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春天，是一个崭新的春天。它不仅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第一个春天，也是我个人工作生活学习的又一个春天。这个春天前的那个冬天，我终于告别了原来工作的单位。在我迎来又一个春天的时候，我也迎来了我的新工作。
我是1987年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的。先做过两年乡村初中教师、两年乡村高中教师，再到江苏教育学院脱产进修两年，后留校在团委工作两年，在党办院办工作三年，到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工作了两年。2000年开始一直到2009年，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从编辑、编辑部副主任、编辑部主任、主编、副总编做到总编。按说人过四十，四十不惑，本可以就此安营扎寨了。但我实在是个有着化解不开的教育情结、学校情结的人，我特别喜欢学校，无比渴望能再回到学校工作。原因之一就是我多年来没有了母校，我的母校都先后消逝了。
我从小生活在江苏金坛的山区农村，村子里有一所小学。所谓小学，就是在竹林、坟堆、田地、池塘之间的一排土墙瓦屋。学校没有围墙，上课时教室里常会钻进来几只鸭几只鸡，下课后水牛会和我们一起靠墙而立，它是蹭痒，我们是发呆；偶尔我们在蹭痒，它在发呆。说是小学，但上完五年小学后，六年级、七年级（即现在的初一、初二）还是在这里上。当时所谓“戴帽子小学”，也承担初中的教学任务，相当于现在专科学校，也有本科专业与本科学生。我上完七年级后到乡里上了一年初三，然后转战一个较大的镇，上了三年高中。后来我考上了常州教育学院，工作四年后又到江苏教育学院进修。这就是我全部的学校学习经历。
可是，后来我上的这些学校都一一消失了。我的小学叫山蓬小学，先是“帽子”没了，不招初中生了，后来小学高年级也不招了，从完全小学变成了初级小学，再后来学生全到乡里上了，小学校干脆就变成了村委会。乡里的中学叫罗村中学，我在这里上了一年。这所学校是罗村乡境内唯一一所初中，该乡方圆近百平方公里，按说这所学校应是万年桩，但前些年撤乡并镇，乡没了，乡中学便也撤了。我高中上的中学叫社头中学，这个镇是个老镇，中学面向周围四五个乡招收高中生，面向本镇招收初中生，在校生规模近2000人，一度是金坛西南的“高等学府”。大学毕业后我回到这里教了四年书。
现在社头中学还有，但高中部已经没了，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的高中母校便也没了。我大学上的是常州教育学院，这是“文革”后恢复的教师职后培训进修学校，但当年师资紧缺，便也开始承担师专任务，我匆匆忙忙在此上了两年学。因为是用来培养急需教师的，后来教师相对不那么紧缺后，学院自然也就停办，并入到一所叫做常州工学院的大学里去了。我本科脱产进修的母校在南京，是江苏教育学院，也是教师职后培训进修性质的成人高校。十年前高校撤并转高潮期的时候，因为是成人高校，规模也不大，又没有单独招收普高毕业生的资格，江苏教育学院和省中小学教研室、省教科所合并组建为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因为教师众多，系科齐全，学校暂时保留“江苏教育学院”的校名，暂时以南师大等普通高校办学点的名义招收普高学生。但这个“暂时”，一“暂”已整整十年了。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惑就是，我的这所母校现在不知道是“有”还是“没有”，是暂时“有”还是暂时“没有”。
总之，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已经没有了；而校园呢，小学变成了村委会，初中变成了木材加工厂，高中变成了初中，常州教育学院变成了人民公园对面的停车场，江苏教育学院变成了江苏教育科学研究院。
俗话说得好，只有丢失了东西才知道它的珍贵。原先上学时就想着早点离开学校，但现在这些学校都没了，便更加想念校园生活、想念校园。
