育的双料大家。对他们来说，出版家就是他们教育家之外的另一张面孔。
作为文学家名世的鲁迅，也是如此。
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鲁迅：另一张面孔是教育家》。
我们这批上世纪60年代生人，从小所受的教育，教科书上的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但如果认真研究鲁迅生平与成就，便会发现，鲁迅还有一张面孔，那就是“教育家”。其实早在1956年郭沫若就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说过，谁也不能忘记鲁迅同时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一位以身作则的伟大的教育家。1909年6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后，直至1927年10月定居上海之前近二十年时间，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教育部，教育工作是鲁迅一生中唯一的正式社会职业。鲁迅之于这份公职，无论是在教育理论方面还是在教育实践抑或在教育成果方面，都颇有建树。称他为中国现代一名教育家、一名名教育家并不为过。
然而今天如果我们从编辑出版的角度来看鲁迅，他无疑又是一位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编辑出版家。他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时间，早至1903年尚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开始，而直至他临终前三天仍在为《苏联作家七人集》这本书写序，可谓“生命不停编辑不止”，前后长达三十余年。据有关学者的统计，鲁迅除了他自己的著作之外，经他之手编辑、辑录、校勘、审阅、校订、校对、印行的期刊、书籍多达40多种。在这些书刊的出版过程中，他直接写下的有关编辑出版方面的文字，总数达50余万字。而散见在他大量书信、评论中，闪烁着他编辑出版思想与智慧的文字，那就更多了。
鲁迅的教育生涯从他1909年日本留学归国开始。他历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卫生学教员，兼任日籍植物学教员的助教，绍兴府中学堂“天物之学”（即生物学）教员、监学（相当于教务主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后改名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民国成立后，因挚友许寿裳之推荐，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请，鲁迅来到南京出任教育部部员。不久鲁迅随政府迁至北京，继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直至1926年。其间，鲁迅又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中学、中国大学等学校担任兼职教师。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广州出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教授。1927年他定居上海专事写作’但仍对教育给予密切关注’他的教育思想散见与蕴藏在他的众多文学著作中。
相比他的教育生涯，他的编辑出版工作，则起步更早。1903年12月，鲁迅翻译了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在东京自费印刷，并由进化社发行。这是鲁迅从事出版工作的开始，其时他到日本留学才一年多。不久他又翻译了凡尔纳的《地底旅行》，在东京印刷，由国内南京启新书局和上海普及书局发行。稍后鲁迅还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托人介绍给国内的商务印书馆，不想不但未被接受，还被编辑奚落了一番，说是“译法荒谬”。
1904年鲁迅与同学顾琅又合作编辑了《中国矿产志》，仍由东京印刷，上海普及书局正式发行。鲁迅在书中介绍了地球发展进化之历史和中国地质、矿产分布情况。此书封面上赫然印有“国民必读”，鲁迅在编写此书时，并非把此书当成单纯的学术或矿产方面的专业书，其重点是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中国虽然地大物博，矿产丰富，但却遭到外国列强的瓜分，只有矿产，而无矿权。鲁迅在书中大声疾呼，国人应“结合大群起而兴业……况工业繁兴，机械为用，文明之影，日印于脑，尘尘相续，遂孕良果，吾知豪侠之士，必有恨恨以思，奋袂而起者矣”。这一阶段鲁迅热衷介绍自然科学知识，旨在开启民智，传播新学。
1906年鲁迅由日本仙台前往东京，开始弃医从文。这时鲁迅开始全力关注文学，意欲利用文艺的力量来唤醒国人。1909年3月，鲁迅与其弟周作人共同编译，自费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第一册，7月出版第二册。可惜这两本书，在国内卖得不太好，只销售了区区几十本。
1909年鲁迅回国后，一度忙于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但他对编辑出版工作犹念念不忘。1912年他辞去山会师范学校校长职务后，曾设想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还专门邮寄了一些德文翻译稿。可就在等待回音的时候，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邀请他担任部员，于是鲁迅便来到了南京，从此在教育部一待就是14年。
不过这14年当中，鲁迅对阅处公文、开会、办会、外出调研、部门交涉、应酬与仪式等这些“做官课程表”感到“极无聊赖”。不久他开始了“亦官亦教”、“亦官亦文”的生活。他对辑录、校订古籍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以致钱玄同说他成天就是在S会馆里抄古碑。鲁迅辑录、校订的古籍包括《后汉书》、《云谷杂记》、《嵇康集》、《会稽故书襍集》、《百喻经》、《寰宇贞石图》等’显现了鲁迅深厚的古代文学功力。1918年鲁迅开始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白话文学作品’并应邀直接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起初《新青年》发行量并不大，社会影响力也较小，阅读对象也是层次并不很高的人。创刊人陈独秀为了维护不大的发行量，常常要在刊物上回应读者诸如“吸灰尘有何害于卫生”‘手指足趾上之爪因何自行脱落”，“运动后不即入浴，乃防何种危险”之类的问题。鲁迅针对这一情况认真指出：“《新青年》里的通信，现在颇觉发达。读者也都喜看。但据我个人意见，以为还可酌减：只须将诚恳切实的讨论，按期登载；其他不负责任的随口批评，没有常识的问难，至多只要答他一回，此后便不必多说，省出纸墨，移作别用。”此信以《渡河与引路》为题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通信”栏上。
1926年鲁迅辞去教育部的职务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广州，次年定居上海，开始了他著述为生的生活。这之后，鲁迅与编辑出版的关系更为密切。
鲁迅在编辑出版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能编善编，能写能画。用现在的话来说，鲁迅是一位编、著、印、发的多面手。即使是写作编辑书刊的广告宣传语，鲁迅也达到了一流专业水平。
试举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