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虽然也见到当时社会和文明状态所造成的不幸和苦难，但他认识到的罪恶不在于社会和文明的天性和构造，而是在于社会和文明所采用的错误途径，是在于人们为社会和文明所建立的错误基础。孔子对中国人说不要抛弃文明——在一个真正的社会和真正的文明里，在真的具有基础的社会和文明中，人也能够过上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事实上，孔子毕生努力尝试把社会和文明引入正途，给它一个真正的基础，以此防止文明的覆灭。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当他看到自己无法阻止中国文明的覆灭——他做了什么呢？你看，好像一个看到自己房屋着了火、燃烧着就要坠于头顶上的建筑师，确信他无法挽救房屋，知道他所能做的事情是挽救这座建筑的图纸和设计，如此之后就可以有机会重建；于是孔子，当看到中国文明像建筑不可避免的覆灭而自己却不能阻止时，他认为应该挽救图纸和设计，由此他挽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保存在中国圣经的旧约里面——五本圣经即五经，五本正典。这就是我说的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伟大功绩——他为他们挽救了文明的图纸和设计。
我要说，孔子，当他为中国文明挽救了图纸和设计时，是为中华民族做了伟大的工作。但这并不算是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主要的和最伟大的工作。他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通过挽救他们文明的图纸和设计，并对文明的设计做了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解释，在这个新的综合里，他给了中国人真正的国家观念——国家的一个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的基础。
不过，古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现代的卢梭和赫伯特·斯宾塞也给出了文明的综合，并试图提出真正的国家观念。那么我提到的欧洲伟人们所做出的哲学及这种文明的综合，与作为儒教的哲学和道德体系文明的综合有什么不同？由我所见，有以下不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并没有成为宗教或者是宗教的等价物，也没有成为一个民族或国家大众可接受的信仰，而儒教则成为中国如此众多的民众的一种宗教或者是宗教的等价物。我在这里提到的宗教，我所谓的宗教，不是针对这个词的欧洲狭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更加广泛的普遍意义上使用的。歌德说：“唯有民众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唯有民众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现在，当我们在宗教这个词的广泛普遍意义上使用它时，我们意指的是一种有行为规范的教导体系，正如歌德所说，是被人类大众或者最少被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众，作为真理和约束来接受的东西。从这个词的广泛和普遍的意义上来讲，基督教和佛教都是宗教。在这种广泛和普遍的意义上，如你们所知，儒教成了一种宗教，因为它的教导被认为是真理，他的行为规范已经被整个中国民族和种族当作约束，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即便在这种广泛和普遍的意义上也没有成为宗教。我说，这就是儒教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的不同——一种依然是学者的哲学，另外一种却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众、包括中国学者的宗教或者是宗教的等价物。
在这个词的广泛和普遍的意义上，我说儒教和基督教或者佛教一样都是宗教。你们应该记得我说过儒教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那么，儒教与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这个词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当然是一个其中有一种超自然的起源和因素，而另外一个则没有。但除了这个超自然和非超自然的区别，儒教与欧洲意义上的宗教这个词，比如基督教和佛教，还有另外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就是：欧洲词义上的宗教教导人成为一个好人。而儒教做得更多；儒教教导一个人成为一个好公民。对一个人，不是单独的人，而是处在他和同胞以及国家的关系里的人，基督徒的问答集里这样发问：“人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而孔子的问答集即《论语》中是这么问的：“公民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基督徒在问答集里回答道：“人的主要目标是赞美上帝。”孔子则在他的问答集里回答道：“人的主要目标是做孝子和好公民。”子游，孔子的一个门徒，孔子言论和话语中引用过他，他曾说：“明智的人集中于生活的基础——人的主要目标。基础打好了，就有了智慧、宗教。在生活中做孝子和好公民，不正是这基础——作为道德生命的人的主要目标么？”简而言之，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目标是让人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人，成为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而儒教限于让人成为一个好公民——像孝子和好公民那样生活。换句话说，欧洲词义上的宗教说：“如果你想要拥有信仰，你就必须是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而儒教说：“如果你是一个孝子和好公民，你就有信仰。”
