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朱自清则在序中感性地描述了子恺漫画创作的场景：“小客厅里，互相垂直的两壁上，早已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的稿；微风穿过它们间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并诗性地表达了自己的喜悦：“知道你的漫画将出版，正中下怀，满心欢喜。”再后来，夏硏尊、朱自清还把丰子恺和丰子恺的漫画介绍给了叶圣陶。从那以后，他们三人只要出书，全来找丰子恺帮助配图或设计封面。夏硏尊的《爱的教育》，朱自清的《踪迹》，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都因丰子恺的精美插图而锦上添花。
丰子恺孩子多，家里开销大，老家建缘缘堂又花了一大笔钱，这样丰子恺手头便总有些紧。当时夏硏尊的长子夏采文在上海江南银行工作，社会结交面很广，夏硏尊便专门嘱咐夏采文，让他多介绍一些买主，来购买子恺漫画。
后来《子恺漫画润例》在上海《太白》半月刊刊出时，上面留的面洽人就有夏采文。
在春晖，夏硏尊、朱自清不仅发现并扶持了丰子恺的漫画，他们还发现和激发了朱光潜的文学才华与美学天分。朱光潜，日后中国最著名的美学家之一，1923年香港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在上海中国公学教英语。夏硏尊偶然在一家教育杂志上读过他写的教育论文，觉得很有见解，就力邀他来春晖任教。人贵相知，朱光潜欣然来到春晖。在春晖短暂的教书生活期间，朱先潜受到了夏硏尊、朱自清等的深刻影响：
在春晖，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丐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的。他们认为我可以作说理文，就劝我走这一条路。这二十余年来，我始终抱着这一条路走，如果有些微的成绩，就不能不归功于他们两位的诱导。（朱光潜：《敬悼朱佩弦先生》）从1920年初夏自北大毕业以来，朱自清先后辗转杭州、扬州、上海、台州、溫州、宁波、上虞等地，频繁更换学校，席不暇暧，行色匆匆，只为教书挣钱养家糊口，可谓流年不利。家道中落，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教育界黑暗，家庭多子，自身多病，朱自清过得和那个时代一样艰难。而那几年，因为有叶圣陶、夏硏尊、俞平伯、丰子恺、朱光潜等一批情投意合的朋友知己，在贫困中奔波的朱自清享受到了难得的溫暧。1925年朱自清北上清华任教。在北京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朱自清不像梁启超、王国维才高八斗，不像陈寅恪、梁思成出身世家，不像闻一多、吴宓留洋，不像刘文典、赵元任饱学，更不像胡适、潘光旦能交际。朱自清常常为学术基础不扎实，成绩成果不够多而自惭形秽，老实内向的他甚至常常做起因此而被学校解聘的噩梦。每当此时，朱自清就会油然想起那几年在南方，有朋友的生活：
我的南方，我的南方，那儿是山乡水乡！
那儿是醉乡梦乡！
五年来的彷徨，羽毛般的飞扬（朱自清：《我的南方》）朱自清特别忘不了夏家平屋的好酒与美食：
古抱当筵见，豪情百辈输。
莳花春永在，好客酒频呼。
鞮译勤铅椠，江湖忘有无。
别来尤苦忆，风味足中厨。（朱自清：《忆南中诸旧游》）朱自清还有一首旧体长诗《白马湖》，计270言，可谓写尽了他与夏硏尊先生的交情。略选几句为例：
眼底好湖山，恍如逢故友。
丐翁诚可人，挟我共趋走。
尘怀豁然开，汲汲夫何有？
偕行才及阈，呼客不去口。
龙文远相送，提挈我左右。
为翁约见期，黯然望垂柳。
因为夏硏尊，春晖迎来了朱自清、丰子恺，迎来了朱光潜、刘薰宇、刘大白，甚至还迎来了蔡元培、弘一法师、叶圣陶。往日默默无闻的白马湖不仅成了实现“纯正教育”的丰收田，而且还成了一批文学家笔下钟情的清风丽景。
这些在白马湖畔聚集的作家的创作还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散文流派一白马湖派。这是一个带有教育理想与社会使命的文化派别。
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文学与教育是这个派别的两个立足点。以教书为第一职业的这些作家们，没有职业作家们的偏执个性与惊世言行，却有着“山的胸襟，水的风度，海的气魄”。由此他们笔下的文章单纯洗练、自然清新，富有至性和天趣，其风华出于朴素，腴厚出于平淡，内涵着一种繁华落尽后的真淳。读着《白马湖之冬》、《白马湖》、《春晖的一月》、《我的畏友弘一和尚》、《没有秋虫的地方》等散文，想着这些诚恳、正直、老实、谦虚而又认真的人，不矫饰，不新奇，不陈腐，不洋气，中正平和，清隽流畅，那真是一种享受。
白马湖派的帅印非夏硏尊莫属，朱自清与丰子恺为主将，而在上海主编《小说月报》、《文学周刊》的叶圣陶，则一篇一篇地编发他们的文章，为这些作家提供了频频亮相、集中展现的阵地与舞台。
