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英国人李约瑟高度赞扬《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但我仍然将它当作宋人笔记来看。因为沈括自己在《笔谈》自序里就这样明确说过:“所录唯山间木荫,率意谈谑,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闾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于传闻者,其间不能无缺谬。”
因为我的囫囵吞枣,所以全书十七类六百零九条(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中,有很多如乐律、象数、技艺、器用等都是翻过,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医学,等等,太科学了,我底子薄,难理解。
因此,下面的阅读笔记基本局限于常规的历史琐闻类,让科学家见笑了!
壹、韩愈的漂亮胡须
《卷四·辨证二》中说:现代人画的韩愈像,都是面部小,而且还有漂亮的胡子,且戴着纱帽,其实这个形象是江南的韩熙载。这有韩熙载留下来的画可做证据。
韩熙载是五代人,博学多才,工于书法,江南人也称他为韩文公,因此大家都误认为他就是韩愈。那么韩愈长得怎么样呢?他长得胖,而且胡须很少。元丰年间,用韩愈陪祭文宣王庙,但郡县画的韩愈像,其实都是韩熙载。后世不能再辨认,于是韩愈就成了韩熙载了。
谬种流传有许多途径,韩愈成韩熙载便是一典型。确实不能怪那些画师,都这么多年了,先前的名人到底长什么样呢?即便有画像传下来也不一定准确,王美女不是被毛延寿画得那么难看吗?我们现在见到的孔圣人,也未必就是这样的像。
我到曲阜尼山夫子洞,那里有个传说:孔子爹爹叔梁纥,因为孔子生下来太难看,于是将他丢弃在那个洞里。不想老虎来给他喂奶,雄鹰给他摇扇,小孔子躺在洞里,实在惬意。所以,我每次去参观瞻仰那些古代的名人画像,心里都会嘀咕,真是这个人吗?有时甚至是皇帝,我也不太相信,你给我画得不威武,还要不要命了?我只相信那个慈禧太后的像,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照相机传进来了。
顾颉刚先生写过《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的考证文章。他研究发现,殷纣王共有七十条罪状,都是各朝各代陆续加上去的,有很多是作者的想当然。纣王原来也是个孔武有力的标准美男子,但后来不知怎么的越来越坏了。战国一下子给他增加了二十项罪名,西汉又给他增加了二十一项罪名,东晋仍然增加了十三项罪名。让人感觉到越来越离谱的是,这些罪状越写越夸张。比如西汉的司马迁说纣王修建了鹿台,东汉的刘向就补充道:鹿台高达一千尺!晋朝的皇甫谧则万分地添油加醋:鹿台高一千丈!一丈大约两米,纣王为了淫乐,居然要爬上两千米高的鹿台?且不说,那时的人们能不能造出这样的台,即便造得出,也无法想象,纣王为什么要爬到这么高的台上去泡妞!他真是精力旺盛,吃饱了撑的!
敦煌的洞窟里,有西夏人画的很多壁画。那些画工怎么工作呢?我猜测,他们可能会把前人已经模糊的作品统统铲掉,或者在前人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修补。
不用细想,修补后的壁画一定会带有西夏人的风格,纵然他们是修旧如旧,也绝对会有那个时代深深的印记。所以,修旧如旧,基本上都是骗人,每一件作品都是独特的。
因此,把古人弄错,那真是太正常不过了,我们的历史里,有多少冤假错案呢?
数不胜数。
沈括先生真是有心人。但我还是担心,自他指出后,有多少人会去注意这个不长胡须的韩愈呢?后人会不会按照他的意见把韩愈改过来呢?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如果那个时候的宋朝国家图书馆,财政给点钱,把前朝容易搞错的名人统一弄个版本,那就不太会有这种现象了。其实,说白了,这个韩愈成韩熙载还不是最吃亏的,至少他还是韩愈,不像有的人,连什么都搞错,不要说画像了。
说起画像,《卷九·人事一》还有个趣事。说是狄青任枢密史时,有个狄仁杰的后人,拿着狄仁杰的画像和数十件委任状来拜会狄青,要把这些东西都献给狄青,认为狄仁杰是狄青的远祖。狄青则推辞说:我不过是一时交了好运,哪敢拿自己和梁狄公比?狄青真是聪明得很,他虽然也姓狄,但绝对不是靠狄仁杰的荫护,天下姓狄的人也不见得都是同宗。再说了,这张画像难道真是狄仁杰?