事实上，儒教和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比如基督教或者佛教，它们的真正区别在于一个是个人的信仰，或者可称为教会信仰，而另一个是社会信仰，或者可称为国家信仰。我说，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通过给出真正的国家观念，使得孔子这个观念成了一个宗教。在欧洲，政治是一门科学，但在中国，从孔子时代开始，政治就是一种宗教。简单地说，我认为，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就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社会或者国家信仰。孔子在一本他生命快要结束时写的书里，讲述了这种国家信仰，这本书他命名为《春秋》。孔子把这本书命名为《春秋》，是因为书的目标是给出支配的兴衰——国家的春天和秋天——真正的道德原因。这本书也可以称为近代编年史，类似于卡莱尔的近代小册子。在这本书里孔子对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的历史做了概括，回溯了整个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下的困苦和不幸，指出其真正原因在于事实上人们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没有他们对国家、对国家元首、对他们的统治者和君主的责任真正性质的正确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孔子在这本书里讲授了君权神授。现在我知道你们大家，或者至少你们大多数，至今不会相信君权神授。这里我不想与你们争论。我只请求你们别立即下判断，先听我往下说。同时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卡莱尔的一句话。卡莱尔说：“国王统治我们的权力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是魔鬼似的错误。”现在我请求你们，在君权神授这个主题上，回忆和思考一下卡莱尔说的这句话。
在这本书里，孔子教导说，如同人类社会中人的所有普通关系和行为，除利益和恐惧的基础动机外，还有一种影响他们行为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是一种高于所有利益和恐惧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这种动机就是责任；因此在所有人类社会的这一重要关系中，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与国家或民族的首领之间的关系中，也有如责任这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来影响和鼓舞他们的行为。那么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人忠于国家或者民族的首领，这一责任的理性基础是什么呢？在孔子时代之前的封建时代，由于半家族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形式，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个家庭，人们并不特别感到他们对于国家首领的责任需要一个非常清晰和坚实的基础，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宗族或者家庭的成员，血缘纽带或者天生的感情已经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和国家首领，也是他们宗族或家庭的高级成员，绑在一起。如我说过的那样，但在孔子时代，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时的国家已远非家庭可以比拟，那时国家的公民不再是组成一个宗族或家庭的成员。因此，这就需要为国家或者民族的人忠于国家元首——他们的统治者或君主——的责任找一个新的、清楚的、理性的、坚实的基础。孔子为这个责任找到的新基础是什么呢？孔子在荣誉这个词里为责任找到了新基础。
去年我在日本的时候，教育外相菊池男爵问我，我提到过的孔子讲述他的国家信仰的这本书里的四个中国字怎么翻译。这四个字是“名分大义”。我把他们翻译为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把儒教和另外的所有宗教作了一个特别的区分，他们没有把孔子教导的这个体系称为教——汉语里命名别的宗教，比如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通用术语——而是把这种荣誉的信仰称为名教。在孔子的教导中，君子之道这个术语，理雅各博士翻译为“高人之道”，在欧洲语言里最接近的等价词是道德律法——字面上来看，道的含义是君子的律法。事实上，孔子教导的哲学和道德的整个体系可以用一个词总结：君子的律法。孔子把君子的律法写作成文并发展成为宗教——国家宗教。这种国家宗教的信仰第一条款就是名分大义——荣誉和责任的原则——它也可以称为：荣誉的法典。
在这种国家信仰里，孔子教导说，不但国家，而且所有社会和文明的唯一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的基础就是这一君子的律法、人的荣誉感。现在你们，即便相信政治里没有道德的那些人——我认为，你们大家都知道并且承认在人类社会里这种人的荣誉感的重要性。但我不十分肯定你们所有人都能意识到人的这种荣誉感对维持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绝对必要性；事实上，正如谚语“盗亦有道”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人的荣誉感，所有社会和文明会立刻崩溃而无法存在。请允许我来为你们解释为何会这样？让我们以社会中的赌博这种琐事为例。除非人们坐下来赌博的时候都承认并感到自己受制于荣誉感，当某种颜色的纸牌或者色子出现就付钱，否则赌博就不可能进行。商人——除非商人承认并感到受制于荣誉感去履行约定，所有的交易就都不可能进行。可你们会说违背约定的商人会被送到法庭。没错，可是如果没有法庭，会怎样？另外，法庭——法庭如何才能让食言的商人履行约定？通过暴力。事实上，没有人们的荣誉感，社会只能通过暴力暂时地结合在一起。但我认为我能向你揭示，单靠暴力不能将社会永远结合在一起。强迫商人去履行契约的警察，使用暴力。可律师、地方官或者共和国总统——他如何让警察履行职责？你知道他不能用暴力做这件事；那么用什么呢？要么使用警察的荣誉感，要么使用欺骗。