很感谢南京特殊教育学院这所学校，它让我重新拥有了学校生活。因为母校相继消失，所以尽管我是到南京特殊教育学院工作，但内心深处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又一次求学经历。本来对于特殊教育我一无所知，需要好好学习；再则离开学校、离开校园那么多年，我对学校教育教学也已经很陌生，需要重新熟悉。很感恩蒋云尔书记（现已调任江苏经贸学院党委书记）、丁勇书记、方仪院长。他们作为这个单位的主要领导，给予了我很高的期待，很多的理解与很大的空间。不过我冷静地转念一想，如果我是他们，他们是我，我也会像他们一样，说不定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因为最近十年，我花了一些时间，系统研究了近现代中国的教育史、文化史和知识分子思想史。我的内心是把优秀的高校领导视为顶天立地、无私无畏、惟精惟一、单纯澄明的人来期许的。人生本来短暂，如果内心没有自觉的定心定力，没有立己的慧心慧力，没有达人的雄心雄力，恐怕真会是一事无成老将至，一文不值赞何益。我的内心是把优秀的高校知识分子视为有书卷气、书生气、最好是学究气的人来期许的，现在我也如此自我期许。可惜，我充其量有点书生气，书卷气还很少，学究气更少。丁勇书记中学毕业于福建南安国光中学，这是一所《辞海》里都有记载的名校。该校的有名，就在于她地处偏僻山村，就在于她地处一隅面向世界，就在于她是一所学生进去了就“永远走不出来”的学校。刘再复是这所学校的校友，刘说，该校的图书馆使他足以傲视当年全国所有的同龄人。丁书记也说，他读书的时候，学校图书馆就有8万册图书。他上大学时是要从中学图书馆借书到大学去读的，因为大学里没有，而中学里却有。
我常常在南京的先锋书店里看到席地而坐、捧书而读的丁书记。一个堂堂的省管厅级干部，一个这样的读书姿态，使我无法不对他油然产生敬意。但大凡这样的时候，我总是选择悄悄离开，生怕打破他的宁静，更怕以后再也看不到这席地而坐的一幕。我觉得丁书记是一个有书生气、书卷气，也有学究气的知识分子。方仪院长2011年6月刚从南京艺术学院调来出任院长。方院长曾长期担任地方党政行政干部，具有极高的处事天赋，能化繁就简或化简就繁，或该繁就繁或该简就简，驾轻就熟、炉火纯青，最重要的是他有着极强的事业心、极充沛的工作精力。
2010年的春天来了，2011年的春天、2012年的春天也渐次来到。人勤春早。高校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领导们安排我从事的校史馆、博物馆筹建工作，使我原先的业余研究变成了专业研究。作为人文社科类学者，所谓研究，首先就是要不停地看书。原来我一年可以认真读近200本书，现在一年可以仔细读200多本书。曾经有一些人很鄙视，不相信，觉得我吹牛。考大学的时候，我确实数学几乎没有分数，不是一般地差，但把读过的书数一数，这个数学能力我还是有的。不过读书是纯粹个人的事，不值得炫耀，甚至不值得一提。但有一句话我倒是觉得很对：因为我没有空读书，所以我一直很忙。
当然光看书还不行。我的朋友贾梦玮也看出来了。他是《钟山》杂志的主编，我近二十年交情的朋友。近二十年来，他一直在默默关注我，悄悄关心我，没有动静，不动声色，我就像个盲人，眼睛看不见，但心里明白着呢！想必他是怕我重新回到高校后，沉湎于书堆之中无法自拔。于是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不容置疑地“命令”我写一篇文章。写什么呢？怎么写呢？写成什么样子呢？“命令”完后，他便要言不烦、字字珠玑地明示。于是，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就这样出来了。
可以这么明确地讲，如果没有特殊教育学院的工作环境，没有蒋云尔书记、丁勇书记、方仪院长，我没有机会写出本书；如果没有贾梦玮兄的命题作文，我写不出这本书。当然，我也知道这本书不过就是一本书而已，绝不能拿这本书与一所大学相提并论，更不能拿这本书与贾梦玮相提并论。
但敝帚自珍，我还是要深深感谢蒋云尔书记、丁勇书记、方仪院长，深深感谢贾梦玮主编。因为他们，这本小书终于问世了。尽管离他们的期望还很远，或者说根本无法与他们的关心成正比。
周有光先生以107岁高龄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他翻看了目录后告诉我：“你写的这些人，大部分我都熟悉的。”我把周老的题词放在了扉页之后，封面的题词让著名书法家诸荣会兄写了。他的字有职业书法家的功力，有文人书法家的脾气。他们两位的字，加上梦玮兄的序，让本书增辉许多。
本书能由在出版界享有盛誉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要真诚感谢吴法源兄、黄越兄的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一下我的几位同事，他们帮我做了许多本来应该是我做的事，使我常得宽余，他们是：宣传部的孙家文部长、邱淑永老师、杨黎珍老师，科研处的谈秀菁处长、宋春秋副处长、周其良老师、孙会老师，发改办的马宇主任、管才君老师。
关于书稿，我就不多说了，恭请各位读者多多批评指正。我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马建强。
2012年9月10日。
写于南京秦淮河西、扬子江东之龙凤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