有什么证据吗?狄青是不是狄仁杰的后人,我没有考证过,但就凭他的不认祖,境界立马就和那些拼命认祖的人不一样了。
贰、墨浸字
《卷十一·官政一》有人浮于事的精彩画面:从前的校书官很多都不用心尽职,只是拿本旧书,用墨汁随便涂抹一个字,再把那个被涂掉的字写在旁边,以应付每天的工作。自从设置了编校局后,便规定只能用红笔圈字,并且要在卷末写上校书官的姓名。
什么叫混日子?这应该是一个比撞钟更经典的例子。因为薪水不是很高,因为每天面对的典籍浩如烟海,因为有许多典籍自己不感兴趣。但是呢,这个班不能不上哪,不上就没地方领薪水,不做这个工作,自己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书是白读了,于是只好这样做了。有时认真点,还会细细看一看,碰到困时厌时不高兴时,那就随便点一个吧,反正也不用负什么责任,反正大家都差不多这样干,前朝的经典干吗要去动它嘛。
什么叫制度?这也是一个虽小但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说,你不能随便涂抹了;就是说,你校完后还要让你签上名,就像现在高考阅卷一样,都要签上大名。这样,责任就有追究的地方了;这样,日子也不好混了,你总得要发现点什么吧,前朝的经典也不是完全都对的,否则你还想不想拿薪水或者奖金了?
还想不想升迁了?
有的时候,只要一点小小的制约,整个工作就会鲜活起来。把“浸”改成“圈”,一个实心点,一个空心圈,实心可以混日子,空心却能反映专业水平。技术推动进步,于人于事于己于国都有利。
与此类似,《卷十一·官政一》有一则修钱塘江堤坝的事也富有意味。
钱塘江堤坝年年修,却年年发生水患。杜伟长任转运使的时候,有人建议,从浙江税场以东,把江堤退后几里,再修筑半月形的堤坝,以避开汹涌的潮水,所有的水工都认为这个办法很便利。只有一个老水工认为不可行,老水工悄悄地对他的同伴说:堤坝移建了,每年就不再有水灾,你们这些人到哪里去求衣食?
同伴贪图自己的利益,于是都跟着附和老水工。杜伟长不明白他们的阴谋,花费了上万的巨资,而江堤的灾害仍然年年都有。
这基本上是另一种类型的“墨浸字”,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而已。只管出工,不管效益;只顾自己利益,不顾公家成本。虽有可怜之处,却也可恨。
叁、赵谏揪人小辫子
《卷十一·官政一》有一个小人的影子一直延伸到现在:曹州人赵谏曾做过小官,因犯罪过被政府除名。他通过收集他人的丑事来控制乡里,没人敢违背他的心意。人们畏惧他比畏惧强盗还厉害,官府也被他控制,一味纵容不敢得罪他。
兵部员外郎谢涛任曹州知州时,完全掌握了他的劣迹,把他逮捕关押到有关官署,并将他前前后后所干的不法坏事详细罗列禀报给朝廷,朝廷下令将其交御史府查办。赵谏恶迹斑斑,于是被判处弃市(在闹市中处死示众),曹州人都为此互相庆贺。因为这个案子,朝廷于是把“告不干己事法”写到律令中。
因为一个人而立法,这有点像现代孙志刚事件。
这个赵谏也许是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深知个中内理,知道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对方害怕,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赚得好处。隐私,人人都怕的,软肋呢。某某与他人通奸,他可以原告被告还有和此事有关系的通通都吃;某某官员为一已私利而有丑事,那也是见不得人的。我想,如果仅仅是这样的事,那事发后,上面的领导不会因为这而处理他,反而要奖励,他就像纪检委嘛,虽然手段不怎么样,但效果挺好。这个赵谏不被众人所容,一定不是干这样的事,他一定在干一些非常缺德的事,在制造不和谐的因素,证据不确凿,乱贴大字报,或者利用群众斗群众,人人恨不得弄死他。
而处理这样的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凭赵谏的本事,他一定会把官府弄得服服帖帖:要么和我坐一条船,要么你就滚蛋,就这么简单。杭州富阳人谢涛,为人正直,又是京官下派,能力和水平都有,自己身上很干净,我才不怕你呢!于是办得了赵谏。
“告不干己事法”,我的通俗理解就是:如果你状告人家的事,没有和自己有利益冲突的话,那就是不容许的。这样朝廷就省却了许多麻烦事,如果有人一天到晚,告这个、告那个,那大家还要不要过日子了?