当夏硏尊与朱自清在白马湖边盘桓流连、浅吟低唱的时候，叶圣陶则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忙着编书出刊。教师出身的叶圣陶，之所以告别教书生活，是因为他太恋家了，他不能离开他的夫人、他的孩子。所以，夏硏尊、朱自清在春晖任教期间，叶圣陶虽也曾应邀到春晖讲过学，但终究没有来此任教。
朱自清这么说他：
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朱自清：《我眼中的叶圣陶》）叶圣陶1916年结婚，当时他在上海教书，妻子在南通教书。次年原中学同学吴宾若、王伯祥邀请他到角直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不久他就把妻子也调到角直任教，一家人在此团聚，朝夕不离。五年后的1921年，因上海中国公学代校长张东荪的多次邀请，叶圣陶才来到上海任教。在此他幸遇了朱自清，但两人只任教数月，便因学潮双双离去。即便后来朱自清邀请叶圣陶去杭州浙江第一师范任教，蔡元培、马裕藻邀请他去北大预科任教，郭绍虞邀请他去福州协和大学主讲新文学，恋家的叶圣陶也都只坚持了几个月便匆匆回家与家人团聚。1923年后的叶圣陶，除了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偶尔兼过一些大学、中学的课之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编辑教材、出版刊物、语文教育研究方面。妻子胡墨林与他一直在一起，事业上是帮手，生活上是伴侣。与此同时，至善、至美、至诚也相继出生，慢慢长大。
叶圣陶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后，便把全家从苏州角直搬到了上海，自己和妻子一起当上了编辑，夫唱妇随。叶圣陶自己说过：“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确实是这样，叶做编辑的时间，要比做教员的时间长得多。然而，他也不忘强调：“出版工作也是教育工作。”
夏硏尊的译作《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爱的教育》最早都是在商务由叶圣陶帮助编辑出版的。夏硏尊说，只要与圣陶相识的，“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心中热烈而表面冷静默然寡言笑的人”。在商务，叶圣陶始终认真严谨地编辑图书，以及《小说月报》、《妇女杂志》这些杂志。在书稿面前，他总是全力以赴。一切琐碎的事，甚至校对，都由他自己动手。投稿人有信给他，如果需要答复的，他都亲自写回信。他的字圆润丰满，正显出他谦和而又诚实的心。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甘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叶圣陶发现、培养、扶持的作家举不胜举，比如茅盾、巴金，比如丁玲、戴望舒、萧乾等。
不过，说起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那夏硏尊可算是叶圣陶的“叶圣陶”了。叶圣陶说：
这篇文字，去年（1928年）一月动手，十一月十五日作毕……写成一部分便投送《教育杂志》社……《教育杂志》把这登完以后，我没决定出单行本。是丐尊先生的意思，说送去付排吧。我仍不决定，请他看了再说。他看过后，为指示应行修改的处所，结末说不妨出版。（叶圣陶：《〈倪焕之〉作者自记》）《倪焕之》原先是在《教育杂志》上连载的，断断续续地刊载了半年多。
由于阅读不方便，读者人数有限，影响力自然也有限。后在时任开明书店编辑主任（相当于现在出版社总编辑）夏硏尊的激励与指导下，其单行本正式由开明书店出版。
夏硏尊逐字逐句地把几十万字的《倪焕之》看了一遍，对所需修改之处一一标出，供叶圣陶参考。叶激动得要求夏一定要写个序言：
丐尊先生的德行艺能，我向来心折，得他说几句话，并非欲夸耀于人，却自有说不来的欢喜。他果如我的愿，为写了一文……极精当地指摘我许多疵病……我何敢泛泛言谢，心感而已。（叶圣陶：《〈倪焕之〉作者自记》）夏硏尊欣然应允，为该书写序，他称誉此书“不但在作者的文艺生活上是划一时代的东西，在国内的文坛上也可说是可以（原文如此）划一时代的东西”，并力挺茅盾所说《倪焕之》是五四以来文坛的“扛鼎之作”的论断。夏硏尊知道友贵真与直，他在序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叶作的一些不足：
如果许我吹毛求疵的话，则有数处仍流于空泛的疏说的。例如……写倪焕之感到幻灭了每日跑酒肆的时候：
“这就皈依到酒的座下来。酒，欢快的人因了它更增欢快，寻常的人因了它得到消遣；而琐闷的人也可以因了它接近安慰与奋兴的道路。
这种文字，我以为是等于蛇足的东西，不十分会有表现的效果的。最甚的是第二十章。这章述五四后思想界的大势，几乎全体是抽象的疏说，觉得于全体甚不调和。不知作者以为何如？（夏丐尊：《关于〈倪焕之》）夏硏尊离开春晖中学去上海后’先是继续做老师’后来与同乡章锡琛等一起创办了开明书店。开明书店成立之后，业务发展很快，在编辑方面人手不足。这时夏硏尊想到了老朋友叶圣陶。商务创办于晚清1897年，在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等的筹划经营下，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其时已是家大业大，雄踞国内出版界龙头地位，享誉国际。而开明作为新开小店，总体综合实力、事业发展空间、单位社会声望不说，就是员工收入，也无法与商务相比。
