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团山参估计不是什么名贵药,只是有些特殊罢了,没有这味药,药效会有影响,但毕竟不会致命。因此,王没有紫团山参,也就活到了今日。但是,有许多人就偏偏认为:我接受这个东西,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我有病(理由可依此类推)啊,因为我这个病需要这个药啊,你们总得讲点儿人情人性吧。许多人就在这个理所当然中,像被温水煮着的青蛙,等到想跳出时,已经晚了,水已经烧到足够将他煮熟的程度了。
我曾经在野史里读到,王安石是个出了名的不讲修饰的人,蓬头垢面。他当时生活在京城,可是澡堂子遍地呢,他都懒得去洗。好在他的两个朋友够意思,每月强拉着他去洗两次。请注意了,这里纯粹是为了王的个人卫生,没有拉领导干部洗桑拿什么的,再说澡堂子里也没有服务小姐。所以,王是很知道自己习惯和仪容的,这个医生完全是扯蛋,我不讲卫生,然而脸上的污垢总要洗掉吧,否则,皇帝能容忍我每天这么臭烘烘向他汇报工作?所以,这个澡豆什么的洁面护肤品,我用不着,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串通起来让我上钩呢。
王荆公因为不受参,不受澡豆,所以活得很轻松很快乐。
因为不受,所以轻松。孙甫拒砚台同样值得称道。
有人曾送孙甫一名贵砚台,价值三万。孙问:这个砚台有何特异功能啊,为什么这么贵?送的人说:砚台贵在石润,这块砚台,你在上面呵口气,就有水流出。
孙笑笑说:即便一天呵得一担水,才值三钱,买它何用呢?最终没有收下砚台。
这样的砚台自然是名贵了。想想看,只要呵口气,就可以磨墨使用,多方便。可是,孙却不这样想,砚台的功能不就是磨墨写字吗?难道一定要呵气?水不是现成的吗?一担水只值三钱,我为什么要去收受三万的砚台呢?呵水的水和担水的水其实是两个概念,但孙甫故意将它们偷换。把砚台看轻,便什么也不值了。
布衣猜测,王安石和孙甫一定强调自省。对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会仔细反省检查,如果没有什么过错,那福祸毁誉就不需要理会,我没有惹祸而祸来,自有上天来承担过错;我没有招谤而谤来,自有他人来承担过错,跟我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如果福分和荣誉是我应得的,我也不会增加喜悦之情,如果是侥幸得来的,我将会恐惧和羞愧。
明人吕坤曾说: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没有一样是值得留恋的,只是由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得不与之相处罢了。
有了参和砚台的注脚,吕坤的话虽有些绝对,却也值得深思。
柒、任命文件也要付钱噢
《卷二·故事二》让我们见识了一种特别的稿费:写份任命文件也要收钱的。内外制(代朝廷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官员)里的那些秘书们,凡是起草制书任命官员,被任命者官职在给谏、待制以上的都得给润笔钱。宋太宗的时候,甚至还确立了润笔钱的数额,下诏把它镌刻在石碑上,立在舍人院里。每次任命官员后,都要发文去催讨润笔钱。这笔钱怎么用呢?上至院里的官员,下至院里的吏人、马夫都有份。元丰年间,朝廷给秘书们增加了工资和奖金,这个润笔钱于是被废除。
下个文也要收钱,对刚刚做官的读书人来说,估计不是什么小钱,还是相当大一笔呢,因为指望他的人很多。
那么,那些被初次任命的官员怎么去弄这笔钱呢?不管家庭经济状况如何,总归是有办法的。看一个趣例。
张宏杰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对曾国藩点了翰林后筹经费作了有趣的描写。
曾的募集资金有四个特点:时间长,范围广,路程远,收入多。自道光十八年年底抵家,到十九年十一月离家进京,曾国藩在家乡呆了296天,期间他外出连续拜客四次,共计198天。他很会跑,足迹遍及湘乡、宁乡、衡阳、清泉、耒阳、永兴、邵阳、武冈、新化、安化等十县州。
曾还是很有头脑的。他不是盲目乱拜,他所拜的对象主要是以下四类:自己的亲戚故旧(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不拿谁拿呢);族谱上能找到的湖南各地曾氏家族族人,其中大部分是累世没有来往的(不管怎么样,我要做官了,也是你们的荣耀吧);非亲非故的各县官员和著名乡绅(嘿嘿,以后咱们是同行了,谁还没个互相关照呢);在外县经商的湘乡籍的老板们(给我点支助,你们日后不会吃亏的,这也是期权交易嘛)。
曾四次拜客,共走访约两千家,收入合计共一千四百六十八两又千一百二十文,白银三百五十五两九钱,花元二百三十元,以白银合计,共为一千四百八十九两一钱二分。这在当时已经很值钱了,可以买良田五十亩,或者四万斤猪肉。
这只是一例,并不是沈括那个时候的,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因为像范进一样寒门出身的还是很多。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无论怎么说,这是明目张胆的,政府允许的收费行为,况且皇帝都支持秘书们这样做,你不给的话,还要下通知催讨!
我把这一些行为都称做暗权力。
无论哪个朝代,这种暗权力都在一定程度上以各种形式存在。就如任命这件事,那些个作会议记录的秘书们,都可以提前通风报信的。提前报消息了,他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有价值体现,那么他自然就有利益得到。更何况那些主要官员的贴身秘书们,他们是想要晋级官员登堂入室的引路人,重要得很!