如今的全世界——很遗憾，也包括中国——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都是通过欺骗让警察履行责任的。现代的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告诉警察他必须履行责任，因为这样对社会有利、对他的国家有利；而对社会有利就意味着，他这个警察能够按时领到薪金，没有这个薪金他与他的家庭就会饿死。我说，律师、政客或者共和国总统告诉警察这些时用了欺骗。我说它是欺骗，是因为对国家有利，对警察意味着每周15先令，这仅仅让他和他的家庭免于饥饿，对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却意味着每年1至2万镑，好房子、电灯、汽车和所有舒适奢侈的东西，这需要成千上万的人们的血汗辛劳来供养。我说它是欺骗，因为如果没有认识到荣誉感——这种荣誉感会让赌徒把他口袋里最后一个便士拿出来给赢了他的人，没有这种荣誉感，所有导致社会上贫富不均的钱财的转移和占有，如同赌桌上金钱的转移，就都没有任何正当性和约束力。因此，律师、政客、地方官或者共和国总统，虽然他们谈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其实靠的是警察对荣誉的无意识，这不但让他尽职，而且让他尊重财产权，满足于一周15先令的薪水，而律师、政客和共和国总统却有每年两万镑的收入。因此，我说这是欺骗，因为他们要求警察有荣誉感；而他们，现代社会的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相信并且公然地按照政治中没有道德、没有荣誉感的原则去言说和行动。
你们会记得，我说过，卡莱尔说——国王统治我们的权利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是魔鬼似的错误。现代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的这种欺骗就是卡莱尔所说的魔鬼似的错误。就是这种欺骗，现代社会公务人员的滑头教义，自己按照在政治上没有道德、没有荣誉感的原则去言说和行动，却装模作样地谈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正是这种滑头教义，如同卡莱尔所说的，导致今日社会文明所看到的“普遍的苦难、反抗、狂乱、激进主义起义的狂热、复辟专制统治的冷酷、大众的兽性堕落、个人的过度愚昧”。简而言之，正是这种欺骗和暴力的组合，滑头教义和军国主义，律师和警察，导致了现代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暴力和欺骗的组合强奸了人们的道德感，导致了疯狂，这种疯狂使得无政府主义者用炮弹和炸药来反抗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
事实上，一个社会，如果人民没有了荣誉感，在政治上没有道德，我说它是不能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至少不能持久。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的警察，依靠他们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才能实现欺骗，将会陷入两难的悖论。他被告知他必须为了社会利益履行自己的职责。可他，这个可怜的警察，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对他而言，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最少也是社会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有别的谋生手段而不是当警察，比如当一个反警察分子，他可以得到更多的报酬来改善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条件，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利益。那样的话警察迟早会得出结论，由于政治中没有荣誉感这么一回事情，如果能得到更好的报酬，那样也意味着社会利益，他没有理由不去做一个革命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社会就到了末日。孟子说“孔子写完《春秋》”，在书中他讲述了他的国家信仰并揭示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那时的社会，正如今日的世界，公务人员没有荣誉感，政治上没有道德感，它注定到了末日；当孔子写这本书的时候，“乱臣贼子惧”。
言归正传，我要说，没有荣誉感的社会无法维持、不能持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人类社会里赌博和交易这等琐碎或者是无足轻重的事情涉及的人际关系里，承认荣誉感也是如此重要和必需，那么在建立了家庭和国家这些最本质的制度的人类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它将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如你们知道的那样，历史上所有国家的公民社会的兴起通常都是始于婚姻制度。欧洲的教会宗教让婚姻成为一种圣礼，也就是说，是某种神圣不可违背的东西。欧洲婚姻圣礼的约束力来自教堂，其威信来自上帝。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形式的，或者说法律的约束力。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真实的、内在的、真正约束力——正如我们在无教会无宗教的国家所看到的那样，是荣誉感，是男人和女人的君子律法。孔子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换句话讲，在所有公民社会的国家中都承认的荣誉感——君子律法，是婚姻制度的基础。这种婚姻制度建立了家庭。