叶圣陶自己解释离开商务来到开明的原因时说：“因为开明，老朋友多，共同做事，兴趣好些。”（叶圣陶：《杂谈我的写作》）叶圣陶在商务每月工资200元，另外还有编辑费、稿费等其他收入。到了开明，叶主动提出减薪，但开明的朋友知道他上有老母亲下有三个孩子，一大家子开销大，还是按200元给叶开薪。叶知道开明的家底，也知道其他开明同人的工资都不高，便让夫人胡墨林也来开明上班，当一名不拿工资的编辑，协助他编辑《中学生》杂志，用这种变通的办法，把自己的工资大大降了下来。要知道，胡墨林当年可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材生，能力很强，要说学历，那比叶圣陶还要高呢！因此千万不能把叶圣陶介绍胡墨林去开明工作看做是照顾性质的，那纯粹是出于叶圣陶的大公无私和胡墨林的顾全大局。而这个《中学生》杂志，1930年1月由夏硏尊一手创办。刊物一出版，就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当年发行量就达到了两万份。到了1931年年初，夏硏尊邀请叶圣陶来主持这本刊物，接替自己的工作。就像当年邀请朱自清到春晖教书一样，夏硏尊在《中学生》的“编辑自记”中诚恳而谦逊地写道：
“我们欲使本杂志更完善起见，已拉得叶绍钧（叶圣陶）先生加入为本杂志的主干，从三月起就由叶先生负责编辑。”
开明同人中，夏硏尊年长、德高、望重，以他为灵魂人物，就像当年在春晖形成了“白马湖作家群”一样，在开明不知不觉地又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群落，史称“开明派作家群”。尽管朱自清人在北京工作，夏硏尊、叶圣陶还是礼聘他担任开明书店当家刊物《中学生》的特约撰稿人。而朱自清对开明也是“山不转水转，人不在心在”。开明书店作家群除了夏硏尊、叶圣陶、朱自清，主要成员还有郑振铎、俞平伯、丰子恺、沈雁冰、王伯祥、陈望道、郭绍虞、金仲华、周予同、徐调孚、胡愈之、傅东华等。夏硏尊以其兼容并包的民主精神、平实稳重的宽厚气度、不求闻达的苦干作风，实至名归地成为“开明派作家群”的盟主，而叶圣陶副之。
也正是在开明这个新集体中，叶圣陶与夏硏尊在事业上相互砥砺，默契合作，在教材编写、语文研究、文学创作、图书编辑等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生活上，两人相知相交，相亲相爱，由同事而成为邻居，最后成为儿女亲家。
1928年新春，叶圣陶还与开明同人胡愈之、周予同、钱君甸等一起从上海百里迢迢来到白马湖乡下，在夏硏尊的春晖平屋家里欢度春节。三天时间，他们从早到晚地喝酒，喝着喝着，信佛念经做居士的夏硏尊对叶圣陶说：我是唯心的，你是唯物的。我们的信仰虽各不相同，但友谊是极好的。
他们的友谊确如行云流水，云在水迟迟，水流云迟迟。1935年，叶圣陶用多年积累起来的版税和稿费，在老家苏州青石弄买了八分地，造了四间中西合一的平房，把一家老小从上海安顿到了这里，而自己平日里在苏州家里办公，每个月定期去上海一周左右。1936年的一天，夏硏尊早晨起来，忽然想起与叶圣陶已经几天不见了，于是便坐汽车转火车来到苏州找叶圣陶。而此时叶全家正在剧场看昆剧，夏又找到剧场。叶说那回家吧。不想夏说，昆曲很好听，他一起听听吧，等到全场看完，才随叶回家。然后两人喝酒吃饭，联床夜谈，闲聊直至夜深。第二天一早，夏又一人回上海了。夏、叶之间，往往是“不见常思君，相见亦无事”。此次夏硏尊去苏州拜访叶圣陶，大有“王子猷雪夜访戴”之“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魏晋风度。
开明共事期间，叶圣陶、夏硏尊一起接受教育部委托，在当时的广播电台做了关于国文科学习的8次广播讲话。那时还没有电视，这8次广播讲话很像现在央视的《百家讲坛》，受众极多。和《百家讲坛》先在电视上播出再整理出书一样，他们这8次讲话后来也整理成《阅读与写作》，于1938年出版，并借助广播电台的传播效应，成了当时的畅销书。
提高国民语文水平，学校语文教育是其基础，而学校语文教材则是基础中的基础。夏硏尊、叶圣陶一起合作了二十多部国语国文教材。当年，叶圣陶、夏硏尊没几个人，还不是专职的，既没有国家基金，也没有专项补助，可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打造出了一系列质量上乘的国语国文教材。叶圣陶说：
在1932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这四百来篇课文，内容和形式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转引自商金林：《叶圣陶年谱〔初稿〕上辑》）夏硏尊、叶圣陶合作的《国文百八课》，可谓中国母语教材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