现代法律,这一条估计要废除,因为有许多事情,不和自己有关系,但和大众有关系,否则岂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但无论什么朝代,赵谏这样的人都是不为大众和社会所容的。
肆、范仲淹的“荒政三策”
《卷十一·官政一》写到了范仲淹的工作智慧:皇祐二年(1050年),范仲淹在杭州知州任上,遇到了“两浙路大饥荒,道有饿殍,饥民流移满路”。这个饥荒的程度很厉害,关键是人饿死了不少!
范市长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创造性地实施了“荒政三策”一是兴土木,以工代赈。
实体经济不好,就业形势立即紧张,岗位少人多,劳动力自然不值钱。但这正是营造的好机会,弄一些大项目,百姓有活干了,生计问题流离失所之苦都会解决;二是利用杭州人好佛事、喜旅游的习俗,大兴旅游业,一时饮食、住宿、贸易等服务行业都需要劳力,大增就业者数万人;三是拉高粮价,引四方粮商昼夜进粮,结果杭城粮食爆满只好降价,百姓大大得益。
这个“荒政三策”,如果放在别的地方不见得适用,但放在杭州却条条见效,为什么呢?第一条和第二条都跟杭州这个旅游城市有关。他把各个寺庙的方丈召集起来说,这种年份,用工工钱很低的,你们可以趁此大兴土木。当然,这个先决条件是,杭州的寺庙都有钱。除此以外,他还下令翻新粮仓、官署,每天雇佣上千劳工。公家单位要搞建设,一定会拉动一些经济,即便杭州现有财政支付有些问题,但是,为了老百姓有个活路,难道不可以向中央财政求助吗?
正因为杭州是旅游城市,杭州的老百姓很喜欢旅游做佛事,因此,他这个策略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一句话,就是要自己救自己,要让整个杭州都动起来!
于是,他组织划船比赛,还尽量拉长比赛的时间,从春天到夏天,简直是搞全民体育大赛,层层选拔,众人关注,这样就拉动了很多的行业。尽管有人告状说,范市长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一天到晚大兴土木,还奢侈得很,天天花天酒地,但都只是看表面,不看大局。
至于第三条,还因为杭州是个旅游城市,来来往往的人多,因此他先把杭州的粮价暂时拉高,然后等各地粮商趋之若鹜时,杭州的老百姓就得实惠了。因为那时不像现在,运输啊仓储啊什么的都不方便,你粮食运进来再想出去就会亏本,还不如低价卖给老百姓呢。这一招实在太阴,简直有点坑商,但是,为了老百姓不饿死,他也只能出此下策了。
此三策是需要冒险的,他需要有卓越的远见,还要承担被弹劾和罢官的危险,但范仲淹毫不犹豫地做了。
三策的成功,有一小部分还要归功于朝廷,他们很理解范公,虽然他们理解的前提是范公一向正直的人品。
伍、你读过《孟子》吗?