某省有一落马高官,分管组织,他和组织部长有分工,就是那些在考评中表现不太好的官员由他来谈话。有次,某厅长考核不好,他敲警钟了:你考核有问题呢,估计这次调整会有麻烦。厅长一听就慌了,连忙表态还要继续为革命工作。谈话结束时,高官在厅长肩膀上拍了两下,打着哈哈走了。厅长立刻领悟,因为坊间有传高官拍一下是十万。当夜,厅长就送上二十万。
暗权力也是权力,某种程度上比权力更厉害!
捌、打鼓高手唐玄宗
《卷五·乐律一》让我知道了唐明皇多情的源头。唐玄宗打得一手好鼓,这种鼓叫羯鼓。羯鼓的特点是,透空碎远,和一般的鼓极为不同,它可以独奏。沈括研究认为,唐代的羯鼓曲,比较著名的有《大合蝉》、《滴滴泉》等,但都差不多失传了,到他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人会这个了。
他这样写:唐玄宗和李龟年(唐代著名音乐家)讨论羯鼓时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他为了练习打羯鼓,打坏的鼓杖有四柜子之多。
在我知道唐玄宗是打鼓高手之前,我对他的印象主要有以下几点。
运气十分好也十分坏。十分好是,靠他太爷爷、爷爷和父亲的积累,唐朝到他这里开始达到了非常强盛的地步,这不是他水平高,而是他运气好。十分坏是,唐朝的由盛而衰也是他造成的,最后仓皇出逃,场景非常凄惨:派出前导官沿路安排皇帝的食宿,结果前导官和沿途的县令都撇下皇帝不管,逃得无影无踪。
再派使者征召其他的官吏与民众,也没有一个人响应。到了中午还没有饭吃,杨国忠只好自己去买了饼子给他吃。还是老百姓善良,他们看到皇帝如此悲惨,就来献食,虽然都是粗粮,但皇孙们却一抢而空。
器重宦官。他曾经这样说,没有高力士在他身边值班,他都睡不好觉。于是,从他开始,一大批宦官得到任用。这样的结果就是,高力士甚至代替唐玄宗阅读天下的奏章,小事就直接处理了,大事才向他汇报(谁知道高会瞒下什么大事呢)。
乱伦高手。杨贵妃原来是他儿子寿王的妃子。他是想尽办法把儿媳弄到他的床上,过程就不用去说了。“脏唐”里,他的功劳不可磨灭。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会下这么大的决心?做这件事情真要下点决心的。原来,杨贵妃除了美貌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通晓音律,唱歌跳舞样样拿手,这一点与爱好音乐的唐玄宗性格相合,自然是三千宠爱集一身了。
崇老喜仙。热衷于求神仙,迷信老子。这对于取得皇位而又没有皇家正统的朝代来说,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明正言顺,即我们来掌管这个天下是上天注定的。
于是,千方百计地找关系。唐皇帝就将姓李的老子当作自己的祖先了,因为李耽的名气大啊,足够向民众炫耀了,于是将老子的父亲封为先天太皇。唐玄宗索性将年号也改为“天宝”了。其实,老子父亲是什么人,在什么时代,历史上根本没有记载。而且,李唐的先世本是陇西的少数民族,根本不像商周两代的祖先有世系可以考察的。
好了,说了这些印象,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唐玄宗平时大概在干些什么了。因为这样的素质,你还想让他学习唐太宗?看来,唐太宗的一系列忧虑都是白费了,他的子孙比他潇洒。他的兴趣在泡妞等享受上呢!
于是,我们可以设想。唐玄宗第一次看到听到这个羯鼓,就异常激动,这个东西能表达他的心声,能让他放松,能让他达到想要的理想境界。俗话说了,兴趣是学习之母,兴趣会给一个人带来无限的动力!他初试牛刀,竟然博得满堂喝彩,于是信心倍增,于是不断地打啊,打啊,有空就打,没空也要想办法挤时间去打。有一天,宰相姚崇来请示用干部的事情,玄宗就懒得理他,不理他的理由是,你宰相就不应该把这么细碎的事情拿来烦我,什么事情都要我处理,那我还要你们宰相干什么?这说明,他早就知道皇帝只要抓大事就可以了,不必事无巨细都要躬亲的。但这个羯鼓不一样,这是我最爱。而且,贵妃跳舞,我打鼓,你看你看,好不好看?好不好听?激不激动?就是嘛,我有这样的特长,为什么不发挥出来呢?
我在清朝余怀的《板桥杂记》中还读到一则《教坊梨园》,他也写到了唐玄宗的这种音乐爱好。玄宗基本上就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学教授,他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道观所奏之曲),还选极漂亮女学生三百,在梨园亲自授课。
不幸的是,唐朝的美好时代就这样被他给打坏掉了。
喜欢羯鼓无罪,喜欢音乐无罪,但谁让他是皇帝呢?
玖、舞蹈专家寇准
同一节,沈括还向我们描绘了寇准的另一种形象,他擅长舞蹈。寇准,封号莱国公,喜好《柘枝》舞。他与客人聚会时,一定要跳个痛快,每跳一次一定是一整天,当时的人们都称他是“柘枝颠”。沈括采访到,今天凤翔有一个老尼姑,就是寇准当年的柘枝妓,她说:当时的《柘枝》曲还有几十遍,今日所舞的《柘枝》和当时相比,遍数不到十分之二三。
这是一个官员的典型业余爱好。记载虽然简单,但可以读出许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