《卷十四·艺文一》将一高官貌似有学问的嘴脸刻划得入木三分:王子韶做县令的时候还不出名,他曾去拜访一高官,恰逢那高官和客人在起劲地谈论《孟子》,根本不理睬他。过了好一阵,高官忽然回头问子韶:你曾经读过《孟子》吗?子韶回答说:平生很喜爱这部书,但是根本不明白其中的义理。高官问:不明白什么义理呢?子韶说:开头就不明白。高官于是再问:怎样开头就不明白?说来听听。子韶说:“孟子见梁惠王”,《孟子》开头这句就不懂。高官非常地惊讶:
这句话有什么深奥的义理吗?子韶说:孟子既然说了不拜见诸侯,为什么要去拜见梁惠王呢?高官无言以对。
这好像是一则艺文轶事,情节简单却饶有趣味。
高官虽然官高,但全然不懂为官为人的基本礼节。就因为你官比别人大,就可以怠慢别人。人家来访,总是经过预约啊什么的,你没有空就不要见人家嘛!
难道说一句等等就会没了面子?其实,所有的一切,高官都懂的,他之所以如此摆谱,就是因为他官高嘛。要开会,开会的人只有等他,没有听说他等开会的人。待他去见别的更高的官,估计他也会受到差不多的待遇。
高官以为官高水平就一定高。查子韶,他在北宋也是一个名人,学识广博,曾参与王安石变法。而那个高官在谈什么《孟子》想必也是兴致勃勃,可以构画的场景是,那个和高官在言谈的人,神情一定毕恭毕敬,一定是在卑谦地倾听着,纵然他对《孟子》已经烂熟于心,甚至已经在核心期刊发表了好多论文,但仍然只好听着高官狗屁不通的高论。高官肯定注意到了子韶的存在,于是他会把话题抛过去,抛话题并不是他尊重子韶,而是想再显摆一下。他的自我感觉极好,因为他还从来没有碰到下属对他指出过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就是《孟子》的权威啊,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百句呢。别人都这么说,他也就这么认为,他如果出场作专题讲座,那一定是看得起那个地方,讲课费也是本朝顶尖档次。
哪里想到,这个子韶会来这么一手,我的见识竟然没有下属高,我的知识竟然不如下属丰富。真是羞愧万分啊。
其实,高官水平是可以真的高起来的。因为他站的层次不一样,可以一览众山小了;因为他接触的人才博而杂,见识自然会多起来,耳濡目染,总会讲出一些新道道来的;还因为,他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内参啊内幕啊什么的,见解自然就高了。
总之,只要高官虚心,只要高官有悟性,那他的水平一定可以再上台阶的。就怕,官高水平自然涨,涨的只是一片马屁声,他还作享受状。
生有涯而知无涯,有的时候,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那些个高官类的主儿就是不怎么明白。
陆、王荆公不受
《卷九·人事一》有王安石廉政小插曲:王安石有哮喘病,要用紫团山人参为药,找不到。当时薛师政从河东回京,恰好有紫团山人参,于是就送王几两,他不接受。有人劝他说:您的病非此药不能医治,为疾病考虑,您就不要再推辞了。
王答:平生没吃过紫团参,也活到了今日。最终没接受。王脸色黧黑,门生为此很担忧,询问医生,医生说:这是污垢,不是疾病。门生于是送澡豆让王洁面。
王回答:我的脸生来就黑乎乎的,澡豆对我有什么用呢?
这里没有说王安石此时做什么官,但从人们关心的细节上可以看出官不小。一般说来,领导的身体人们还是比较关注的,尤其是像他这样的大领导,关心的人更是多得无数了,不仅认识的人要关心,就是那些不认识的也要千方百计地关心,领导生病住院你不关心什么时候关心?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个关心就会转化成良好的生产关系,继而会产生不小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